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偶然的，我们看见了我们在中国见到的最雅致的寺庙。慈云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康熙皇帝的年代，这里的建筑去年刚刚重修过，还没有雕梁画栋、安置佛像。这样更好。

慈云寺采用黑木结构和雅致的严谨风格，不失为古代建筑的杰作。主院落中只种了一棵树，孤零零地站在角落里，树后是寺中仅存的装饰画，大多是三国故事的场景。实际上，这个角落并无一丝宗教的气息，却使我们陷入了一种不可知论的迷惘。在过去的几天中，我们听说了许多有关香港爆发的某种致命性疾病造成恐慌的含含糊糊的报道。一种叫“非典”的神秘病症已经让一些人丧命，没有人知道这病是怎么产生的，以及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控制疫情。我们还听说了许多北京传来的小道消息。马普安咳嗽特别严重的时候，他在北京的医生立即通过电子邮件询问了他的症状。在京的外国人都不让他们的孩子去学校了，医生们被告诫不要对外谈论有关非典疑似病例的情况。我们还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件事。非典对于我们来说只是被夸大了的流感病毒，我们想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但4月20日在青岩，我们却发现需要重视这件事了。通常我们看电视只关注足球赛，但那天早上电视上一个说英语的女人让我们知道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情。我们看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非典召开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北京的非典病例不是我们之前听说的几十例，而是几百例。

朋友们、家里人还有支持者都打电话过来问我们是不是还要继续走。我们说，当然要走。据我们所知，我们当时所处的地方应该是最安全的，倒是北京的朋友们应该多加小心。我们仍然保持着侥幸的乐观，心想非典怎么也不会传播到农村的。

“没事。”我们说。

我们刚刚走完在贵州的路程，又不得不第二次使用X纪律。走出贵州后，红军开始向云南急行军，他们最终想要渡过金沙江。这次渡江非常重要，它将打通最终与第四方面军会师的路线。而这一次我们又拿不准要走哪条路了。

首席导航员爱德正在研究一张不能提供任何线索的地图。

“可以肯定我们一直往前走，最近的应该是广顺镇，在青岩西南，有两天的路程。”他说。

一天过去了，没有一点头绪。我们尽可能快地向西走，在离马铃乡3公里的水车村一块荒废的稻田里，冒着倾盆大雨露营。

爱德借着头灯又开始研究地图，马普安已经呼呼睡着了。

广顺属于我们南边的长顺县。那里没有路，但我们下面有一条河，一直流向广顺公路，走势几乎是一条直线。

我们应急的经验是:如果拿不准，就找两个地点之间最短的路。经验告诉我们，红军几乎一直都在走直线，迎难而上，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一旦遇到障碍，马普安就会对“不争的事实”提出质疑。

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马普安举双手赞成爱德的建议，因为越过边界通常意味着爬山，但这里的河说明那一边极有可能是平坦好走的路。

实际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好。从营地出来刚几公里，我们就发现一座桥，过了桥，河的南岸是一条新的、封闭的路。爱德拦住一个农民问:“这条路通往长顺县吗?”

“对，直走就到了。”那个人说。

我们非常高兴，确信傍晚时我们就可以到达长顺。我们并没有考虑在这样一个地方为什么会有一条这么棒的路，还有这条路为什么没有标在地图上，中国地图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又走了1公里，转过一个弯，看见一座大门，它右边的柱子上涂着四个大字。

爱德又开始研究了，但他只认出三个字:“军、事……我应该知道的，区。”

“但第三个字是什么?”马普安问。

“我不认识，但它看起来有点像在北京出租车里不许抽烟的标志。该不会是不许干什么吧。”

“你能确定吗?”

“不能。”

“依我看，它的意思是‘军事区的沙滩旅馆和游泳池欢迎外国人’。”

于是，我们径直走入，为了进一步促进国际友谊。

一个穿着士兵服的年轻人从岗楼里冲出来，挑着眉毛。他站在我们面前，盯着我们看了一会儿。

“你们去哪儿?”他问。

“你好，同志!”爱德说，脸上挂着最纯粹的雷锋式微笑，“我们要去广顺。这条路可以到那儿，对吧?”

“你们不能从这儿走。”士兵说，“这是军事区。你们应该走另外一条路，坐车到惠水，然后再去广顺。”

“但我们不能坐车，你知道吗?我们在重走长征路，不会惹事的。”

“不行，你们不能进，这不允许。”

笑脸没有起作用，爱德又开始实施愁眉苦脸战术。他解释了什么是新长征，说了很多红军的历史，企图逢迎这位战士的喜好，还说如果绕着走至少需要两天，但如果从军事区穿行可能只用一个多小时。

年轻的战士似乎有些动摇。

“我去问问。”他说。

这时从岗楼里走出一个年纪大一点的战士，听了下属和爱德的解释。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他竟然点头了。

“只准顺着这条路走。”年轻士兵说，摆手让我们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