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吃着比萨饼，思涛随意翻看着一个礼拜前我们在唐村拿的一份报纸。报上用1/3版的篇幅写了我们的事，题目是“英国好汉”。看到某处他突然“啊”了一声，升调，表示难以置信。

“那上面说爱德很会唱革命歌曲，你离开于都的时候就唱了一首，有这事吗?”爱德也用升调作答。

“什……么?”

马普安大笑不止。

“哈哈，你真是一个好干部。”

思涛接着说:“上面还说马普安引用了周恩来总理的话赞扬江西人民。”

马普安差点被巧克力噎着。

“什……么?”

这回轮到爱德和思涛大笑。

“可是我并不知道这些啊。”

“还有呢，这里说你原来每天抽60支烟，为了长征都戒了。”

“什么?”马普安惊叫。

我们都笑作一团。事实上，思涛感到好笑的同时也有点儿吃惊。他摇着头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这是思涛第一次在中国报纸上看到自己熟悉的人，而那上面的事情显然根本没有发生过。可能是记者弄错了，或者干脆就是他们编的。

日记选摘，马普安，池江，2002年10月28日我们在房间里不得安宁，在大街上也无以遁形，汽车、摩托车一个劲儿地冲我们鸣笛，我们吃饭的时候也被当做西洋景。我根本无法看书，因为不时有人过来把书从我手中抽走，看看是什么。

可能是因为和外国人隔绝太久，中国很多地方的人没有私人空间的概念。有些人对我们根本不尊敬，只把我们当稀罕物。

在江西，新长征吸引了无数好奇的人，在油山我们第一次被一群尖叫的小孩子追逐。

思涛非常尴尬，“看到你们，他们总是这样吗?”

“你以前没见过外国人吗?”马普安问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

“见过。”她说。

“在哪儿看见的?”爱德问。

“电视上。”

我们明白了!

事情就是这样———我们从“电视国”来，只是一台节目。更好的是，我们不但不收费，还能与他们对话。

“受不了了。”马普安说，“旅馆在哪儿?”

“没旅馆，没旅馆。”我们的小观众回答，他们实在不舍得就这么让我们走。

爱德挤出一条路，来到当地政府。在那里，一个年轻的官员把我们带到一个不起眼的兼作旅馆的小商店。爱德向他说明了我们到油山的原因。

“真的!太巧了，这家店的老板好像也是一个老革命。”这个官员说。

“你开玩笑吧。”

“嗯……我想他可能参加过长征。”他说得似是而非。

真是说不过去，这么一个小镇子里，他竟然对陈杰那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不甚了了。陈杰穿着一尘不染的深蓝色中山装，向我们打了招呼。他行动迟缓，但决不虚弱。一开始我们的出现还使他有些紧张，但听我们说明来意以后，他就带我们来到街对面的一个饭馆里，一边看着我们吃饭，一边讲起了自己的革命生涯。

“我参加红军的时候才11岁，住在油山附近的长安村。”他说，“长征队伍1934年经过那里，我和战士们相处得很好。他们不欺骗老百姓，也不打骂我们。

他们离开的时候问我想不想跟他们走。我说想，就跟他们走了。”

就是这么简单，一个11岁的孩子想都没想，就决定参加一支只相处过一天的军队，扛枪打仗，却不知道为了什么。当时陈杰的父亲已经不在了，此后的18年里他也再没有见过母亲。

“我觉得自己像融入了一个家庭。”陈杰说，“刚开始长征的时候，我没有事做，只是一个劲儿地走路。当时我的脚疼得不行，排长就让我骑马，还督促我洗脚。大家都很照顾我，因为我年纪小。我非常感激他们，愿意为他们做任何事情，连死也不在话下。这就是红军战士对军队的感情。如果排长发号施令，谁自愿去把一枚炸弹埋进前方碉堡里（这种任务无异于自杀），许多人都会自告奋勇。

“国民党军队前后左右都是，我每天都特别害怕。年纪大一点的士兵告诉我没什么可怕的。根据枪声，不仅可以判断敌人的远近，还可以知道我们的处境是否危险。

“如果遇上地主，分了他的财产，我们或许可以吃一些好东西，否则就只能靠一点干米饭填肚子，所有的米饭都装在一个随身的小袋子里。那时天气特别冷，但我只有半块薄毯子，因为我是小孩。草鞋也是大人帮着做的，我自己不会做。”

陈杰没有走完长征。他在四川康定附近受了伤，留在当地人的家里休养。直到1938年，他又回到部队和日本人打仗，1952年退伍回家乡，经营一家国家供销社。母亲见到他喜极而泣。陈杰劝她:“妈，别哭了，我不是活着回来了吗。”

他后来和李水香结婚。李水香6岁时就被陈杰的母亲用18筐稻谷买回来，帮着料理家务。他们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

吃完饭，陈杰安排我们住到他家的顶楼。李水香端来一大盆滚烫的洗脚水，盆的直径足有1米，够我们三个人同时伸进六只脚。

陈杰又跟我们坐了一会儿。爱德问他还会不会唱长征时的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