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让我看看你的证件。”爱德说。刘警官在我们面前挥了一下他的证件，但他后面的人却只是咧着嘴笑，迟迟不掏证件。

“你的证件呢?”爱德问。

“嗯，我没带着。”第二个警察说。“那你肯定不是警察。你知道国家的法律，对吧?警察执行任务时必须携带并出示他的证件，对不对呢?”

“呃，对。”

爱德把他们推出去，哐当关上门。这是他几天来干得最让人高兴的事情。马普安用枕头挡住脸，不让自己笑出声。

刘警官没想到会吃闭门羹，有些失望。他记下了我们的护照信息，并留下电话号码，让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言语一声，之后便迅速离开。

“我改变主意了，”马普安说，“四川不算太差。警察的‘问候’总比官方的欢迎仪式要好多了。”

这是未来一段时间里马普安最后一次开玩笑。第二天早晨，马普安的疼痛加剧了一倍，他的胃蜷成一团，就像一个乒乓球。这样的情况几乎每天早晨都会发生，但这一次却是格外的疼。他不能下床走路，病情一早上都没有好转。刚过午饭时间，他便开始往爱德放在他床边的桶里呕吐，但吐出来的只是胃液。第一次，我们不必讨论接下来的行军计划。

“我送你到医院吧。”爱德说。马普安呻吟着，勉强同意了。

可不是，如果要去医院我们就必须返回仁怀。

日记选摘，爱德，仁怀，2003年3月19日……这一天我几乎要疯掉了。先是花了6个小时疯狂地到处找人帮忙，好不容易才找到水口和仁怀政府帮我送他去医院。接下来的一刻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当我们终于坐在仁怀市政府轿车的后座上进入仁怀地界时，马普安突然说他感觉好多了，不用去医院了。

我真想杀了他。我想跟他说，你必须生病，你必须接受帮助，否则我怎么跟仁怀的官员解释?但马普安只想回到床上，我只好对章跃说太麻烦你这么着急地送马普安去医院，但现在马普安想回到床上，不用看病，非常感谢你的帮助。我希望我有当时的电话录音，哈佛商学院可以拿它当做解决棘手商业问题的教学分析案例了。我匆匆地帮助马普安躺到床上，锁上门，然后跑到大厅的楼梯口，张开双臂挡住那些正要上楼看望他的人群。我简直不敢相信，书记正好走进大厅。昨天晚上我还把警察拒之门外，现在我又极力劝说仁怀的党委书记不要“在晚上9点找来最好的大夫”了。拜托，拜托，马普安已经睡着了，我说，最好能明早再去医院。没想到书记被说服并离开了，他应该因为尊重我们的意愿而受到嘉奖。

爱德有些洋洋自得。他解决了全部困难，对每个人都彬彬有礼，还帮他生病的伙伴挡住了各种骚扰和压力，现在马普安已经感觉好起来了。

爱德不知道，正当他和书记谈话时，饭店的经理神不知鬼不觉地去了马普安的房间，用自己的钥匙打开房门，然后对他说:“你应该好好休息。”

马普安根本睡不了几小时的觉。

日记选摘，马普安，仁怀，2003年3月19日……医院的大夫说没什么要紧的。“伊拉克”的消息铺天盖地，CCTV-4好像24小时都在报道这场新的战争。媒体对这场战争关注的力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我真担心这样做会使中国人对美国人和英国人的态度产生某些变化。爱德和我每天都要回答许多有关战争的问题。有些人碍于面子没有直接问我们，但我们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我们必须回到水口重新开始长征。

“今天已经没有去水口的车了。”仁怀公共汽车站售票处的女士对我们说。

“明天再走呗。”柜台旁边的一个男人插嘴说。

“今天还有去茅台的汽车吗?”爱德问。

“有。”

“从茅台有车去水口吗?”

“有。”

“那就买两张去茅台的车票，劳驾。”

水口已经是初春了。我们在蓝天白云下行走，头顶是快乐鸣唱的小鸟。马普安的健康也随着气候的变化而好转。看到大村时我们都兴致颇高，这是我们赤水“第四渡”前的最后一站了。

大村安静地隅居在一个宽阔翠绿的山谷中，这里也许是自湖南以来我们见过的最宽阔的平地。我们停下来拍摄这里迷人的景色，还没有5分钟，几十个孩子从下面的学校走过来，站在路边。

在一群孩子中，似乎总是小姑娘站到前面。中国的男孩子在外国人面前相对会缺乏自信。今天的情况也不例外。一个戴着明黄帽子的矮个子小姑娘对我们说:“你们好。英国和美国现在在打伊拉克呢。你们是怎么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