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3～147天2003年2月15日～3月11日日记选摘，马普安，城口，2002年11月7日……

有时候，我对爱德这种通过口头访问来研究长征历史的方式不大认同。我不是什么知识分子，只能算是个爱做白日梦的人。但是不管爱德是错还是对，我都要重走长征路、了解长征，因为别人认为我们做不成这件事。但有时我又有点儿怀疑，两个笨拙的外国人在中国的农村地区穿来穿去，到底能不能发掘出一些有关长征历史的新东西。红军纪念博物馆坐落在所剩无多的老城区的一座山上，俯瞰着扎西镇。它的正下方就是扎西会议旧址，以两个涂着红漆的大厅为主体建筑，1935年时这里曾是江西会馆。旧址已经整葺一新，和毛泽东与张闻天曾经住过的房子一起被围在一个安静的院子里。这幢房子不大，狭小的正屋两侧一人一间房，博物馆的讲解员罗红芳告诉我们毛泽东和张闻天是在一起吃饭的。

毛泽东和张闻天在长征开始前就在瑞金城外的云石山相邻而居，从那以后他们的住处经常仅一墙之隔。到达扎西前两天，张闻天于2月5日在花房子召开的会议上正式取代博古的位置，在党内负总责。也许他的提升显示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对党和军队的控制权的加强，但是后来，他的倒台和“反右运动”中遭受的迫害使扎西在很大程度上从历史的地图中被抹去。

“因为扎西镇的会议与张闻天有很大关系，与这些会议有关的文件全都被审查、‘丢失’或忽视。”罗红芳说，“遵义会议广受关注，但那次会议还有几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倒是扎西会议解决了这些问题，并确定红军最终向北穿越长江的战略。”

通过博物馆的藏品，过去的年月显得真实可鉴。罗红芳对当地的历史非常熟悉，给我们讲解时充满感情。有一间屋子里面展出的全是长征者写的标语，这些写在木板上的标语是从红军当年住过的当地人家取来的。罗红芳说，毛泽东命令战士们在扎西扔下那些不是特别必要的东西。一个装着X光设备的箱子被埋在农民家里。会议厅里，参观的人多爱用手去抚摸毛主席坐过的座椅靠背以求好运，椅背被磨得光滑锃亮，就像北京白云观的石猴一样。

但这个博物馆显然少一样东西，一样其他博物馆引以为荣、放在最显眼位置的东西———中央领导参观博物馆的照片。有重要领导人莅临的博物馆总会获得丰富的资金以及遍及全国的关注和宣传。但扎西的博物馆没有受到这样的惠顾。

馆长郭璋琼正在办公室烤白薯，她不明白为什么她的家乡不能得到长征光环的眷顾。但现在，她和他的同事们认为有机会改变这一切了。

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开始长征的时候，已经怀孕五个月，一渡赤水后生下一个女儿，但这个孩子立即就被送到一个农家寄养。长征路上是没有办法养孩子的。

后来这个孩子没有了任何线索。索尔兹伯里1984年采访过一些长征幸存者，但没能查明孩子准确的出生地点，就连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他曾经照顾过贺子珍———也说不出确切答案，只是告诉索尔兹伯里，可能是在四川的白沙、贵州的枫香坝或是云南的扎西。这个谜至今没有解开。

罗红芳把我们带到扎西博物馆一个很小的展区，那里全部的展品都是关于长征女战士的。在颗粒粗大的黑白照片中有一张非常显眼，那是一张贺子珍的全身照，大概是长征结束两年后在延安照的。她笑着站在那儿，非常放松，留着男孩式的短发，戴着一顶红军帽。罗红芳给我们讲起了当年的故事，她讲得绘声绘色，富于想象，让我们看到一幅贺子珍含泪听从毛泽东的命令留下孩子的画面。罗红芳还告诉我们两个过去不曾耳闻的细节，恐怕威信县以外没有人知道。

一个细节就是博物馆工作人员确定那个孩子就生在他们花房子地区，也是在那个村子里张闻天被推选取代博古，对党内负总责。郭璋琼后来证实她曾经拜访过花房子一带的老村民，他们说红军走的时候确实留下了一个女婴。那些村民从来没考虑过那会是谁的孩子，他们不像郭璋琼知道那么多:贺子珍是当时惟一一个生孩子的红军战士。

第二个细节是在离县城30公里的一个山村里，有一个老妇人据说可能是被留下的那个孩子。

刚过晚上7点，我们坐在威信县中心一家现代化公寓的厨房里。

炉子另一端坐着的可能就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外孙女———38岁的杨庭艳和32岁的杨庭玉。

我们本想在这儿找到她们的母亲。郭璋琼告诉我们，母亲最近刚出院，和大女儿、三女儿一起住，但那天她正好回自己家了。我们那时对“毛主席的孩子”的说法非常怀疑。毛泽东和贺子珍总共失散了三个孩子，除了长征婴儿，还有两个留在了江西。有关这些孩子的传闻铺天盖地，宣称自己就是的也大有人在。但根据我们在博物馆了解的信息，这会是一个新的故事。于是我们想:听听她们说些什么。

杨庭艳给我们讲了她们知道的一切。

“当地一个叫陶云乡的官员一直在研究本地区长征时期的历史，他对寻找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孩子非常感兴趣。他确信当初这个孩子寄养在一个苗族家庭里。去年年初，他访问了水田一位叫郑明全的老人（水田是位于花房子上方几公里的一个小城镇）。郑明全告诉他，1935年2月时，自己住在花房子。在山上400米的地方有一个苗族家庭，户主叫熊智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