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信丰县城之前，古陂是我们遇到的最大一个城镇，临近彭德怀军队突破国民党第二道封锁线的战场。爱德到那儿时，马普安已经坐在一个小杂货铺的台阶上等他了，手里拿着一瓶正在嘶嘶作响的汽水，看样子还跟店主交了朋友。

马普安用手向上指了指。他的上边是中国移动的信号塔。我们把它看作是进步的重要标志，它意味着附近有商店、饭馆和能花钱住宿的地方了。过了杂货店和信号塔，小路拐了个弯，眼前是一条宽阔的街道，大约20米宽。街两旁是不起眼的两层小楼，周身贴着白色瓷砖，这是第二个进步的标志。所有的建筑都是近20年内修建的，有一些还相当新。人们在争分夺秒地盖楼，根本不考虑房子的质量和寿命。远看漆明瓦亮的大房子，走近一瞧，有些地方还没完工就已经坍塌了。窗户关不上，门也锁不住。

小卖部的店主带我们来到一家旅店，很快便离开了，留下我们独自和老板谈住宿的事。这旅店还兼作饭店，最大的那张桌子边围坐着十几个醉汉，我们立刻后悔起来:真不该来这儿。

“坐，坐，喝酒!”那些醉鬼中块头最大、嗓门最高的一个过来招呼我们。

“谢谢，但我们得先把包放起来，然后还要休息一会儿。”爱德应付着说，步子一点也没放慢。我们躲到楼上，还没过几分钟，便听见外面一阵骚乱，紧接着门一下子被撞开了，刚才那个醉汉和一群起哄的人闯进屋里。醉汉一把抓住马普安的手，把他向走廊里拽。

“来和我们喝酒。我们是朋友。”

马普安的另一只手攥起拳头。爱德一下子冲到门边，抓住醉汉的手热情地摇起来，但却暗中使劲把他推到门外。

“我们一会儿就下去。”爱德说。

我们把自己锁在屋里，听着外面的吵闹声逐渐平息下去。爱德说:“我们必须吃点东西。

”尽管马普安反对，我们还是蹑手蹑脚地下了楼。这时候，醉鬼们已经到后屋去了。我们赶紧夺门而出，跑到杂货店朋友那儿。他又帮我们另找了一家安静的旅馆。

即使沐浴在朝霞的光辉里，古陂看起来还是那么灰头土脸。其实，如果只把人造废物看成垃圾的话，我们经过的大部分农村地区都是很干净的。塑料袋包装的商品和食物不多，房前屋后很少有白色垃圾，人类、动物的排泄物和腐烂的蔬菜都被大自然有效地再利用。

城镇里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没有公共垃圾箱，垃圾随处可见。在古陂的时候，有一天早晨马普安收集了一大包塑料袋和瓶子，想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处理掉。他对镇子西边加油站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我能把垃圾扔在这里吗?”

“不行，就扔在那儿吧。”工作人员一边回答一边指向路边的小溪。与其说那是条小溪，不如说是一道垃圾沟。马普安一怔，问那个人是否在开玩笑。

“当然，没有问题，就扔在那儿，别扔我这儿。”

这是我们第一次感到这里与70年代的英国何其相似。那时人们抱着相同的心理:多扔一个塑料袋没什么大不了，于是许多空旷的场地上都堆满垃圾，大家对此熟视无睹。

马普安小时候也曾经顺手把糖果袋扔到车窗外，至于公共场所是否会变成垃圾山，他可不关心。然而在新长征过程中，我们每天都面临着如何处理垃圾的问题，至今也没有找到什么好方法。冬天我们可以用纸质垃圾生炉子或点篝火;否则，我们只能去找一个愿意帮我们处理垃圾的人。不过当我们把垃圾袋递给他的时候，希望他所说的“处理”不是指扔到河里。

离开古陂六个月以后，我们在贵州省的摆桑村休息了一下又匆忙上路。路上一个热情的农民停下来和我们聊天，爱德问他怎么处置垃圾袋。农民打个手势，说道:“扔到那边的地里，没问题的。”

“附近有没有垃圾箱?”爱德问。

这个20多岁身体壮实的小伙子咧开嘴笑了。

“到处都是垃圾箱。”

爱德把鼓鼓囊囊的垃圾袋绑到背包后面，小声嘀咕了一句:“‘到处都是垃圾箱’，这个做标语怎么样?”

在信丰县城，老朋友吕思涛从广州过来，把两大口袋食物扔到马普安的床上。

我们非常高兴，因为老朋友从遥远的地方来看我们，而不是因为……

“比萨饼来了!”马普安兴奋地喊着。

1997年，马普安和思涛在北京相识。那时他们同是立孚亚足球队的主力———马普安好比身材魁伟却球技不佳的埃米尔·海斯基，思涛则是单薄灵巧的迈克尔·欧文。思涛当时正卖力地推销保险。后来他和别人合开了三四个小服装店，通常收支平衡，很难盈利。今年他本来打算和我们一起重走长征路，但为了照顾生意，他必须去广州寻找低成本的成衣工厂。这次思涛只能挤出两天时间，坐五个小时火车从广州到信丰和我们做伴儿———我们经过的县城很少有通火车的。

“这是哪种长征?”思涛一边问一边查看着马普安房间里的美味佳肴。麦饭石饭店非常舒适（在我们进城的路上，一个警察拦住我们聊天，推荐了这家饭店）。

“这是新长征。”马普安说，“新长征就是要尽量少吃苦，多吃比萨饼。和我们一起出城走上一段，你自然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