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山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美丽的村庄,住着善良的人。但我们对德跃镇会下怎样仓促的判断呢?我们是第二天夜里,也就是除夕夜到达德跃的。夜幕刚刚降临,街上挤满了孩子,他们点燃鞭炮,然后扔到别人身上。除了那些卖鞭炮的,大人们根本无暇注意他们。
我们找到一家旅店,敲开门。老板说:“你们不能住在这儿。”我们惊呆了。
“关门了,你们不能住在这儿。”
爱德瞪着眼睛,非常吃惊,“但现在是除夕,我们能去哪儿呢?”
“去别的地方看看吧。”
“你叫什么名字?”爱德问。
用这一招对付挑衅的或桀骜的人通常很灵,因为这个问题具有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会让对方非常不安。果然,“王先生”道歉了,但还是不让我们住。
旁边一家旅店的门也关着。我们敲门,进屋,然后问正坐在电视机前看春节晚会的那家人,我们可不可以住一晚上。
他们中岁数最大的男人赵中山腾地一下就站起来了。他说,当然可以。然后问我们要不要热水洗脚、洗脸。
日记选摘,马普安,叙永县城,2003年2月1日……苏葳的工作能力常被她身边的人,特别是她的上司低估。但我和爱德从不会这样,从今往后就更不会了。
约摸一杯茶的工夫,苏葳来了。她是《北京青年报》办的一张英文周报BeijingToday的记者。我和爱德以前都在那儿工作过。她刚20出头,在办公室里常显得害羞而没有自信,但她文静的外表下却深藏着一颗火热的心。从我们俩有走新长征的念头开始,她就一直鼓励我们。今天早上她乘飞机从北京飞抵重庆,然后坐车到叙永县城,在那里打了一辆出租车跑40公里和我们会合。
赵中山对她表示欢迎,给她也安排了一个房间。然后他领我们去了一家小饭店,那里的厨师和服务员也不看电视了,都赶紧起身给我们张罗饭菜。我们问当地人春节吃什么特别的。他们说没什么特别的,就是吃得比较多。
我们到底该如何评价这些四川人呢?谁能代表德跃?是让我们吃闭门羹的王先生,还是热情欢迎我们的赵先生呢?
苏葳没有疑惑。
“中国农民单纯热心,你们走到任何地方都会受到欢迎的。”她说。
第二天,也就是羊年的第一天,苏葳更进一步证明了她不是一个内向而害羞的温室里的花朵。她和我们一起走了40公里到叙永。在简陋的苗族城镇箭竹,我们进了一家小店,想买点饮料。爱德选了一瓶“非常柠檬”,当地超市卖2.5元一瓶。
“5块钱。”店主说。
“新年好。”爱德说。价格翻倍后的饮料确实解渴。
马普安说,店主肯定是因为“我们是外国人”才骗我们的。“不对,”苏葳说,“他们也一样想骗我。他们想骗所有外来人。”
维护中国人形象的工作对苏葳来说,的确非常辛苦,她自己也遇到了烦恼。公路上从我们身边经过的人都冲我们大喊大叫。我们已经习以为常,可第一声“哈罗”着实吓了她一跳,她说她一定是误解了别人的好意。不过她很快就明白,这种行为绝不是表示友好,事实上是在戏弄我们。
被当成外国人,还被同胞嘲弄,这让苏葳难以接受。
“当一个外国人什么感觉?”马普安问,他对陌生人的无礼早已视若无睹。但苏葳是第一次在中国当“外国人”,不论马普安说什么都无法抹平她受到的伤害。
“哈罗……”
苏葳问马普安为什么从来没写过“哈罗”带给他的困扰。“不可能。我很久以前就已经不跟我的大多数中国朋友讨论这个话题了。”马普安解释道。
“为什么?”苏葳问道。
“我不可能让他们相信我,他们都认为那只是误会。我只跟其他的外国人谈这件事。”
苏葳几天后回到北京,决定写一写关于“哈罗”的困扰。她说,对我们外国读者来说,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话题。她的编辑骊新把她叫过去。
“你只是不了解!”她说,“这些向外国人喊‘哈罗’的人只是为了表示友好。”
“有些人是这样,但大多数人纯粹是恶作剧。他们用的是讥讽的语调。”苏葳说。
“不对,你听得不对。他们只是农民,没有恶意。”骊新说,“这全是误解。”
“她说出这些话时,我知道她从来没有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她不知道这样的感受,”苏葳说,“就在这一刻,我知道你们,外国人,有怎样的感受了。”
我们两点左右到达一座较大的城镇,震东,然后在那里的石桥饭店吃午饭。我们的到来给饭店主人一家带来不小的震动。“饭菜可能不对你们的口味。”服务员和厨师关切地问。
这样的话我们听过很多次了,知道如何应答。
“没事。”
他们家的人,还有一些回来过节的亲朋好友正在聚餐。很显然,他们已经喝了好几瓶白酒,还有几个人在厨房里忙活。我们坐下来歇了一会儿后,就美美地享受到了一顿麻辣豆腐、木耳炒鸡蛋和炒米饭的大餐。箭竹留给我们的负面影响依然还在,结账时我们打赌他们肯定会收“春节附加费”。苏葳的信念显然受到打击,她猜的价格最高。
饭店老板秦继宏走过来。
“噢,我不能要钱,”他说,“今天是春节。欢迎来到我们的小镇。让我们交个朋友,你们不介意我们一起照个相吧?”
爱德满脸通红,马普安低着头瞅着地面。苏葳倒很高兴。
她跟马普安开玩笑:“我希望今天这一课能让你们记住,外国朋友,中国农民单纯热心,你们走到任何地方都会受到欢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