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哥哥在广州打工。”24岁的韦萍说，“电视和VCD机是他带回来的，还给我寄了电影光盘。”

“每天晚上都有人来看电视吗?”爱德问。

“对。”“每天晚上家里坐满人，你会不会感到烦呢?”

“一点也不烦。”

韦萍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有点夸夸其谈，爱在他的乡亲面前炫耀。而接触时间长了，我们意识到这样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他谦逊、慷慨，再没有比迎来一大屋子客人、然后为他们服务更让他高兴的事情了。他一再向我们道歉，说没有照顾好我们。他先拿给我们一些又甜又粘的米饭团、炸花生米还有一碗煮面条。随后他又有了主意，出去了一会儿，回来时手里握着最美味的佳肴———一只鸡蛋。他把鸡蛋打进沸水里，然后加了一些辣椒，最后把做好的汤用勺子舀到面条上。

韦萍的慷慨感动了我们以及那些过来看电视的人们，他们的生活也让我们深有感触。我们在这里显然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尽管最奢侈的食品就是一只鸡蛋。我们不吃肉，也许让他们省了不少麻烦。

录像直到晚上11点半才放完。楼上的我们已经缩进睡袋，紧挨着一堆米袋子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韦萍说什么也不要我们的钱，只提了一个在我们看来一点都不难满足的请求。他想用我们的卫星电话跟他哥哥说几句话。就这样，在2003年5月1日，关文村打出了它悠长历史上的第一通电话，奇怪的是他的哥哥接到电话时竟然没有丝毫意外。

“五一”那天我们的身体承受了新长征历史上最严酷的考验。快到日落时，我们总共走了12公里，酷热导致我们严重脱水，痛苦不堪，这时终于看到了迷人的洋架村。村子的最高处有二十来个架在木桩上的草顶、木制圆形粮仓，直径长达5米，这是我们在中国见到的最像非洲的景象了。

不幸的是，洋架村还在另一座山的山腰上，不得已我们只能在天黑前再精疲力竭地爬一回山。由于有了昨天的成功经验，到达洋架村后我们又“瘫倒在地上，看上去可怜兮兮的”。这一招在布依族地区果然很灵，刚过了几分钟，一个非常时髦的小伙子就邀请我们去他家。

黄锋是村长黄聪明的儿子，他的时髦意识是在东莞打工五个月的结果。

“就五个月?”马普安说，“你为什么这么快就回家?”

“我发现自己不适合那样的生活。”黄锋说，“我有一个朋友在外面干了三年才回来，但对我来说太辛苦了。每周上七天班，每天十二个小时，一个月只能休息半天，如果运气好，一个礼拜能歇一晚上。”

“你挣多少钱?”

“每个月六七百块吧。”

怪不得村里的人纷纷到广东的血汗工厂打工呢，在那儿他们一个月就可以挣到村民们一年的收入。但黄锋描述的工作环境让我们想起在学校里读到的十九世纪的英国。当黄锋和他的朋友们说他们认为我们的行程非常艰苦时，我们感到有些不自在。与他们的经历相比，我们的长途跋涉根本算不上什么。

日记选摘，马普安，洋架村，2003年5月1日“这里是不是你们在长征路上看到的最落后的地区?”小黄问。

我不想说谎。“至今为止，这里是最穷的。”我说。

但是突然，我想我知道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真正答案。我给他讲了在过去的七个月里，我们从贫困地区获得的感受。

“最穷并不意味着最落后。”我说。他疑惑地看着我。

“什么意思?”

“落后不能只用经济标准衡量。这个词的真正意思不是这样的。”

我告诉他中国最落后的地方是通道县城。在那里，一个骑摩托的人曾大声喊“哈�”打趣我们，而他的同伴一脸坏笑。这样的人买得起新的摩托甚至一辆新汽车。“但他永远都是一个土老冒儿。”我说。

黄锋让我说说土老冒儿是什么意思，但我想他肯定明白。

我理解的“先进”是指对陌生人随和谦恭的态度，对新思想的包容以及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先进的人应该抱有一种想办法的态度。我希望我能把最后这部分说得更清楚些，但这是一个刚刚形成的新想法，我还有些词不达意。

“谁不知道偏远地区机会少?但相信我，我说你不落后，这是真的。你只是在这儿缺少机会。”

我蹩脚的中文演说终于结束了。黄锋好像明白了我的意思。

“你说得好。”他说，笑了。

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敢相信像洋架村这样艰苦的地方人们还会回来生活。像黄锋所说的，那里甚至还有人吃不饱饭。但洋架村也在变化。上个月那里通了电，这大大增强了人们的娱乐意识。黄家旁边新添置了一个台球桌，在那里玩的人凌晨3点还不罢手，常常把我们吵醒。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乡村碰见人们半夜以后还不睡觉。黄锋的父亲说从播东通往这里的公路估计年底就可以开通了，那之后他们希望发掘一个准宝石矿，还有两位准备开一家小工厂的浙江客商，也已经在村子里安顿下来。

日记选摘，爱德，洋架村，2003年5月1日进入紫云后的感受是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可能是因为我总是匆匆地经过那些贫穷的地区吧，而且本能的自我保护意识总让自己不投入太多的感情。直到最近，我的防线开始出现裂隙。我开始更多地为遇到的人们着想，但同时又想尽快地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