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们忍不住向这个女人道歉说我们让她受惊了。马普安还给了她的孙女一个桔子。马普安很恼火，他忍着伤口的疼痛，半开玩笑地说:“我甚至都不能教训一下狗的主人。”

随即他给我们在北京的医生打了电话。“我被狗咬了，怎么办?”马普安问。

“你在哪儿呢?”医生问。

“四川。”

“这种情况下，你必须在48小时内赶到最近的大城市，然后注射一系列狂犬病疫苗。”

“你确定吗?”

“是的，狂犬病在四川非常普遍。”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离我们最近的城市是重庆，就算我们晚上赶到大坝附近的公路，从那儿还要坐一整天的汽车。我们召开了一次“新长征全体会议”讨论该怎么做。开始的时候，马普安比较相信当地农民对于感染狂犬病的可能性的看法:“没事”。但爱德强调，那条狗很可能是疯狗，它看上去确实非常暴躁。如果不采取措施，三天之内，马普安的头脑将会失常，口吐白沫，最后神经错乱，尖叫着死去。

马普安摸了半天头。

“你脑袋疼吗?”爱德问。

“我想我应该去重庆。”

我们黄昏时才到大坝，到那儿的时候马普安却得不到受害者应得的体恤。他拖着被狗咬伤的腿，原本应该是被照顾的对象，可是爱德病得也很重，几乎连路都走不动了。自打离开叙永他就开始闹痢疾，随着路况越来越差，他的病情也越来越重。如果现在你问我们贵州和四川的区别，我们会说贵州弯弯曲曲，四川坑坑洼洼。我们几乎一整天都在极其陡峭的地形上攀爬，根本不走山上的之字弯路，总是在寸草不生的石头山上直上直下地抄近道。在走最后的5公里时，爱德每半个小时就要休息一下。他全身都被汗水浸透了，每走一步都是靠坚强的意志支撑着。

为什么要自己难为自己呢?我们不是红军战士，没有生死攸关的理由再继续走下去了。然而，我们的动力来自不能欺骗自己的决心。这路程太长、也太艰巨，我们不得不将总目标分解成一天一天的短期目标。除非达到今天目标，赶到大坝，否则决不停步。这似乎有点不近人情，但是我们不愿认输，爱德必须这样鞭策自己走到终点。

我们常说，自己不一定非要体验红军经历过的所有事情，但有时候就在一刹那，仅仅是一刹那，我们似乎能感受到他们当初的困境。我们四月初在贵阳遇到的一位老红军薛德明曾告诉我们:“生病也要跟着部队不能掉队，每天50到70里路，干疮、脓头疮，以后又拉痢疾，红白痢疾很拖人。当时年纪小，又有精神动力，不走不行，就是不能掉队。”

爱德一直对痢疾不大在意。在北京时他也时常腹泻，特别是吃了辛辣的重庆火锅后。他从来不觉得腹泻会对生活有什么严重影响，也不能想象在发展中国家，腹泻会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杀手。他太虚弱了，几乎挪不动步子。如果是68年前，他肯定会掉队，然后极有可能死掉。他终于明白了在极端环境中，如果生病，即便是不起眼的腹泻也可能导致死亡。长征幸存者不仅要有强壮的身体和大无畏勇气，他们还必须要有运气。

爱德去不了重庆了，马普安只能只身前往。爱德两天后才能下床出门，他搭车赶到兴文县中心，给马普安发了份传真，然后返回饭店休息了四个小时，才将刚才出门耗费的体力补回来。又过了两天，马普安从重庆回来了，等待爱德完全康复。生病让我们耽误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红军已经把我们落下100公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