“最新情况，”马普安说，“乐炎，5月3日。我们就像恐怖电影中的主角，被困在‘恶魔村’一座秃山的半腰，孤立无援，处处潜藏危机。我们已经没有水了。温度在30度以上。

我的二号指挥员简直就是一个胆小鬼……”

“我想躺会儿。”爱德说。没有水我们哪儿也去不了，于是我们铺开防潮垫，试图在数以百计的苍蝇的嗡嗡声中睡一会儿。

最终还是那个拿木棒的男人走了过来，好在这次他手里没拿木棒。他一点点靠近我们，终于鼓足勇气来到我们身边。

“你们想要点水是吧?”他说。

“是的，请帮助我们。”爱德说。

“把你们的水袋给我，我给你们弄点水来。刚才的事你们别介意，主要是孩子们被吓着了。”

“太感谢你了。”爱德说着，把水袋递给他。那个男人接住后，停顿了一下，看着我们。

“你们不是从贵州来的吧?”他说。

一个穿白色衣服的男人跟着我们过了北盘江上的桥。我们太累了，没有注意行程安排。

根据记录，离开紫云县城三天后就应该到达这里，但我们却用了六天。早先的时候，我们常常惊叹于红军的行进速度和耐力，一直紧跟他们的进程，但这一次却没有跟上。实在想不明白，就算有向导，红军又怎么能以这么快的速度穿越紫云和望谟?

穿白衣的人一直在招手，还在说着什么。我们猜他可能是想练习一下英语。但后来他找了一个穿制服的人，强迫我们跟他到了桥东一间办公室里。他们指着路边一个手写的牌子，教了我们两个中国字:“非”和“典”。

政府终于开始采取行动了，每个旅行者都必须测量体温，遇到不正常情况要立即上报。

看到爱德的体温，王医生皱起眉头。

“你的体温有点高。”他说。

爱德已经连说话的劲儿都没有了，更别提争辩，爱怎么办怎么办吧。但王医生能察言观色，他看见爱德脸上清清楚楚写道:“我刚刚走了25公里山路，背着20公斤重的背包，天气又这么热，我的体温当然高，傻子都知道。”

“那好吧，没有问题，”王医生说，“可以走了。”

日记选摘，马普安，白层，2003年5月3日……我们摸黑过了桥，不一会儿就到了一座靠糖发家的小镇。卡车穿梭于巨大的工厂，一刻也不停歇。

工厂巨大的烟囱喷出刺鼻的气味———那是制糖的副产品。我们的求宿被遇到的第一位女房东拒绝了。她一直在说“非典”，看来人们认为外国人是疾病的传播者。

爱德气愤极了。“不是非典，是废话!”他气呼呼地说，又去找别的旅店。

爱德又想起那个起初拿着木棒想轰走我们的男人。他和女房东对我们如出一辙的排斥只是巧合吗?第二天晚上到贞丰县城的时候，我们确定不是这样的。

滚动直播的伊拉克战争新闻已经被24小时的“非典”报道取代了。北京传来的画面就像到了世界末日———大街上空空荡荡，穿着白色、防生化污染服的人们仔细检查着建筑物和公共交通工具。所有频道都不断显示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

“看看这些，人们肯定认为世界末日到了。”爱德说。

“这儿的情况都快失去控制了。”我们的朋友TomSpearman说。他以前只通知我们重要足球比赛的消息，现在却跟我们谈起了瘟疫数据。Tom的婚礼取消了，他的中国未婚妻叫刘建亚，由于非典，外国人和中国人申请结婚的登记处已经关闭。

离开贞丰后，我们遇到一群人，他们见到我们说的不再是“攻打伊拉克”，而是“外国人……非典”。

非典完全改变了我们长征路的氛围。过去，还指望农民可以帮助我们———告诉我们路线，给我们饭吃，有时候还给我们提供住宿的地方。但现在，每到一个新的村庄我们都很紧张，说不定会被当地人赶出来。

跋涉五个月后，我们离开了贵州省。

吕思涛在我们士气最低的时候给我们送来了比萨，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长距离的比萨递送了。一块比萨从广州历经3000余公里来到我们在云南东北部的宿营地。思涛在路上走了36个小时，按理说，他这趟旅行完全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至少，北京的消息留给我们这样的印象。

听说因为非典疫情，全中国境内的旅行都被禁止了，广州这样的高危疫区禁令更加严格。贾霁取消了在曲靖和我们会合的计划。我们想如果思涛依旧按计划行动，肯定会被逮捕并像狗一样被隔离起来，而我们的比萨会被没收，然后被几个管卫生的官员吃掉。

思涛在黄昏的时候找到我们。这一天已经下了两场暴风雨，我们躲在一座极简陋的小棚子里。躲过了雨，我们已经不能再去找安稳的住处，幸好天晴了，一轮满月为我们搭帐篷提供了充足的光线。我们高兴地拥抱了朋友。

“你到底是怎么过来的?”爱德问。

“还拿着比萨。”马普安说。

“没有问题。”思涛说。

“你是说到这儿没有问题，还是说拿着比萨没有问题?”马普安问。

“到这儿……还有拿着比萨。”思涛说。

“太好了!”马普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