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出生于二战结束后20多年，在和平环境中成长，进入学校时义务兵役制度已经取消许久。我们见过的最激烈的“战争”，只是某个周六晚上酒吧外的斗殴。我们在空荡荡的墓旁坐了一个小时，想象着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比我们还年轻10岁，对自己扣动了扳机。我们似乎无法理解他，他的死亡和他的生活都太极端了。

成千上万个生命在这里湮灭。刘伯承参谋长估计红军损失了近一半的战斗力。第一纵队政委聂荣臻认为横渡湘江是长征中最危险的行动。但是在李德看来，阵亡的战士大多来自援兵和新兵部队，战斗经验丰富的老兵相对伤亡较少，而他们才是红军取得最终胜利的关键力量。两位中国军队的领导人没有对湘江战役抱任何乐观的期望。他们认为，自己是在从一个惨败走向另一个惨败，这种悲观的情绪无可避免地孕育着领导层的变革。这是历史和毛主席都在等待的时刻。

日记选摘，爱德，枫木，2002年12月6日……我们草草地吃了一顿饭，席间一直在和旅馆的主人闲聊。这位女士大约有40岁，3个女儿20岁出头。吃完饭我们准备结账。我们发现农民父母在做生意方面非常希望听到孩子们的建议。这位女士盯着她的大女儿，小声问:“他们是外国人，我是不是应该多要点?”

她说这番话的时候好像我们根本不存在，过去的45分钟交谈也从未发生过。她的女儿倒非常讶异，低声说:“妈，他们懂中文!”这下子她似乎猛然又发现了我们，看上去非常窘迫。最后少收了我们10块钱。

我们逐渐发现，红军走过的路线之多远远超过我们的估计，然而沿途的人们总是说“这条路已经不存在了”，或者干脆所答非所问。

“请问，怎么去华江乡?”

“汽车一会儿就来了，等一会儿吧。”

“不，不坐车，我们想走着。怎么走着去那儿?”

“走着?坐车只要2块钱。”

“谢谢你，但我们还是要走着。我们在重走红军走过的路，明白吗?”

“哦，红军走过的路，但坐车很方便呀。”

唉，新长征干扰词汇第一号:坐车!

“不。你到底能不能告诉我们该怎么走到华江呢?”

“你们从哪个国家来的?”

要想在农村利利索索干一件事真难。我们于是决定采取一种以牙还牙的方式———你先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再告诉你。

“英国，现在———能不能告诉我们去华江的路?”

他带领我们沿着大路走到一个岔口，然后向北。凭着我们的方向感，这条路太绕远，不是红军愿意选择的那种直来直去的路线。

“有没有小路?”我们问。

“没有，那儿没有小路。”

“你确定吗?真没小路吗?”

“没有，没有小路。反正你们也找不着。”

啊哈!我们暗自欢呼。

“那就是说肯定有一条小路了。”

“那路非常不好走，你根本找不到。”

“当然，如果你不告诉我们，我们肯定找不到。”

简直是一场意志的考验。看谁先受不了，是失去耐心的我们，还是那位想让我们乖乖坐车的农民兄弟?

如果我们不亲自去走，就不可能知道他们所说的“不好走”是什么含义。有时那可能只是一条平坦的土路，就算卡车也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从老华江村到乡中心这条路呢，比较湿滑，有些地方宽度不过8英寸。幸好这里树木茂密，如果滑倒我们可以抓住树枝，这样就不至于滚到山下。

我们顺着一条河床走到尽头，觉得先前那位好心的农民也许是对的，那条“小路”并没有如期出现。日落前，我们总算赶到峡谷谷底，遇到一群从树木丛生的山里收工回家的人。

一个人扛着根棍子，棍子一端栓着一只硕大的活蹦乱跳的老鼠。

“你要这个干什么?”爱德问。

“吃，”男人说，对我们愚蠢的问题吃惊不已，“非常好吃的。”

“啊……哦……油炸吗?”

他很高兴我们能想到这个，“对，油炸。”

“再加一些红辣椒?”

“嗯………”

那晚，我们吃饭的那家餐馆的墙上挂着好几只风干的老鼠。

“爱德，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形，我就会庆幸自己是个素食者。”马普安说。

老板建议我们品尝一下他们的“特色菜”，我们拒绝了。她对我们不太礼貌的笑声感到费解。

“这不是一般的老鼠，”她说，“这是山老鼠。”

她说的是实话。它们不是一般的老鼠。它们大得出奇。

“比猪肉还好吃。”她坚持说。

当然应该好吃。每只卖25块钱呢。难怪那个赶山回来的男人那么开心。

日记选摘，爱德，两水，2002年12月6日……我从山坡滚下来，浑身擦伤，衣服上血水混着泥水。从号称“华南最高峰”的猫儿山下山成为一场恶梦。当时太阳已经下山，仅有的小路也被泥石流冲得无影无踪。我们到达山下两水的旅馆时竟没有骨折，但我的士气已经开始动摇。

马普安把手伸进他巨大的帆布包，搜出一块我见过的最大的吉百利牛奶巧克力。马普安从宜章开始就藏着这块巧克力，指望它能在这种时候派上用场。然后马普安又煮了一大瓶咖啡。这些东西具有神奇的效果，两个小小的奢侈品就把我们颓丧的心情一扫而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