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彬的下属把我们送出来，他们很尴尬，因为签字的承诺并没有兑现。“我不知道我是否听明白刚才发生什么了。”我们离开大楼时马普安说，“他好像根本看不起咱们，简直是浪费时间。”

中国之友是我们获得官方支持的最后机会，也是最有希望成功的一次。我们经历了很多次这样的会晤，全部无果而终，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如此沮丧过。爱德有点气愤了:“那个人为什么还要请我们来?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庞国良还是一如既往地富有哲理。

“司空见惯了，”他说，“没有长征精神。”

庞国良又有了新的主意，他建议我们推迟一年走长征，这样一来他可以制定全新的计划。在我们离开北京出发的那天，一位参与我们计划的好友恳求我们不要上火车。她说:“你们会遇到大麻烦的。”

我们似乎一无所有，拿出了所有的积蓄，又从英国的银行以高额利息借了钱。我们不怕负债，不担心没有官方支持的问题。我们真正担心的是25000里征途的路线要穿过一些不知名的地方。我们担心自己的普通话太差，朋友们一再告诉我们，农民的方言根本听不懂。我们以前也从来没有在一天走过30公里的路，还要背着30公斤重的背包。而在我们的地图上，本应印着长征路线的地方却都是空白。这对两个男人、一个女孩还有三只猫来说，确实是非常值得担忧的。

我们坐火车到江西省的省会南昌，然后坐汽车到瑞金。从1931年到1934年红军开始长征前，瑞金一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贾霁的宣传使得江西最大的报纸《江南都市报》为我们提供了一辆吉普，带着我们转了很多地方。他们甚至在车身上喷上了“新长征”的标志，记者徐宏和摄影师刘正全程陪同。警方已经注意到了我们，但是我们保证不会触犯法律并一路上都住在安全、可靠的旅店中，这才让他们感到满意。

我们知道“安全”对于在中国的外国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即使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中国人也表现得很紧张，对外国人总是过分地关照。讨论徒步进入偏僻农村的计划时，即使是我们最亲近的中国朋友也会焦急地问:“你们难道不害怕吗?”

怕什么?

此时往往会出现一段尴尬的停顿，然后他们说:“可能会有劫匪吧。”

这些人脑子中总是隐隐感到中国的农村到处充满……嗯……险恶，他们觉得这对两个“疯狂的外国人”来说十分不安全。我们却不在意，尤其是当我们听说，那年夏天，在马普安家的楼外，一位妇女几乎被刺死之后，我们就更不把他们的话放在心里。我们在中国农村的经验表明，中国农村对外国人来说还是安全的，至少比城市安全。江西警方要求我们不要露营。我们担心他们会拿走我们的帐篷。如果不填写包括申请者身份、去过哪里以及将要去哪里等问题的登记表，中国警方是不会允许你露营的。而马普安也向所有人保证，绑在他背包上的那个2公斤重的帐篷只在紧急情况下才会使用。

马普安说:“同志们，安全第一!”

瑞金是红色中国的首都，那时候共产党控制的区域包括江西省南部的几个县。虽然瑞金现在仍旧是一座规模不大的县城，但由于它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政府一直都在拨款美化它的环境。中央广场周围满是新建的洁净的小楼，普遍有五到六层那么高。

入夜，广场的东侧挤满了小吃摊，商贩们搭起临时桌椅，并在摊子三面扯起红色帆布。各种食物就摆在台面上，吃饭的人可以选择烧烤或炒菜。一个当地的乞丐在小吃摊后面一座座垃圾堆间流连忘返。他穿了一件肮脏不堪的蓝白色校服上衣，那一定是一个中学生丢弃的。如果没穿这件衣服，这个乞丐的造型倒很像《荒岛余生》中的汤姆·汉克斯。

大多数人认为瑞金是长征的起始点。但我们到那儿只是为了参观革命景观，我们新长征的起点在瑞金西南40英里的小县城于都。瑞金人对我们把出发点选在那里非常不满。从外事局的领导到江西苏维埃政府博物馆的导游对我们的无知都相当不屑，并且一再坚持我们应该从他们的城市出发。很多红军战士确实是从瑞金开始长征的。另外，在中国人眼中更为重要的是，红军的主要领导从瑞金出发;而西方人所看重的是，普通的红军战士从于都出发。这才是我们去于都的决定性因素。1934年10月的上半月，原来分散在苏区各地的红军士兵都集结到于都河的北岸，从10月16日到20日，他们用四天的时间渡过了于都河。因此，我们认为于都才是最符合逻辑的起始点。

于都人民应该很欣慰吧。

“当然了，”当地外事局的钟翠连说，“于都当然是长征开始的地方。打个比方，如果你出去度假，你该说你是从哪儿出发的呢?你当然说是从北京机场，肯定不能说从家里。”

瑞金和于都没什么差别，唯一的不同是后者的旅馆肯定安全多了，因为它的对面就是公安局的大楼。我们到那儿时一位女警官还从三楼的窗户向我们招手。这真是一个好兆头。李明霞也来了，这样我们就拥有了一支由五位强悍女性组成的欢送队伍———李明霞、万欣、贾霁、马普安善解人意的女朋友焦蓓，以及爱德以前的同事白玉———她们从北京一直陪我们到这儿，还决定至少陪我们走一天长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