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熊智奎来看郑明全。他非常沮丧地说，有人塞给他一个2岁大的小女孩。熊智奎家非常穷，他想来问问是不是应该收养这个女孩。郑明全说应该没有问题，并说如果需要他可以提供一些粮食。在苗寨里没有把孩子丢给别人养的人。”

“熊家抚养的女孩小名叫‘毛妹’。郑明全说她应该就住在附近，90年代初的时候还来拜访过他。这是1947年毛妹过继给人家做童养媳后，他第一次见到她。”杨庭艳给我们看一张发蓝的照片，照片上有一个穿苗族服装的年轻女子。

“这是我母亲，”她说，“毛妹。”

如果在这个紧要时刻，我们能在照片上或者她两个女儿的脸上看到一颗著名的痣，那就更让人兴奋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爱德说:“肯定还有更多的证据。你怎么能确定毛妹和熊智奎收养的孩子是一个人呢?”

杨庭艳的丈夫熊明虎（与熊智奎没关系）接着告诉我们更多事情。

“毛妹的家里没盐巴，她到她姨妈家里拿盐巴，她姨妈给她盐巴后，告诉她她是养（拣）来喂的。她的哥哥欺负她，也说她是养（拣）来喂的。还有就是生日的问题。”

“什么意思?”

“她父亲叫她一定要记住自己的生日是1936年，而他对别的孩子没有这个要求。熊智奎1946年去世，后来他的妻子告诉毛妹，她记住的生日是错误的，她的实际生日是1935年2月。

”

爱德看看马普安。1935年2月5日，红军在花房子，郭璋琼确信贺子珍在那里生下了一个孩子。而毛妹作为一个寄养的孩子，也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的前10年。

时间没错，地点没错，“收养”的关系也没错。

“我们能去看你们的母亲吗?”马普安问杨庭艳。

杨庭艳有些激动，“当然，我们明天就去，我母亲从没见过外国人。”

“我也从来没见过外国人。”杨庭玉说。

“我们再问一件事，”马普安说，“你们怎么认为?你们相信自己的母亲是毛主席的女儿吗?”

她们耸耸肩。“不能说。”杨庭艳说。

杨庭艳12岁的女儿熊启夙站在我们后面，她宽大的脸庞似乎在哪里见过。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想象力可能完全战胜了理智。熊启夙一直在听我们的谈话，她轻声说:“相信。”

日记选摘，马普安，威信县，2003年2月18日……如果这是一个精心编织的骗局，如果他们只是在愚弄我们，那么这些人肯定可以获得表演奖。我心里从不怀疑，他们肯定确信自己说的每句话。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就是正确的。

就算用新长征的标准来衡量，天池苗寨也算是非常偏僻的。我们爬的山又高又陡，俯瞰山谷的感觉就像从飞机舷窗往下看。50年代的时候曾有一支北京来的工作组到水田寻找毛泽东的孩子，但他们没有找到毛妹。那时她和家里人不在那里。熊智奎1944年死后他们就搬走了。1947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前两年，毛妹被送到天池的杨家，将来做他们家儿子杨洪明的小老婆。那时她12岁，任务是放羊。她不会写自己的名字。

毛妹的大名叫熊化芝，她在自家大门口迎接我们。她的家是典型的黑木、单层苗族小屋，中央门廊两侧连着侧屋。她的皮肤粗糙没有光泽，脸上的皮肤紧紧箍着骨头，看上去可不止68岁。虽然刚出院，她走路已经不用人扶。她带我们走进右侧屋的前屋，自己坐进黑色炉台远端的裹着棉垫的扶手椅里。她身后的墙上挂着十大元帅骑在马上的海报、一幅文革时期的锡制毛主席浮雕像，还有一张赵薇在《还珠格格》里的剧照。熊化芝冲我们笑着，用手势示意我们坐在炉台边的长椅上。我们问了问她的健康状况，她表情有些痛苦地说:“不太好。”

炉台上热着黏米饼。熊化芝的二女儿，34岁的杨庭花给大家倒茶，熊化芝让我们吃热点心。我们听不懂她的话，坐在母亲对面的杨庭艳就把她的话翻译成普通话。

“苗族春节有一个传统，”杨庭艳说，“这些点心一吃完，节就算过完了。”

熊化芝对自己的家庭背景知之甚少，她把她了解的全都告诉了我们:父亲去世后，母亲如何带她到的四川，又如何在1947年返回天池，以及她如何被告知自己的真实出生日期。

“你母亲有没有给你解释，为什么当初要告诉你错误的生日?”爱德问。

“没有。”

“你从没问过吗?”

“没问过。”

我们离开时，熊化芝送给我们一件手绣的罩衣，她年轻时做了一些这样的衣服在特殊场合穿。这是一件非常漂亮的工艺品，我们不想拿着。“拿着吧。”她坚持。

“你弄清楚自己的身世后，我们就把它还回来。”爱德说。熊化芝笑着，接受了我们的建议。

我们离开威信，马普安病了。晚上他剧烈地咳嗽，弄得我们两个都无法入睡。我们在北京的医生猜他可能得了支气管炎。爱德平和的性格也因为要应酬各种关系还要照顾马普安而产生了扭曲。贾霁第二次在遵义见到我们的时候，给爱德起了个外号叫“吵架大王”。

这不是开玩笑。爱德的情绪影响了他和所有人的关系，甚至是他自己，他感觉到了这样的变化，并对此深恶痛绝。他每天都下决心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但一次又一次都没能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