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24小时的中央暖气系统、有线电视和城市中随处可见的星巴克突然从生活中消失，我们根本不知道怎样才能生存下去。因此，我们必须向GearGuy求助。

他也认为我们有些自不量力。他太了解我们了，因此当马普安说“我讨厌远足”时，他知道马普安是认真的。但同时他也认为我们的新长征计划很不错，这是一个疯狂却让人兴奋的主意。“我在上学时，课本上也有关于长征的内容，我也曾梦想去看看那些地方，”他说，“但我从没想过去重走长征路，如果有时间，我肯定跟你们一起去。”

马普安的右脚踝在2002年4月的一场足球赛中骨折了。我们因此只能进行两次远足训练（这就是贾霁对媒体所说的“一系列严酷的训练”）。在时间和条件允许的范围内，杨肖带我们到北京周边最高的两座山峰进行训练。一座是河北省的小五台山，位于北京以北车程6小时的地方，有2700米高。另一座是北京以西车程3小时、2100米高的东灵山。他告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装备，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装备。

杨肖给我们讲了他在偏远地区旅游的经验。他还记得许多在学校里学的革命诗篇，甚至还在篝火旁教了我们一句有关长征的打油诗:“苦不苦，想想红军长征两万五。”

他还向我们转达他的具有开拓精神的朋友威廉·林塞给我们的建议。

“威廉说你们一定要全心投入你们的计划。如果遇到警察，一定要镇静，想办法避开正面冲突，不要大惊小怪。你们肯定想取得100%的成功，但这么大的项目，成功80%也很了不起了。如果你们能成功90%，那就太棒了。”

此时的杨肖既是我们的老师，又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很久以后，他甚至还成为了我们的救世主。

小五台山之行是我们那时所经历过的最艰巨的考验。回来后我们浑身都湿透了，非常痛苦。马普安问杨肖我们的表现如何。杨肖用外交辞令回避了这个问题:“与长征相比，这只能算是小菜一碟。”两天后我们的朋友KathNaday找到爱德的家里，这个英国女人在中国给外国游客做导游。此前她已经找过马普安，要求看看她的帐篷———我们惟一一件别人资助的装备———经过我们的野外训练后成了什么样子。

“马普安一直在说你们的周末有如何的糟糕，”她说，“他说你们都湿透了，还说他恨透了远足和大山。像他这样怎么能受得了长征呢?”

“别替他担心，”爱德说，“他就是说说而已。”

庞国良8月26日出狱回家了。对于这段遭遇，他却十分乐观，这也是他的典型性格。那里面还有一些别的外国人，而只有他会说中文，于是他很快便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庞国良说一切还好。

“我当过兵，伙计们，”他说，“我可以在壕沟里睡觉。”

庞国良又全身心地为我们的事情操劳起来。他有一个记录着各种阶层人的电话本，他给电话本里所有相关的人都打了电话。我们几乎每隔一天就要开会，就要和感兴趣的人会面，就会得到“合作”的承诺。“合作”真是一个充满魔力的中国商业词汇。通常，“让我们合作吧”意味着“你做所有的工作，承担所有风险，而且最好还能掏腰包”等等。

有一个政府出版社想要给我们全程录像然后提供给电视台，爱德给李明霞看了出版社给我们的合同。

“这简直就是另一部《南京条约》。”她说。根据《南京条约》，清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把香港割让给了英国人。

我们本来以为我们的计划很好推销。但真到关键时刻，我们得到的仅仅是鼓励的话语，其它的话就是“这太危险了”。

“我们怎么保证你们的安全呢?”这种借口我们已经听了无数遍。

功夫不负有心人，感谢庞国良，我们终于获得了一个好机会。

李彬办公室里挂的邓小平书法作品是我们见过的最大的一幅，有6英尺长，2英尺高，几乎和李彬的办公桌一样大，但它与房顶之间还有很充裕的空间。这该不会是中国最大的办公室了吧?李彬坐在桌子前，整个身体向后靠，翘着二郎腿，右手夹着香烟好像夹着一支铅笔，小拇指很优雅地翘着。

“你们是……?”他问庞国良。庞国良立刻像上了发条，开始滔滔不绝地念他的生意经，他说我们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强调了自己为北京申奥成功所做的努力，还有他和政府的良好关系。李彬冲他的秘书挥了挥香烟说:“给市长打个电话。”

李彬是中国之友研究协会的领导。中国之友是庞国良为我们找到的赞助者。他告诉我们他们就等着在合同上签字了，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

市长不在。李彬轻轻地理着头顶上几缕从鬓角梳上来的头发，然后转向爱德和马普安，问:“你们知道怎么爬雪山吗?”

如果我们诚实地回答，那么答案只能是一个，那就是“一点也不知道”，这次会晤的开端对我们十分不利。来这里之前，我们可没做好接受询问的准备。我们想的是由庞国良来谈一切事情，我们两个就在一旁微笑，达成协议后再优雅地握手。但是李彬似乎另有想法。他接下来给我们恶补了长征的“知识”，告诉我们一路上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李彬终于讲完了，他最后叮嘱了一句:“也许你们应该再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