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摘录，曾少东，北京，2001年11月12日

现在，很少有人具有艰苦奋斗的精神，人们只关心钱。再谈艰苦奋斗还有人会在意吗?谁还愿意听艰苦奋斗的事?你们也不会听我说的。即使你们问我这些关于艰苦奋斗的事，事实上也根本听不进去。70年代还在英格兰上中学时，我们只知道一件有关中国的事情∶如果那些穿清一色蓝制服的中国人在同一时间跳起来再落地，大海会掀起巨浪，会把我们这些住在西方的人统统淹没。如果老师那时问我们长征的事情，我们可能会认为那是一种寿命超长的电池。当然老师从未问过我们长征的事情，因为那时我们从来不谈论中国。中国也从未出现在学校的考试中或者电视上，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机会去关注中国的事情。当我们1987年在大学里相识时，对拥有世界1/4人口的中国可以说一无所知。

在柯彻斯特的大学里，我们住邻居。柯彻斯特是英格兰东南部一座死气沉沉、充满暴力的军事基地。那时，爱德特别擅长板球和斯诺克台球，马普安则一心扑在足球上，连桌式足球都很拿手。我们彼此很不服气，互相嘲笑对方，还一直和对方较劲儿。我们喋喋不休地争论另类摇滚、政治还有足球。我们还开始阅读严肃报纸，有时会读到一些关于中国的报道，有关共产主义，或有关中国那令人惊叹的经济发展。我们看到图片中的中国人不再穿清一色的蓝衣服。

“长征”这个词对于我们也不再陌生，因为报纸上常会出现诸如“中国迈向繁荣的新长征”这样的标题。但我们对长征的起因依然无从知晓。因为学校里课程所涉及的内容仅限于欧洲和美洲。马普安对于中国的事情知之甚少，是个关于“中国学”的“无知硕士”。十年以后，爱德获得了历史学博士学位，对“长征”背后那些令人惊叹的故事也仍是一头雾水，尽管“长征”这个词他已经听过无数遍了。

离开柯彻斯特后，我们就各奔东西。马普安到了美国，在新泽西州成为报纸特写稿件的编辑;爱德转到了英国北方一座友好一点儿的城市，他在那里的一所大学里呆了九年，学习法语和俄语，然后留校任教并最终获得后苏联政治历史的博士学位。很偶然的机会，我们先后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一天，马普安在美国一本记者业内杂志上看到了一则招聘广告，可以提供在中国工作一年的机会，为了解闷儿他投了简历应聘。一份录取信函很快发到他的手里，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而此时他意识到自己平淡的生活正需要一些全新的经历，于是他接受了这份工作。他给爱德打了电话，这位惺惺相惜的朋友也正期待着一种变化。在一个大学里呆了九年，他的生活日趋平淡，对很多事情都提不起兴趣。一次次到苏联和俄罗斯（1992年苏联解体）的学习旅行更让他心情沮丧，因为在那里，他目睹了朋友和同事们的生活由于经济崩溃而变得一塌糊涂。于是一接到马普安的电话他便登上了飞往中国的飞机。他觉得他已经对俄罗斯的情况太了解了;或许那些他不曾了解的地方才是他真正需要的。他情绪低落，需要新的灵感。

马普安1997年第一次来到了北京。那时在西单地区，长安街两侧还是人群熙攘的胡同和四合院。天安门广场西不过几公里的地方，窄小的街道两侧种满了树，两旁挤满了人丁兴旺的四合院。四年后，这一片历史地区已经消失了。我们两人费力地在狂风中穿过“西单文化广场”，走过六条车道的马路，经过宏伟的购物中心和中国银行总部这样高大的水泥“怪物”。我们正在寻找一些历史的片断———一定要赶在西单所剩无几的历史景观消失之前。

一座有两层小楼的四合院挡住了房地产开发商咆哮的推土机。地方有关部门已经答应可以满足房子主人提出的所有条件，可他就是铁了心，不打算搬走。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普通老百姓肯定早就搬走了，而这个人显然拥有一种特殊的地位，以及一种独特的态度。

曾少东将军刚刚出院，但思维依然敏捷，笑声高亢而富有感染力。他非常好客，“喝茶，吃水果。”他一个劲儿地让我们。

这位老将军穿着朴素的、军服样式的橄榄绿制服。他的屋子装修十分简单，桌子的玻璃板下压着他和妻子以及和其他老同志的合照。他的领导告诫他不要跟我们这两个外国人说话。但是83岁的曾少东却对他的领导说，他想跟外国人说话就说。

“我1934年5月参加的红军，”曾少东回忆说，“我很年轻，从某种角度说，这是一件好事。由于太年轻我没有提升的可能，所以我一直活到现在。就算我只是一个连长，我可能也早死了。许多连长都牺牲在战场上。因为他们总是冲在前面保护其他人。我那时还只是一个孩子。”

从1929年开始，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包围了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的重要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并逐步占领那里。与共产党有牵连的人一旦被捕就会被处死。共产党为了保存有生力量，86000名红军战士不得不在1934年10月16日背井离乡，离开江西的家开始长征。

“我的妈妈在于都河等我回来。”曾少东说，“许多人家都在那里等待他们的亲人。我妈妈给了我两个银元和一袋盐。两个战士一直在旁边等着我，他们怕我当逃兵，一个劲儿地催我走。他们说:‘快走，要不我们就赶不上大部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