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局不是旅店。”他说。

李明霞对马普安耳语了几句:“老板娘说我们应该缠着警察，他到哪儿睡觉我们就到哪儿睡觉。我们不能呆在这儿，她担心就算只让我们女孩住，她还是会有麻烦。”

我们留下李警官继续“沉思”，然后下楼收拾背包。这时老板娘走进来。“对不起，”她说，“别介意我在楼上说的话，我是说给警察听的。”

“没关系，”马普安说，“我们理解。我们也冲你嚷嚷，很对不起。”

“我们只是看不惯那些人滥用职权，把人支使得团团转。我们不想给你添麻烦。”爱德说。

我们和老板娘友好地分手，告诉李警官我们愿意到警察局和他继续理论。

“警察局不是旅店。”他又重复说道。

“你们的电视能收到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吗?”马普安问他。

很多围观的群众加入到我们当中，不断壮大的新长征大军浩浩荡荡地行进在大街上。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我们受到的不公平对待，其中也不乏为我们出主意想办法的热心人。

有些人还主动为我们三位客串长征的朋友提供住宿，但是因为害怕得罪李警官，没有人敢收留我们俩。

乡政府大楼开着门，里面没人。所有工作人员都回家过春节了，但是可以看到他们的照片。一面墙上挂满当地公务员的照片已经成为政府大楼的一个特征，难得的是，今天这些照片下面还给出了照片上的人的电话号码。苏葳挨个儿给他们打电话。从书记打起，但是没有人愿意在假期里过来解决这件事，现在已经快到晚上11点了。李警官把自己关在警察局里，不理院子里的这一大群人。我们让女孩子们去那些答应收留她们的人家里过夜。我们自己则背着背包登上政府大楼的顶层楼梯平台，在那儿铺上防潮垫和睡袋。

大约一个小时后，我们宿营地旁边突然一阵骚动。我们想我们可能要被捕了，然后可以到监狱里踏踏实实地睡一觉。但我们抬头只见五个年轻人，有男有女，他们大声地讨论着我们这两个“老外”是如何让当地警察赶出旅店，然后睡在台阶上的。

我们又回到电视里了。对他们来说，我们只是电视里的影像。

但到后来，他们竟然开始用手电晃我们的脸，实在令人难以容忍。

“对不起，”马普安说，“你没看见我们正要睡觉吗?”

“他中文说得不错。”他们中的一个说。

“没错，嗨!我在这儿呢!你们吵吵嚷嚷的我们没法睡觉。你们能不能到别的地方谈论我们?”

“你们想来喝杯茶吗?”

“你看，他妈……”马普安还没说出来。

“不，谢谢了!”爱德赶紧打断马普安的粗口。

彬彬有礼和极度粗暴的界限今天已经变得十分模糊。我们不想起来喝茶。你们现在可不可以走开。

“最新情况，”马普安说，“2003年2月4日半夜，金鹅。我们已经疲惫得不能思考，裹在睡袋里，躺在满是灰尘的楼梯上……”

我们再也没见过李警官。大家都认为他的行为不可理喻。我们只觉得他可能是怕出乱子，因为金鹅在他心目中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如果在他值班时出了事，还和两个外国人有关，那可够他受的。

第二天早上，李明霞把我们带到收留她们的人家里。

万欣为我们在晚上的遭遇感到难过，但同时也为她的新长征经历以及她、苏葳和李明霞受到的欢迎感到激动。

“我感觉我们真像红军，”她说，“像过去一样，我们现在也得到了老百姓的帮助。”

日记选摘，马普安，黄荆乡，2003年1月30日我们越往西走，遇到的狗就越凶。今天我这个动物保护主义者也被逼无奈，很认真地和爱德讨论起了是否该打死狗的问题。如果那狗有狂犬病，这可能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每天都在和狗进行猫捉老鼠的游戏。要是晚上遇到狗就更让人头疼了:你必须时刻提防脑袋后面是不是有它们闪着寒光的眼睛。

“对于我们来说它们就是国民党。”爱德说。

离开金鹅有半天的时间了，当我们穿过李子关下面的一个村子时，没有得到任何疯狗会袭击人的警告。我们已经找不到主路了，这意味着只能穿过农户的菜地和后院，因此必须加倍小心。到遵义之前我们不必太担心狗的问题。那时的狗只是叫得让人心烦，从来不敢靠近我们，倒是我们的一个小动作就能够把它们吓得拼命逃窜。这儿的狗，好家伙，蔫儿不唧地窜到马普安后面，照着小腿就是一口。

我们往它脸上狠砸一块石头，暂时打退了这杂种，但它并没有跑远。

“我打中你了!狗杂种!”马普安这个动物保护主义者大叫。

“事情往往是这样的。”爱德说。

“什么?”马普安问。

“狗总是愿意咬吃素的人。”

爱德正在给马普安处理伤口，一个50多岁的女人从邻近的房子里走出来，抓住狗，栓了起来。她满怀羞愧和歉疚，诚惶诚恐地向我们走来。

她一个劲说“对不起”，我们看出来她是聋子，一定是她不到10岁的孙女告诉她外边出事了。

我们发现自己正站在一座新坟的旁边，是这个女人的父亲的坟。她正准备去旁边的村子看她80岁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