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60天

2002年11月24日～12月14日日记选摘，马普安，全州县城，2002年12月1日……现在好像是广西的出殡季节。唢呐的嘶鸣已经成为我们新长征主旋律的一部分，是我们经过农村的背景音乐。开始的时候出殡音乐还让我们心绪不宁，现在却显得那么自然，那么贴近周围的环境。红军阵亡人数超过30000人。1934年11月末12月初，打响了长征途中最大的一场战争，持续一个星期。这场战争似乎不可避免。为了与湖南西部的共产党第二和第六方面军会师，红军必须渡过湘江，那是蒋介石四道封锁线的最后一道。

顺湘江而下，在全州西南44公里处，我们拜访了88岁的刘发祥和他83岁的妻子唐瑞英。刘家所在的界首那条街边，每一栋房子的历史至少都可以追溯到解放以前。那里大部分居民都是老人，他们拒绝水泥白瓦的潮流。白天的日光洒在堂屋的墙上和地上，我们坐在低矮的木凳上，对面是刘发祥和两个镇政府的人———刘永荣和江宏伟———他们将刘发祥令人费解的方言翻译成普通话。一只小灯泡发出微弱的光，将屋里的事物都染成桔黄色，厨房门那儿映出苍白的光晕。

红军来的时候刘发祥19岁，还是一个铁匠铺的学徒，师傅是从江西瑞金来的，叫曾尚球，一直拥护共产党。

“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共产党。”刘回忆，“红军来之前，国民党开会说他们是杀人的，还要放毒，强奸妇女。当时一传红军要来，人都跑了。我师傅曾尚球和我讲红军是好人，不用怕，不杀老百姓，不用走，要帮他们。”

“师傅叫我去接红军，红军来了10多20个人。红军说要有十多万人从这里过，要架浮桥。当时工作很秘密，红军给我证明后，我就藏起来再也不说了。我还拿着小喇叭帮红军宣传‘我们红军来了，我们是为老百姓办事的’。红军说什么，我就学说什么。红军到我家时，就住在走廊上，不住家里，红军的规矩。”

红军住在刘家是不付钱的，然而看到他家赤贫的光景，他们给了他一些大米。

“红军来的时候你是怎么庆祝的?”爱德问。

“当时红军过来时，我们就给红军唱:‘红军不怕艰苦不怕难……’他们在庙里表演耍刀、武术，我也在那里。我当时就回家自己做了两把刀。”

“你想参军吗?”爱德问。

“当时我有一祖母，70多岁了。朱排长来到了我家，说我不用参加了，让我在家中照顾她。”

我们决定完成红军“未竟的事业”，在全州县城渡过湘江———红军当年计划占领全州，但那里有国民党驻军，于是他们改走全州和其西南60公里的兴安之间的走廊地带。先头部队刚过去，国民党就杀来了，红军队伍有被分割成两部分的危险。

全州的红军纪念碑坐落在一座低矮的小土丘上，碑前是一个脏兮兮的空场，一些男人和女人在一起兴致勃勃地玩门球。这真是非常奇特的景象。在我们的印象中，门球曾在某一时期风靡英国上流社会，夏日的草坪上，女士们穿着落地白色长裙———那情景几乎只在电影中出现。而在这里，一个鲜为人知的革命城市中的灰土场上，一座小小的红军纪念碑前，我们又看到这项运动。

一条小路穿公园而过，两侧立着7座墓碑。这里一直在下雨，估计再过三天也不会转晴，道路因此而泥泞不堪。偶尔有一对夫妇经过，他们起劲地打量我们这两个“老外”，反倒对墓碑没什么兴趣。

黑色的石头看上去非常新，每块碑的右下角都有白色铭文，记载着立碑时间:2002年。碑顶有一个红色的五角星。其中两座墓碑是为长征战士而立，有一个就死于曾发生在附近的一场战役，因此他的墓碑位于中央。我们从碑文得知他的名字叫易荡平，1908年生，1926年在长沙加入共产党，1927年加入红军，1934年4月被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红五星勋章（二等功）。他随中央军事委员会和红军主力安全渡过湘江，为确保战友前进路线畅通，参加了党山阻击战，牺牲时年仅26岁。

墓碑没有记载易荡平牺牲的事情，这暗示了为什么历史学家忽略了那么多烈士而惟独记住了他。他在战争中严重受伤，觉得自己不可能撤离战场了。他知道，一旦被国民党俘虏就会饱受酷刑折磨直至死亡，于是命令战友向他射击。

战友拒绝执行命令。易荡平举起自己的手枪，让子弹穿透了头颅。

第二天，我们到达距全州20公里、位于湘江西岸的脚山。罗开富说这里有一个烈士陵园。我们费了半天劲才对一个当地人说明来意，他带领我们穿越全州—兴安公路，进入一片小树林。距喧嚣的主路大约50米，他站住了，指着地上的一个洞。“这是什么?”马普安问，“干嘛给我们看一个洞?”

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这个脚山男人说的话是我们听过的最难懂的方言之一，所以交流困难在所难免。我们翻来覆去地问，试图弄明白对方在说什么，最后还是爱德恍然大悟:我们正站在易荡平的空墓前。

六个月前，他的尸骨被挖出来，转移到了全州———我们曾参观过的墓地。他在这里开枪自杀，他的同志们也顾不上这里距离战场太近，把他就地掩埋了。现在这里只剩下一个坑，旁边紧挨着一片桔园和一堆垃圾，公路上轰鸣的马达声清晰可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