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长征确实关乎政治，它重塑了现代中国的政治。长征成就了中国人民推翻压迫获得解放的梦想，也是毛泽东掌握共产党领导权的开始。从那以后，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贵州电视台的记者还在等待答案，马普安又捅捅爱德。对于这么大的问题爱德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即席发挥:“在英国上学时我读过一本书，上面写着有一次周恩来被问及法国大革命的意义，他回答，‘谈这个太早了。’”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利用在遵义的修整时间，开始逐步掌握对党和军队的领导权。在他们的坚持下召开了从1月15日到17日为期三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党的政治领导和最重要的军队指挥员参加了会议。会议上分析了第五次反蒋介石围剿斗争失败的原因，并总结了长征第一阶段的情况。遵义会议是长征途中最重要的事件。有些人甚至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史中最重要的会议。

会议旧址就是当地军阀柏辉章的家，离我们住的遵义宾馆大约300米远。柏辉章的房子是一座两层小楼，按照富裕的欧洲标准来评判，这里实在有些局促。房子采用青砖建造，砖缝勾着白泥灰，楼上还有一个全封闭的阳台。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称之为“军阀式的时髦（WarlordModerne）”。（可是，遵义市的大教堂也是差不多的材料和结构，和军阀又有什么关系?这种批判实在有失公允。）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住在楼上的一间屋子里，朱德和夫人康克清也住楼上，军队总部设在楼下。会议室在楼上，椅子已经没有了，原来用过的桌子还保留着。博物馆主任让我们隔着栅栏看了一会儿，以缅怀其伟大意义。但第一次去时有很多人跟着我们，我们实在难以在聚光灯下深思。

于是第二天我们又悄悄地折回去，想象着69年前这一天的情景。1935年1月，18个人围桌而坐，仅有的一个外国人，李德，在翻译伍修权的陪同下，坐在门旁的旮旯里。这是一个非常别扭的位置（他的处境也很糟糕），因为大多数时候会议的矛头都指向了他。毛泽东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后错误的军事战略和战术。

索尔兹伯里写道:“李德是一个感情不外露的人。他拘谨古板，通常只是像块石头一样坐在那里，发言的时候才动一下。现在他的愤怒全写在了脸上。博古讲话时他的脸涨得通红，而当毛泽东发言时他的脸色变得煞白。他依然坐着，一动未动，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伍修权也越来越觉得烦闷，翻译得错误百出。在一篇主要发言中，毛泽东界定了“我们”，也就是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与“他们”

之间的界限。毛泽东赢得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不论对或错，李德都会觉得如坐针毡!”马普安说，“想象一下，屋子里的所有人都用责备的眼神盯着你，你却不明白是为什么。你傻呆呆地坐在那儿，批判声不绝于耳，你想知道他们到底说了什么，还得靠翻译。”

“况且，你的对手完全处于上风。”爱德说。

会议在晚上召开，通常是7点开始，持续四五个小时。这样的唇枪舌剑持续了三天。现在，会议室很安静，只有警卫和闲逛的游客偶尔经过的脚步声。今天没有旅游团。与这里一墙之隔，外面的市区熙熙攘攘，呈现出一派平和、繁荣的景象。今天，这座城市已十分现代，超市面积巨大、商品丰富，时髦的购物中心和宽带网吧也比比皆是。但这座小楼里面曾发生过的事情影响了数十亿人的生活。每个人的故事，或好或坏，都与这间空屋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遵义会议没有进行正式投票，但对毛泽东言论的接受意味着权力中心在向他和他的支持者转移。历史上将长征分为两个阶段:遵义会议以前博古和李德的错误领导、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是他挽救了红军。

我们问王道金是否记得李德。

王道金说:“见过，在遵义会议。会议后他还是跟着部队走，开始时骑马，以后条件艰苦，自己走路，没职务了。”

李德自己坚持说他从未掌握过领导权:“我被指责‘在军事委员会中一人独揽大权’和‘废除集体领导’，一个外国顾问，没有任何权力，有语言障碍，并且从不和外面联系，怎么能做到上述两件事呢?只有毛泽东知道我的神奇能力从何而来。”在遵义，大量的冲突、知识的局限以及历史的厚重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是该离开的时候了。日记选摘，爱德，桐梓县城，2003年1月21日……我们正在一家网吧里收信，这时进来一个年轻人，他看见我们，自顾自地说了声“帅哥”。

“正确!”我说，“就爱听这个。别再叫‘老外’了。一切外国人从此都要被叫‘帅哥’。”

凌晨1点，我准备回到旅馆，大街上依然生气盎然，还有许多水果摊和小吃摊。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挎着一个中年小胡子的胳膊从我身边经过，差点摔一跤。她冲小胡子咯咯笑着说:“只顾看老外了。”

可恶。

桐梓和习水之间的大山是我们自广西以来爬过的最高的山。天气阴沉沉、湿漉漉的，我们身处1400米的海拔高度，周围雾霭沉沉，摸不清方向。22岁的小学教师陆立伟带我们翻过山口进入习水。不过，他得回家了，他家在北边的九里村。于是他在一条土路上和我们分手，告诉我们顺着土路一直走就是何村，从那里可以到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官店。他说到何村还要一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