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2～190天2003年3月26日～4月23日日记选摘，爱德，后山乡，2003年4月11日……好不容易爬上去往纸房的山，马普安突然想到:如果现在让我在焦蓓和比萨饼之间做选择，而焦蓓又不知道的话，我会选哪个……

我们很虚弱，需要慰藉，不能定太高的目标。好在我们一路上都知道自己在向哪里走，大方向是明确的，就算偶尔迷路也没太大关系。红军也曾经迷路。老红军王道金告诉我们:“有时向导搞错了，走了一晚上还在围着山转。请向导不是常事，所以要出高价，要不当地人一般不带路。”

但红军无法知道何时何地才是尽头。他们不能奢望有一张舒服的床，一顿可口的饭菜，也不能奢望到达较大的镇子时能给家里打个电话。他们的未来充满了挣扎、迷惑、怀疑和死亡。

“当年长征时你们开玩笑吗?”爱德问老红军薛德明。

“没事时就开玩笑。”薛德明说，“我当时运粮，运粮时说说笑笑是经常的事。”

根据我们的经验，这一路上肯定到处都有人冲李德笑———人们冷不丁看见一些出乎意料的东西会感到很滑稽，比如当孩子和大人见到我们时。他们控制不了自己，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就好像看马戏团的杂技表演，在一套眼花缭乱的绝技后，观众们感到无比惊奇。

但我们完全不必那么卖力，我们要做的就是随便他们看，同时继续走我们的路。人们一定在想:太不可思议了!太有意思了!那么，当我们开始用筷子（哎哟，快看!），或者当我们说话时（哎哟，快看!），是不是就可以向他们售票了呢?

有时候我们想，不妨顺着他们玩，让他们开心一下。一群人站住打量我们，咧着嘴笑，其中一个会问:“你们在干什么呢?”

“我们在搞‘看老外’的活动。”马普安说。

“噢。”

“是的，我们卖票，每位2元，但可以给你们打折。你们买票吗?”

这回答出乎那些人的意料，他们互相交换意见后，一个人问:“你们从哪儿来的?”

“回答问题恐怕要另收钱，”马普安说，“如果你想知道答案，你必须再加1块钱。你到底要不要票?”

这些人摇着头走开。

“也许我们给自己定的价太高了。”爱德说。

“不高，我们还需要再花哨一些，”马普安说，“下次我们应该配上杂耍。”

我们沿着赤水东岸的公路又走了最后一天。路边的围栏都是酒瓶子形状的，由混凝土铸成，涂着红白相间的条纹，在某个地点可以看到对面悬崖上三个巨大的字:“美酒河”。当地人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字。两河口有一座很高的桥，东边的桥栏上有个宽大的裂缝。两天前，一辆卡车从那里冲到河里，驾驶员和乘客都死了。常听人说公路更好走，但这一次当我们向东又回到山路上，感到了巨大的解脱。

造酒带来的巨大财富并没有使仁怀和遵义的农村经济得到发展，这里的通信条件是我们见过最差的。当时正是种新水稻的时候，一大家子全都弯腰在泥泞的地里干活。劳动强度这么大，农民们当然想多生几个孩子帮忙。在此之前，我们以为“草鞋”已经随长征成为历史，但这里的农民仍然穿着它。

这里的村子非常美。人们害羞、友好而且有礼貌，就像我们遇到的大多数偏远地区的农民一样。我们却没有因此而放慢脚步。在靠近仁怀和遵义交界的共和，我们被一群当地人惹烦了。他们的问题一如既往，你们是谁，你们从哪儿来，你们在干什么。而我们的回答是我们饿了，能不能帮我们找点儿吃的。我们回答了他们的问题，他们却不回答我们的问题，反而围着我们站成一圈，自顾自谈论着外国人、长征还有机票价格……

看起来，这些围观者好像不体谅人，或者干脆就是对我们的吃饭问题不感兴趣。但实际上，这里的一切都要“慢慢来”。

他们扯了快半个小时，一个人才转过身对马普安说:“你们来我家好吗?我妻子给你们做吃的。”

于是我们来到这个人的家里。他叫徐永新，今年77岁。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春日，是新长征路上天气最好的一天，我们坐在徐永新的院子里，拿棒棒糖逗他的孙子玩。

“我记得红军来过这儿。”他说，“他们用了几天时间才通过这里，还住过我的房子呢。”我们坐在一间新瓦房的外面。徐永新指给我们看隔壁一个有年头的木棚屋，“我们不再住那个屋子了，现在用它来装杂物。”

“他们付给你钱了吗?”爱德问。

“我不记得他们付钱了。”

我们第一次在路上听到这样的说法，似乎不像红军的一贯作风——沿途所有老百姓都说红军会为他们吃的东西付钱，那些话应该也是可信的。直至今日，红军坚决遵守纪律的事迹仍被人们津津乐道。

我们也想遵守自己的纪律，却经常被别人再三拒绝，于是我们把10元钱藏在茶杯下面就匆匆上路了，生怕那一家人发现钱追上来非让我们拿回去。

我们的地图和长征记录现在又出现了空白，只能依靠当地人的帮助重新规划一条路线。

于是我们抛开地图，逢人便问，在他们的指点下进入了遵义县，后到竹园，在太阳落山的当口，到了一个叫张家湾的村子。一个叫王相的人邀请我们去他的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