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后，曾少东到了中国大西北的避难所，只有几千人活着到了那里。他眼睁睁地看着朋友在战场上被杀戮，被活活饿死;他看到有人从山崖上跌下来，有人掉进河里;看着同志们被沼泽一点点吞噬，被野蛮部落的人杀害，误食不明植物和污水而中毒，或者因为体力耗尽而慢慢地死去。

“吃香蕉。”曾将军说。66年前他曾饥不择食，甚至在先头部队战友们的粪便中寻找未

消化的粮食来填饱肚子。

“当我们穿过草地的时候，很多战士都牺牲了。那些死去的战士被后边跟上的战士掩埋起来。有些人病得太重了，只能停下来等死。”

爱德问:“你只是一个孩子。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我随身带了一些银元，但过草地时我把它们全扔到水里了。它们太沉了，况且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根本没有什么好买的。一些年纪大的士兵又把它们捡起来。我问，‘你要这有什么用?你可能走不出草地了，我大概还行。’出了草地以后，身无分文的我没有办法买粮食，就去找那些老兵想要回我的银元。他们问，‘你怎么又想要钱了?’我回答，‘我太饿了。’于是他们就把钱还给我。那时我们互相照顾。”

在长征过程中，毛泽东掌握了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权。他告诉幸存者们，他们走了“25000里”。这样的成就将会鼓舞成千上万的人加入他们的事业，推翻腐败的旧制度。他们是英雄之师。

我们的朋友李明霞是我们当天的翻译，她问这位老英雄最后一个问题:“这两个外国人想重走长征路，你认为他们能成功吗?”

“不可能。”曾少东将军说，“太难了，他们不可能走完长征。”

2000年5月，重走长征路的念头突然出现在我们的头脑中。那时我们正在贵州黎平县旅游，偶然听说红军曾在1934年经过这里。这个地区没有平原，山上几乎每一寸土地都被开垦成梯田，只是在山顶处有几棵孤零零的矮树———因为那里的土壤太贫瘠了，空间又十分有限。这样的风景本身就是一种劳动的壮举。农业仍然保持着工业革命前的状态，人们使用水牛和木犁在田间耕作。

我们想象着65年前红军战士在这里艰苦跋涉的情景，他们一边要在迷宫般的地形中寻找出路，一边还要在整个途中与敌人奋战。我们不知道这里经历了多少变化，我们意识到，如果那些长征的旧路还在，那些路以及路上发生的事情可能会给人们很多启示———帮助他们理解中国的过去，还有它的现在。

虽然重走长征路的想法只是一时兴起，但一旦有了这样的想法，就根本无法摆脱。让我们惊讶的是，几乎所有的普通导游书籍都没有介绍过这些长征路线。这曾经是一条贯穿许多城镇、乡村和无人地带的史诗般壮丽的路径。这条路沿途的人和地点共同缔造了新中国成立的神话。那些曾经见证过这段历史的人可能不久于人世，因此我们想尽快见到像曾将军这样的长征见证人。但是在北京，谁也不愿意和陌生的“老外”多说话。如果我们是认真的，就只能去做一件事:蹬上远足靴，沿着这条史诗般的路线，寻找它最原始的故事。

我们要重走这条路，必须靠我们的双腿。在贵州的旅游让我们知道，长征途中很多路都无法通汽车。我们不想坐着汽车在高速公路上毫无意义地走马观花。仅仅从汽车的窗口向外看，不可能真正了解长征。

红军都遵守三大纪律: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条: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第三条:一切缴获要归公我们也为新长征制定了自己的三大纪律:第一条:不坐车第二条:如果因为某种原因必须坐车，事后必须回到坐车起始点继续步行前进。

第三条:不必两次走同一条路线。

还有第四条，也叫X纪律，我们希望它永远不要被实施。

X纪律:在别无选择时可以坐车，比如医疗救护、遇到警察或其他中国官方代表的阻拦时。

谈这些想法和理想时很有趣，但说服人们支持我们却不那么有趣。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经常进行这样的对话:“我们想重走长征路。”

对面的人扬起眉毛。

“我们全程都要步行。”

他们皱起了眉头。

“要一年的时间。从没有外国人这样做过。”

最后他们问:“你们有什么经验吗?”

“哦，没有。”

“你们已经找到赞助商了吗?”

“哦，没有。”

沉默。

“我明白了。你们是不是疯了?”

我们对这样的反应毫不介意。我们的信心仅仅来自一小群信任我们的朋友。我们也经常在庞国良和他的女友万欣家里寻求安慰，他们对我们非常支持。

庞国良是澳籍新加坡人，这个中年人把一门心思都铺在万欣和他们的两只叫“Happy”和“Lucky”的美洲哈叭狗身上。他是一个整天将各种职业的术语挂在嘴边的人，非常自信。遇到挫折时他总用自己的信念作支撑。他爱引用《约伯记（BookofJob）》上的句子，传达的最主要的意思是:不论上帝用怎样严苛的方式考验约伯，“他从来不诅咒上帝”。

2002年春天，通过我们的朋友LesCharlton的引见，我们结识了庞国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