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霞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地图还有厚厚的历史书籍，因为直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新长征的第二天我们该往哪里走。明霞在丽华饭店爱德的床上铺开地图，不看还好，越看越着急，就是在最详细的地图上，也没有标记我们要去的地名和路线。

“你们应该走这条路。”她一边说一边指着于都南30英里的最大的一片空白区域两侧的两个城镇，“看，我们知道他们有些人穿过了盘古山，接着是祈禄山，因此路一定就在附近。”

“此外，”她说，“你们肯定不想沿大路走，那太无聊了。”

日记选摘，爱德，于都，2002年10月15日……我尽量不去想几天后可能发生的事情。看起来，那些历史上的地名并不曾出现在任何现代地图上。未知性是好事还是坏事呢?也许是好事，这样就可以不去考虑长征的全局。在地图上那些空白的地方，究竟有没有路呢?

一座方尖石碑矗立在于都河畔，这是红军横渡于都河的八个下水点之一。中国人的说法是，“长征第一渡”很明显会选择在距离城市中央1公里的地方，因为毛主席1934年10月18日就是从这里出发的。但在那个时候毛泽东还没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人物。长征的最初阶段有三个人不能不提。

理论上讲，27岁的博古是下达最后命令的人。他那时是共产党的书记，曾在莫斯科呆了四年，是共产国际辅佐他掌管了中国共产党的大权。共产国际通常执行斯大林的指示，以维护苏维埃共产党的利益。第二个人是36岁的周恩来，红军的政委。

第三个人，也是我们最感兴趣的，是34岁的德国人李德。他于1932年被苏联军队情报机关送到满洲里，紧接着转移到上海，代表共产国际担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68年以来，直到我们站在于都河北岸，李德是惟一一位走过长征的外国人。

在“长征第一渡”这里，河水水流徐缓，大约有70米宽。距岸边约50米的河面上，几条挖泥船在石头堆中忙碌着，引擎轰鸣。别处的水面都很平静。我们10月16日到达那里的时候几乎看不到太阳。来欢送我们的人包括一群当地的干部、当地电视台的摄像师、报纸的摄影记者刘正，还有几个好奇的早起的人。

我们的朋友在第一渡纪念碑下扯起一块红色条幅，上面用中英文写着“长征2002从这里开始”。他们都在条幅上签了名。白玉还写道:“Waiting4youguys2myplaceforJoel'sfuckingfoodSOON.（我们等你们两个快回来尝尝Joel的手艺。）”

Joel是白玉当时的男友，现在的丈夫。很快回来?就算我们按时完成计划，我们也要等一年零四天才能尝到Joel为我们准备的饭。

日记选摘，马普安，利村，2002年10月16日……你什么都没有了，只有眼前一条6000英里的路。静下心来体味一会儿，你会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想它。别往回看，也别往前看。什么都别看。

在于都这样一个平凡的小县城中，平凡的人们开始了平凡生活中又一个平凡的日子。在一刹那你会羡慕他们，因为这个不平凡的想法———重走长征路———这一刻突然显得有点儿荒唐起来。

现在只能想那些眼前的事情。你必须迈开步伐，走出去，从地图上的这一点，历史的这一瞬间，走到另外一点，另外一瞬间。你不要停下来思忖这个奇异事件的意义，否则你会被多愁善感的情绪拖垮。把所有深邃的情感留给以后抒发吧，或者还可以写进书中?

这应该算是比较有意义的对话吧，至少我还记得它:“咱们出发吧。”我说。

“好吧。”爱德回答。

在你面临重大转变的时刻千万不要期望过高，这非常重要。似乎有什么不平凡的事情要发生，这一个时间，这一个地方将因此而不同。

经过16个月的计划和梦想，在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里，会不会出现一个独一无二的、令人难忘的预示?它会告诉我们:我们的选择完全正确!这个预示好像在说:“伙计们，你们己经走上正轨!不要再担忧了。”

也许回想起来，的确有过这样的一个时刻。河边的小路邻着一所小学，学生们三五成群地从我们面前经过，不经意间见证了我们生命中最伟大的时刻。有些站住了冲我们喊“hello”，有些则只是好奇地盯着我们这一班人马。一个害羞的学生对正向马普安走过来的刘正耳语了几句。

“你知道那个孩子说什么了吗?”刘正问。

“说什么了?”

“他说，如果他以前努力学习英语的话，现在就可以跟你说话了。”

我们跨过“长征第一桥”，在这个阴沉沉的日子里，看起来我们的前景并不比68年前的红军更乐观。

我们几乎不敢想象前面的路会是怎样:雪山的坚冰和高山病，有毒的沼泽，草地无人区，强盗，野兽还有25000里。这些只是历史典籍中的精彩章节。我们不知道，在这些精彩章节之外还会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马普安那时已经得了慢性病。我们不知道，外国人是否可以去长征沿途的所有地方。我们更没有听说过“非典”。

2002年10月16日，我们投下了生命中最大的赌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