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通往云南的路也被王家烈带领的国民党军队封锁了。毛泽东没有和敌人硬拼，而是采用了声东击西的战术。红军引开王家烈，同时给蒋介石造成他们还在向长江进军的假相，红军3月16日到17日在茅台渡过赤水，再次向北转移。五天后他们又折回来，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渡过赤水。茅台赤水河边的四根手指象征的就是四渡赤水。他们向南急行军，目标是贵州首府贵阳，然后从那里向西到达云南和金沙江。这样的迂回让长征者多走了几百公里，但避免了与蒋介石主力军队的遭遇战。到了茅台你首先会觉察到这里不一样的气味。发酵原料的臭味让人窒息，我们的皮肤和衣服上也沾染了一种甜甜的、令人作呕的气味。68年前，红军战士被禁止进入茅台的店铺，但酒的诱惑力显然比红军纪律的约束力要大。“我们还都是小孩，偷偷喝了半发酵的茅台酒，非常甜。我们都醉了。”北京的曾少东将军回忆了他在茅台的故事。

当我们到达这个镇子的时候，它并不像第一眼看上去时那样令人激动，只是面积比普通的镇子大许多，商店、饭馆还有旅馆的规模和服务水平都没有达到叙永这样的县城的标准。

但入夜以后，河边路的南头会热闹起来，热火朝天的小吃摊一直营业到后半夜，这是我们在县城以外的地方从没见过的景象。马普安的身体更加虚弱了，于是我们决定在这个相对繁华和舒适的地方再多呆一天，然后向西走回四川。

我们急于离开贵州，因为马普安显然需要休息和照顾，而爱德怕他受不了仁怀官方的“盛情”。我们在中国经历的文化碰撞中，受到“欢迎”和得到“帮助”的感受恐怕是最难以解释的。

仁怀和茅台的领导几乎可以为我们做任何事情。从长岗镇开始，我们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每一步行动都有人帮助安排。去鲁班场的路上，仁怀和鲁班场市长都问候我们，进镇以后还有一大班人，包括官员、电视台记者和报纸记者，在长征纪念馆等我们。

做荣誉客人可不是件好差事，光是吃顿饭就好像没完没了。饭店老板会把蛋糕、水果还有他厨房里所有好吃的东西都一股脑儿地给我们端上来。我们无数次地说，拜托，我们又累又饿，你们不用太麻烦了，给我们一些简单的食品，我们快点儿吃完好早点睡觉。

但是无济于事。我们的话被视为“礼节性”的拒绝，就像中国人开始的时候都要出于礼貌对别人的慷慨表示拒绝。怎么解释才好呢?告诉他们这不是客套，我们真的不想吃这些好吃的——没人会相信我们是认真的。

多少次了，我们在餐馆里关上门希望能够安静一会儿，但不到1分钟，房门就会被推开，服务员进来问我们有什么需求。我们强烈要求他们不要那么殷勤，我们自己可以倒水喝。好的，好的，那个人说。但不到1分钟他就又来了，是老板让他来问问我们享受的服务是否周到。

马普安等第一道素菜的时候，饿得都快疯了。

“我想他们正在把土豆雕成小鸟呢。”他开玩笑。

实际上先上来的是胡萝卜，它们被雕成了直升飞机。

为什么我们对这些服务和慷慨招待（鲁班场的市长还为我们吃饭付账呢）感到那么不自在呢?第一个原因很简单，我们太累了。不论是谁，走了一整天后脾气都不会太好，也不想再有什么交际。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害怕众人的关注和称赞，更愿意像红军一样自己付账，不希望“老百姓”为2003年3月15日，第151天，在仁怀市鲁班镇的红军纪念馆里，84岁的刘富昌老人向马普安讲述鲁班场战役。

我们服务。但最主要的，我们认为，那是一种责任。

我们的英国朋友KathNaday在中国生活、工作了很多年。我们告诉她这种感受，她想起了自己刚来做导游的情形。

“我的一些同事对我出奇的好。”她说，“他们总是尽最大的努力帮助我，从不让我付钱，就算是一杯雪碧也一样。这种情况一直继续着。我永远都像个客人一样被照顾，从来不是他们中间的一员。这样过了几个月，我变得十分沮丧。我的中国朋友看到我情绪低落，问我出了什么事，我试着给他们解释，又弄得好像我是一个不领情的人似的。”

除了上面谈到的三点，还有一个与个人性格有关的特殊原因。马普安非常不喜欢别人对他大惊小怪的，比如吃饭和生病。因此在茅台，当马普安被安置好在床上休息的时候，隔壁的爱德必须跟一大屋子好心好意非要送马普安去医院的人周旋。那些人说还可以把大夫请来，或至少给马普安喝一杯茅台———在这个镇子里人人都发誓这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爱德解释说，他不认为一杯烈酒就可以治马普安的胃病，但随即便明白了这是浪费工夫。这种情况下毛主席会怎么做呢，他思索着。

“谢谢你，这主意非常好。”爱德说。他答应会照着大家的建议做，这样马普安终于得机会好好地休息了一阵子。正如毛主席所说，战略退却也是一种防御。

当我们在水口镇吃完饭往回走的时候，完全没有注意到有两个人从饭馆一直跟着我们，并进入我们的房间。

“你们是警察，对吧?”爱德说。

“对，我们要看你们的证件。”第一个进门的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