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1～213天

2003年4月24日～5月17日日记选摘，马普安，拉汗村宿营地，2003年4月29日……爱德对孩子有着非比寻常的耐心。他就好像在执行一项神圣的使命一样，每天都要和孩子们交谈。爱德曾做过大学助教，又有一个当教授的父亲。我想他一定本能地把“非典”来袭教育当做解决那些复杂的发展问题的途径，试图借此帮孩子们摆脱贫困。他一点也不像他的父亲，但他又100%地像他的父亲。

我们走到紫云西南方的布依族村庄磨安，在那儿的学校里过了一夜。老师自然是我们的同盟者。我们常常把新长征看作是一次教育行动，但对象绝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孩子们看到我们总是特别兴奋，乐意和我们交谈，我们希望，就像离开于都时的情形一样，和他们短暂的相处能够在他们的心灵深处留下某些有用的、长久的印记。我们梦想自己的行动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进来，以更切合实际的方式将这些偏远的地区与外面的世界联系起来，开阔人们的眼界，促生更高更远的梦想。

33岁的陆天荣老师开了个小铺，是磨安仅有的两家店铺之一。我们在他的铺子后面吃米饭，还有蘸着辣椒吃的煮四季豆和瓜。他的妻子一直在忙着做饭。这里的男人，包括受过教育的，从来不向外人介绍自己的女人。

“我们这儿是贵州最穷的地区。”陆天荣说。谈话总是这样开始。

“这儿的农民能挣多少钱?”马普安问。

“一个四口之家一年能挣个2000块吧，很多家庭人均也就300来块。”

“他们孩子上学需要交费吗?”爱德问。

“我教书的小学每个学期收60块钱，只有10%的女孩子可以上学。我们去拜访家长让他们送女孩子上学，但他们实在太穷了。如果必须送一个孩子去上学，那肯定是男孩。”

离磨安不远的地方，我们经过一片新建的砖房。建筑质量很好，风格整齐划一，就像是城里的房子被外星人无意中扔到了无人知道的穷乡僻壤。我们问陆天荣这是怎么回事。

“那些房子是政府为重新安置贫困地区的人而拨款修盖的。”

“你是说他们来自比这儿还要穷的地方吗?”马普安问，“我想不出来，那些地方会是什么样子……”

“紫云有些地区每年人均收入才100元。磨安跟那些地方比可好多了。”

国外的记者特别愿意问我们长征沿途的贫困状况，而我们总是说还没有看见特别令人震惊的，衣食住的需求基本上可以满足，每个地方都可以限量用电。年轻人不论个头还是营养都比父辈好得多，更不用说和爷爷一辈的人比了。学校校舍通常比较新，虽然学费确实高了点，但几乎人人都念完了初中。孩子们常充当我们的翻译，他们都会说普通话，而他们的父辈还用当地土话交流。我们曾经遇到一些七八岁的孩子帮他们的父母打理生意，他们会算账，能够处理小卖部和饭馆之间的现金交易。

但在紫云、望谟和贞丰的布依族地区见到的情景却不同。磨安以外的地区根本就没有什么生意可以让孩子打理，因为没有与外界往来的路。布依族建筑的特色不明显，房子都是用现成的材料胡乱搭建起来的。可能一堵墙是砖头砌的，另一堵是石头垒的，转过去又看到一堵木头的，再过去就是竹子编的。

过了望谟边界，我们第一次遇到一座完全不通电的村子———别当。村里的妇女几乎不会说汉语。

这里没有桥，我们必须涉水渡过每条河。前几天晚上一直都下大雨，河水涨了许多。紫云和望谟交界处有一条不知名的河流，惟一的浅滩也有1米深。

“水流太急了，”爱德说，“算了吧。”

“拿出点勇气。”马普安说，脱了外衣就下了河。刚迈出三步，他就狼狈地回到岸上。

“这么快的水流，你为什么不提醒我?”他开始胡搅蛮缠。

“好吧，我道歉。”爱德说。

我们搭起帐篷，祈求今天晚上不要下雨。很幸运，第二天早上果然可以过河了。很多从望谟来的布依族人正背着货物去磨安交易，他们光着脚毫不犹豫地趟过了河，我们过河时却不停地念叨着:“……噢……呜，他妈的……噢……”到了傍晚，爱德宁可打湿靴子和袜子，也不愿再让脚底板忍受河底碎石的蹂躏。我们已经走了六个多月，但骨子里安逸享乐的思想仍根深蒂固。

这一整天，我们只走了16公里，太阳的暴晒又加剧了我们的疲惫感。当关文村的房舍出现在黄昏的暮霭中时，我们一下瘫坐在地上，希望有人能过来帮助我们。

一个穷困的农民可怜我们这两个“富有”的外国人，邀我们去他的住处———我们有生以来见过的最不同寻常的家。

跟当地其他房子相比，他家的面积算比较大的，而且有一面砖垒的墙，尽管没用泥灰加固。一个大屋被分成三个部分。前门位于房子的中央，进去后从中间部分可以看到房顶，而左右两部分都分割成两层，上层用于储存粮食。这些贮藏间都是开放的，可以搭梯子上去。

真正让我们感到新奇的是左边屋子里的一排排长椅、一台电视和一台VCD机。这是韦萍改造的家庭影院，当天晚上就有30多个人过来看香港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