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时后，几个男人赶着一群黑山羊与我们擦身而过。我们问他们是不是去四川。

“不去，我们是贵州的，现在要回家。不过跟我们走吧，我们可以告诉你们咋走。你们去哪儿?”

“黄荆。还有多远?”“20里，天黑前你们可能赶不到那儿了。还不如和我们找个地方住一晚。”

可是我们着急赶往下一个目的地叙永县城。李明霞、万欣和另外一个朋友———我们原来的同事苏葳，都会赶过来与我们一起过春节。我们谢过牧羊人，他们随后爬上一座100米高的山梁，他们的房子就在那儿，淹没在郁郁葱葱的树林中。他们说沿着下面的这条路一直走，再翻过一座山就到四川了。

跟“里”一样，“路”也是一个极富弹性的概念。刚开始时，人和山羊常走的缓缓而上的坡道还清晰可辨。可走着走着，身边的小河渐渐变成从山顶流出来的一线山涧。淅淅沥沥的小雨像是漂浮在空气中，在深绿色的植被上方形成水幕。我们好像身处世界上最寒冷的雨林中。

“李德可能都没走过这条路。”马普安说。

“他真有可能走过。这是真正的长征路。”爱德说。

“也就你会这么说。说实话，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是不是真正的红军路，对吧?”马普安说。

“谁说我们不知道的?刚才那两个人说我们走的就是红军走过的路。”

“没错，那又怎么样?”

“还有前面的牧羊人也是这么说的。而且没等我们问，他们就主动说了。”

“好，好，我知道，我知道。但你知道当地人有时完全是一派胡言。他们只说我们想听的话。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红军路可能还有好几英里远。”马普安说。

路突然转了个直角弯，一下子陡起来，几乎直上直下。现在的“路”简直就是一个50米高的泥和石头堆积而成的天梯。

“四川!”爱德说。

“天呀。这么陡，我们走的肯定就是红军路。”马普安说。

两条瀑布从我们路对面的山腰喷薄而出，其中一条瀑布至少高达百米，另一条比它低10米左右。天马上就要黑了，此刻，我们的视线越过瀑布，被另一番景象所吸引———高一点的瀑布上方有一块农田，离我们不远。

农田=人=食品和床。感谢上帝!

我们来到一个大院子跟前，房子里面灯火通明。透过开着的门扉，我们看到了火炉和一排热水瓶。

房子的主人是一个看上去30来岁的农民。我们为自己的突然造访道歉，说我们本来要去黄荆，但天黑看不见路了，不知道晚上可不可以住在这里……

“龙坝那儿有好多房子，”他说，“你们为什么不去住在那儿?”

“但是天黑了，”爱德说，“如果我们不能住在这儿，你能不能给我们指指路?”

又是那样不经意地一挥手，让人摸不着头脑。

“走那条路，只要10分钟就到了。”

“天太黑了，我们肯定找不着路。你能带我们过去吗?”

沉默。马普安打破了尴尬。

“现在太晚了，”他说，“我们就在你的院子里搭帐篷吧。我们不会打扰你的。好吗?”

沉默。

我们扎好营地，开始做饭。一群龙坝的年轻人正在这户人家里，他们不时离开主人温暖的火炉，轮流来看我们在干什么。一个人还指着我们的帐篷，“下雨了，”他问，“里面不冷吗?”

“很冷。”我们答复。

了解状况以后，我们的朋友自顾自地匆匆回到屋子里，搓着手驱寒。

如果旅游可以让人心胸开阔，为什么此时我们会对四川充满敌对情绪呢?没办法，有时候单单一个人就可以影响陌生人对一个村寨、一个城镇甚至一整个省的看法。

“四川人就这样。”李明霞是河南人，她听完我们在四川第一晚的遭遇如是说。

第二天早晨，我们从龙坝往下走了三个小时，最后终于找着了一条土路。我们在沙山村遇到一个叫赵富平的小伙子，他告诉我们，这条路1987年才开通。遇着他时，天已擦黑，而距黄荆还有几公里远。这条路上有一座叫“红军桥”的石桥，我们给它照了几张照片。赵富平停下来跟我们聊了一会儿，他说，这座桥是原来的木桥烂掉后村民齐心协力建起来的。

我们正聊着，78岁的罗泽中从桥边的一座房子中走出来。看到有客人，他很高兴。他给我们描述了自己10岁时看到红军下山并通过原来的木桥的情景。桥边的这座房子是他父亲盖的，他就生于此，长于此。

“进来喝杯茶。”罗泽中说。

日记选摘，爱德，2003年1月30日……我们已经遇到几个老红军，还有几十个长征目击者、向导等，但与他们的交谈都没有今天与罗泽中的交谈给我们的印象深刻。对于其他人来说，过去的经历与现实已经脱节。

他们没有住在原来的地方，没有住在原来的屋子里，或者他们的住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和罗泽中在一起，回头看看我们走过的路，听他讲红军是如何在至今犹存的路上迎面走来，穿过至今犹存的麦田，经过至今犹存的房屋。68年的时光好像在这一刻重现。我感觉从未如此地贴近历史，它仿佛活生生地就在眼前，我可以呼吸到它的气息。我的心灵被深深触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