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红霞在三月的寒风中走出医院的时候，脚步像踩着云朵，没有声音，轻飘飘，很虚假，飞翔一般，她突然笑了一笑，在天堂里走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医生是个女的，女医生问她，“你老公没和你一起来吗？”
“没有。”她回答。
这个“没有”，是彻底的没有。潘红霞没有“老公”。假如她年轻十岁，你可以把她这样的女人称作“单身贵族”，但现在这个称呼对她而言已显得不合时宜和青春了。她是一个离异的女人，多年前，有过一段极其短暂的婚史，那次婚姻甚至没能给她一个孩子，所以，几乎没留下任何痕迹：很多人（比如她的学生们）都以为她从没结过婚呢！她似乎一直很安于这种一个人的生活，在她身上，你一点也看不出通常出在她这种境遇中的女人弃妇似的表情，她一点不怨天尤人，生活得很光明甚至，很响亮。
学生们常常在背后猜测她，学生们说，“潘老师为什么不结婚？”假如，她特别丑陋，或者，她倾国倾城，再或者，她性格古怪，答案都不算难找，问题是，她只不过是一个平常人，既没有异常的容貌，也没有异常的禀赋和习性，天生就是一个过平常日子的女人。她蜜蜡一样光洁的大脸盘，健康、明朗、饱满，宽宽的胯骨，胸部跳荡的像肥鸽，笑起来阳光灿烂，要是让她敞开了生，她一定是七个八个孩子的母亲。这样的女人不结婚真是暴殄天物啊。
当然她不是美女，可他们都觉得她好看，是那种热带植物一样的好，脸盆似的大花朵，热气腾腾，一点不娇羞。这让他们想起高更笔下的女人，太平洋岛屿上鲜艳的土族妇女，他们喜欢她的大气和坦荡。不像有些人受了生活的打击就把那点事都写在了脸上。她当然应该是受过打击的，他们想，那一代人嘛，大时代嘛！有点打击很正常。可是什么样的打击或者说什么“独特”的打击，最终让她成为一个放弃婚姻的独身女人的？
他们的学校，几年前，和李提摩太的学校，合并了。她成为合并后第一批“博导”中的一个。这些年，她做“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颇有一些成绩。在他们那个小地方，“博导”本来就少，“女博导”就更少，而独身的“女博导”，不是妖怪又是什么？
她也不住在学校的家属区，当然，从前，还分配住房时，一个独身女人是绝对不会在分配名单之列的，那纯粹是传说中“天上掉馅饼”的梦想。再后来，购买热门的“福利房”，她仍旧不具备和人家有家有室的人竞争的实力。许多年，她住在集体宿舍的筒子楼里，阴暗、杂乱，夏天，在公共盥洗室里冲凉，一年四季，在楼道里支煤气罐做饭。筒子楼里的人，出来进去，总有一些晦暗的气息被他们携带在身上，甚至，浸润到了身体深处，像扩散的癌细胞。可是非常奇怪，她却奇迹般地明朗着，晦暗永远不过是洒在她身上的露水，太阳一照，就化作了青烟袅袅而去。
买下河边这套小公寓，也只不过是四年前的事，那时，穿城而过的这条河，这条从寒冷的北部山区一路流来的河流，几乎干涸了。它命若游丝地苟延残喘，这城市所有的阴沟暗道，日以继夜地，朝从前的河床里排放着工业和生活的污水。它臭气熏天，杂草丛生，成了蛇鼠的乐园。于是，人们开始疏浚它，治理它，在它的河底及河床两侧浇上水泥，使它成为一条水泥的河道，再从上游水库引来河水，于是，它就成了一条长达数公里的蓄水沟。
竣工放水那天，这城市，就像过节。人们都涌来看水。水滚滚而来，挟带着飞沙走石，溅起白色的泡沫。那一刻是有些惊心动魄的。那一刻这城市有一点动容。可是，这当然不是一条真正的河流，它只是模拟着从前那条河流的形状，却永不会流淌。
可即使如此，河两岸的房价，却一路飙升。潘红霞几乎是在最贵的时候买下了这两房一厅的小单元。人们都说她，亏了亏了，这价钱，在有些很不错的地段，够买三房两厅的了。潘红霞自己倒是心甘情愿，不为别的，只为了，在这里，在这22层的高处，站在阳台上，或者，推开任何一扇向西的窗户，都可以看见她的河。
现在，她离河是这么近，离往事是这么近。
没有坝堰了，也没有了菜地农田，一切，早已面目全非。现在河两岸是一个开放式的公园。到处是草坪，这样的草坪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看到。还有年轻的树和花木，不知道还要多少年，那些年轻幼稚的小树们才能蔚然成林。现在，她几乎还分辨不出它们都是些什么树，只知道，在春天，它们有的开花，有的不开花。当然，和所有的城市公园一样，河两岸，一定有许多的人工景点，比如，草坪中，一个胖孩子的雕塑，在踢球，或者，一个什么动物之类。还有一个渡口，倒是设计得很有一点萧瑟的古意，木杆上高挑着清幽的纸灯笼。只是，站在这样的渡口，永远等不来渡船。
有时她会沿着这河，朝南走，从黄昏走到夜幕升起。灯一下子就亮起来，千盏万盏，路灯、桥灯、草坪里一盏一盏蘑菇灯、树上的串串彩灯，真璀璨啊。那一刻这城市也是有些动容的。这种时刻她就有些鼻酸，她使劲嗅着河水，可是这河水一点也没有腥气。新鲜的河水的腥气，是多么好闻啊。
她刚搬进这新居时，学生们来给她“暖房”，这是这城市的风俗。来了好几个人，都是她的研究生，已经毕业和没毕业的。他们带来了鲜花、水果和酒。那天她做了许多好吃的，炸了虾排、拌了蔬菜沙拉、炒了黑椒牛柳、蒸了鳜鱼，还煲了满满一砂锅口蘑鸡汤。她打开了他们带来的红酒，长城干红，也是她喜欢的。美酒佳肴，让年轻人心生感慨，借着酒意，一个她最喜欢的学生突然问了一句：
“潘老师，您为什么不结婚？”
她笑了，也是因为酒，她说了一句平时不会出口的话，她回答说：
“因为，我想嫁的人，娶了别人。”
“就这？”他们喊叫起来，“那还不简单？把他抢过来呀！”
那一刻她几乎有点妒忌他们，一切就那么明了：丛林法则。这是这时代的教义。一切都丧失了美感。
其实，这许多年，特别是母亲还在世的那些年，她并不是没有做过努力：放弃的努力，走进人群的努力。把该埋藏的藏起来，去寻找一个活人，寻找一个有血肉有暖意的人，和他共同生活。她“努力”了，可是不行，那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我们也知道她必将失败。她是一个不会妥协的人，爱一个幻影，为爱而坚守，就是她的宗教。
她是一个信者。
对她来说，信，是容易的，也是自然的，而放弃，才是生不如死。
母亲在世的最后两年，患上了焦虑症，只要见她面，就总是向她描述她将会有怎样凄凉的未来：老、病、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连水也没人给你倒一口！”母亲还把她所能看到的那些八卦小报上诸如此类的消息，比如，什么什么国家，什么什么地方，有个老人，死在自己的公寓里，一个月后，尸体才被人发现，等等，都裁剪下来，保存着，作为警世恒言好给她当头棒喝。母亲一想起这不让人省心的女儿有一天会死得这么惨就哭泣，死了，生了蛆都没人知道啊！
母亲常常叫着外孙女也就是潘红霞大姐孩子的名字，说：“飞飞呀，将来，你可不能不管你小姨呀！”
飞飞就回答：“姥姥，你都说N遍了！”
母亲却穷追不舍，“飞飞呀，你要保证啊！”
飞飞就说：“我保证不让我小姨一个人死在屋子里，就是死在屋子里我也保证第二天就发现，行了吧？”
就像做游戏。
母亲最后的时刻，弥留之际，一手拉着潘红霞，一手拉着飞飞，一生中最后一次对她的孩子说：
“飞飞，你要保证啊！”
飞飞哭了。
现在，母亲的遗像，和父亲的遗像一起，就挂在潘红霞卧室的墙上：这世界上从此再也没有一个会为她结婚或者不结婚这种事睡不着觉的人了。
飞飞有时会来看她，但是飞飞很忙，她考上了一家名牌高中，今天参加奥数竞赛，明天参加英语竞赛，还要抽暇练钢琴：准备过十级的考试，真是比国务院总理还忙。飞飞其实倒是挺欣赏小姨，觉得她一个人活着，挺酷。
“你有没有情人？”有一次飞飞这样问她。
潘红霞早已习惯了飞飞的说话方式，所以她一点也不奇怪。
“没有。”她很老实地回答。
“小姨，”飞飞直视着她的眼睛，“你是不是一个‘同志’？”
这下潘红霞大吃一惊，也太成熟了吧？熟的都要从树枝上坠落下来了。
“绝对不是，”潘红霞一字一顿，“我有喜欢的人——是男人。”
“谁？”
“这我不能告诉你。”
“我知道了，”飞飞说，“一定是个有妇之夫。”
“你不知道，”潘红霞回答，“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一刻潘红霞突然有一种倾诉的欲望，非常强烈，她望着飞飞娇嫩的、茸毛还没褪尽的小脸，还是个青涩的小毛桃呢！泪水涌出了她的眼睛，她知道她听不懂上世纪的语言。
飞飞，爱，就是全心全意。
飞飞，爱一个人，就是，坠入深渊，永不超生。
潘红霞很爱飞飞。
姐姐结婚很早，可是孩子却要得比较晚。她一结婚就考上了“电大”，四年读下来，恰巧又有一个去北京进修读一个什么研究班的机会，那是一个文凭的时代，一切，都靠文凭说话。姐姐又是一个很有功名心的人，她根本没有征求姐夫的意见只是“照会”了他一声，就跑到北京去读书了。
这样，飞飞到来时，姐姐已是一个三十二岁的“高龄产妇”。
假如，潘红霞和姐姐站在一起，几乎没有任何人相信她们是同胞姐妹。简直太不像了！三十二岁的姐姐，看起来，仍旧是一个幼女的样子，细细的胳膊，细细的小腿，皮肤接近透明，骨盆窄的根本就不适合一个婴儿起居。果然，分娩那天，羊水都快流光了，可是飞飞坚决不肯到那个拥挤的骨盆里去，没办法，只好推上手术台，做了剖腹产。
那时潘红霞已经毕业留校两年多了，一个人，没有牵挂，又正好赶上暑假，于是，伺候产妇坐月子的事，就落在了她头上。她看见飞飞的第一眼就爱上了她，红红的小东西，啃着小拳头，睡得很香。可是这小东西只计划在白天睡觉，好养足精神到夜晚和她们捣蛋。夜深人静，她拼足力气哭叫，把一张小脸憋成紫颜色，愤怒得不得了：原来她是想散步！那就散步吧。潘红霞就夜夜抱着这小东西“散步”，十五平方米的小屋，从这头，到那头，从那头，到这头，嘴里哼着那首著名的摇篮曲：
“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
妈妈的双手轻轻摇着你……”
可是她都把房间里的地毯踩出一条“马克思小道”了，她亲爱的宝贝却仍旧大睁着一双哲人似的眼睛，严峻地与她对视。
原来，婴儿的脸上，有一种沉思和严峻的表情啊，她很惊异，然后，就有种巨大的、新鲜的感动如同春水一样淹没了她，温暖、激荡。她在心里问着那个孩子，“你在想什么呢？”
姐姐看不过去了，姐姐说：“把她放小床里吧，哭就让她哭，小孩子是不能惯毛病的。”
这话让她愤怒。
“你懂什么？”她冲着那个母亲喊叫，“她有她的道理，你懂不懂？”
姐姐觉得这人简直不可理喻，
“好好好！你就抱吧，累死你！”
再大一点，飞飞习惯了把小姨想象成很多种东西，比如她说：“坐木马。”潘红霞就变成了旋转木马，驮着她，一高一低，上下起伏，转着圈，嘴里还有音乐伴奏：“我有一头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有一天我赶着它一起去赶集……”她要是说：“老虎上山。”那潘红霞就变成了一座山，弯下腰，任那小老虎在她背上、身上，爬上爬下。她还是录音机、故事大王、木偶戏编导兼演员、钱包、避难所以及，飞飞的手和脚。四岁以前，只要小姨在，飞飞的手和脚基本就没有用处。飞飞说：“妈妈我要橡皮泥。”妈妈说：“飞飞自己拿。”话音没落小姨已经跑着去拿来了。妈妈说：“飞飞自己把积木收起来。”小姨说：“我来我来！”三下五除二就收好了。大家一起上街玩，飞飞说：“妈妈抱。”妈妈教育道：“好孩子自己走。”可是小姨根本不允许飞飞做好孩子，她朝飞飞面前一蹲，飞飞就小猴子一样蹿到了她的背上。小姨的背好宽阔啊！
姐姐很无奈，说：“潘红霞你这样让我们怎么教育孩子？”
潘红霞回答说：“少来！”
她极其厌恶那一套关于教育孩子的理论：那是一个将神奇的不可知的生命奇迹一点一点改造和格式化的过程，是一个解构奇迹的过程，解构奇迹，使它最终能被“人群”解读。生而为人，谁又能逃脱得了这可悲的宿命？潘红霞当然知道这个，那是她不能阻挡的，她只是、只是想尽最大可能延缓那最后结局的到来，她只是、只是想尽最大可能为这个她爱的孩子保留一点奇迹性。
飞飞六七个月大的时候，特别喜欢她们家的一幅花窗帘，那是一块色彩极其艳丽的花布，玫瑰红为底色，上面有着梵·高风格的向日葵图案。飞飞对这窗帘非常痴迷。当风从敞开的窗子里涌入，将窗帘吹得如同仙袂一样鼓荡的时候，飞飞就冲着那窗帘，灿然一笑，然后就伸开双臂，从抱她的人怀里，探出她的小身子，试图纵情一跃，扑入花窗帘的怀中。她仰着迷人的笑脸，多少次，想扑入花窗帘鲜艳的怀抱。每一次，她都很失望，她挥舞着小胳膊，咿咿呀呀地，叫着，用神的语言和花窗帘说话，说服它，乞求它，最后她就难过地哭了。
她妈妈说：“噢噢，傻孩子呀，傻飞飞呀，那是一块花布，懂吗？花布怎么能爱飞飞抱飞飞呢？”
可是这情景，每一次，都让潘红霞深深感动。她想，孩子她看见了什么？她一定看见了我们所看不见的、被世界遗忘的东西。
咿咿呀呀的飞飞，说着神的语言的飞飞，一天一天，长大了，学会了人的语言，忘记了神的语言——这就是成长的代价。
潘红霞姐姐对潘红霞的评价很干脆，只有两个字：有病！她觉得妹妹的一切都是病态的，畸形的。所以她独身，所以她病态地去爱一个孩子。
飞飞对小姨很亲，而且，信赖。这信赖和亲爱的程度都让她妈妈嫉妒。飞飞十二岁那年，她的一篇作文被老师推荐登到了《小学生之友》杂志上，拿到了三元钱。那当然是飞飞第一次挣钱。全家人逗她，问她这钱怎么花？她不说。她拿这三元钱去花店买了一枝玫瑰，送给了小姨——因为那天是2月14日，圣瓦伦丁节，情人节。
还附着一张小卡片，上面写着：我永远爱你。
潘红霞为这玫瑰和誓言，留了一夜的眼泪。
2001年，新世纪第一个新年前夕，潘红霞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一封信，是飞飞写给她的。飞飞这样写道：
“小姨：
新世纪到来了，我想送一份特别的礼物给你。我想给你讲一个故事，是关于爱情，别嘲笑，故事中的女主角是——我……”
潘红霞没有嘲笑。她怀着感动读完了一个十六岁小少女“初恋”的故事。她知道那是关于爱情的幻想，可是仍然有着稚嫩却尖锐的疼痛。飞飞告诉她这是一个“过去时”的故事，他们结束了。她，和一个她爱的男孩儿。可是疼痛没有过去，她仍然想念他，为了抑制这想念她把自己的小胳膊咬出了一个一个血牙印。她说：“想念，真是折磨人啊！”看到这里潘红霞眼睛涌出了泪水——她太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折磨。
“所有的人都告诉我，这一切会过去。我也知道它会成为过去，可是，小姨，这‘成为’需要多长时间呢？需要多少天、多少小时、多少分多少秒？这是没有任何人能告诉你的啊！”
但是过去了。现在飞飞不再忧伤。她在熬过了三年高中魔鬼生涯之后，考进了南方一所大学。其实，在高中的最后日子里，飞飞就已经“过去”了，活了过来。她一边忙着准备高考一边开始和班里另一个男孩子“好”。她偶尔来小姨这里坐坐忍不住会讲起她的恋爱。那是一个特幽默特有趣的男孩子，“典故”很多，飞飞讲得眉飞色舞。有一天潘红霞终于忍不住问飞飞说：“那个人呢？从前那个，他现在在哪儿？你还想他吗？”
飞飞做了一个很戏剧性的动作，她拉过了小姨的一只手，把它放在自己胸前，胸口，心脏那个部位，
“他在这儿，”飞飞回答，“这一生，他都会在这儿，我把他永远收藏起来了。”
收藏起来，就像收藏一件古董和珍宝，然后，好好生活，享受生活的一切快乐。是啊，这多么好！多么合情合理和健康！潘红霞几乎是在妒忌飞飞了，妒忌她能够爱得这么平凡。
从飞飞那里她知道了有一种药叫“毓停”，知道了什么是“药物人流”。“我们班谁谁谁吃‘毓停’了。”飞飞这样告诉她，就像从前的孩子告诉大人谁谁谁吃了打虫药一样面不改色。终于有一天飞飞自己也去买“毓停”了，她说出这事时把潘红霞吓出一身冷汗。不过她不是为自己买的，是为她最好的朋友，她的“死党”。他们几个死党特侠义特江湖地一起为朋友打胎。还真让他们给打下来了！还真让他们平安无事地打下来了！事后潘红霞才知道药物打胎是必须在医院做二十四小时监护的，是必须在医生的帮助和指导下才能完成的，因为它有诸多危险因素，比如，可能导致致命的大出血，等等。这几个胆大包天不要命的孩子啊！潘红霞一把搂住了飞飞，抱住了她，说，
“飞飞，飞飞，你要向我保证，以后，绝不再发生这样的事，以后，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难题，不管你在哪儿，你都要来找我，听到了吗？”
飞飞后来给潘红霞讲了她朋友的故事，讲她朋友的恋爱史——那真称得上是“史”，因为她从十三岁第一次“失恋”之后，就一个接一个地换男朋友。但是飞飞说她很纯洁，“你不能认为她男朋友多还打胎就认为她不纯洁，”飞飞说，“她只是比别人更爱男人。”
这个爱男人的女孩儿，为她失去的这团血肉，起了一个名字，叫“小无过”。她叫它“小无过”，在失去它的第三天，这个小母亲给小无过写了一封信，她这样称呼它：“小无过，我亲爱的孩子，我的骨肉！”然后，在十字路口，把它烧掉了。
这封信就这样化为灰烟寄到了冥间，寄给了那个还没成形的鬼魂。
三月里的一天，潘红霞去邮局，是为了给在南方读大学的飞飞寄一本书。一件可有可无的小事，因为，那书并不重要，可是她去了。太阳很好，初春的北方，难得有那么暖和的太阳，一出门她就闻到了刚刚融化的河的气味，大概她走神了，所以，她没有看见那辆突然从楼群里冲出的摩托。
她被撞倒了。
骑摩托的小伙子，梳着马尾巴，在早春三月勇敢地穿着一条膝盖露肉的破牛仔裤。他没有逃逸，他说阿姨我送你去医院。潘红霞试着站起来，还好，腿没问题，她晃晃脖子，头也没问题。她看看那“马尾巴”，嘴唇上毛茸茸一道淡淡的小胡子，这让她想起了飞飞，她说：“没事儿，你走吧。”
她放走了“肇事者”。他还是留下了他的手机号码，他说：“阿姨，万一有事，你打电话通知我。”
她笑了。
夜里觉得右臂很疼，爬起来，吃了“芬必得”，药劲过去后依然疼着。第二天，上午刚好没课，她想起了去医院。
拍了片子，骨头没事，只是软组织挫伤。
但是大夫在她的腋下部位摸了很久，然后，建议她去妇科。事情就因为这偶然的撞击开始了。
十天之后，她拿到了那结论，那判决。女医生问她：“你老公没和你一起来吗？”她说：“没有。”
那结论是：乳腺癌，晚期，而且，扩散转移了。
有几秒钟也许更长，她眼前起了雾，什么也看不清楚，女医生的脸，还有，诊断书，那上面的字迹，那些隐藏着暗语的符号，一切，都被这白色的大雾笼罩，虚幻、轻飘、不真实，像默片时代中一个电影镜头。
那是一个有风的上午，风把天空刮得很晴朗，也很冷。她轻飘飘虚幻地走出了医院的大门，突然笑了，她想，在天堂里走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她忘记了打车，只是朝前走、走，走了很久，忽然发现那是和她的家背道而驰的方向，那是一个南辕北辙的方向。她又掉头，再往回走，路边有家书店，她不知道怎么就走进了书店里。有人拦住了她，说，“女士请存包。”她愣了半晌没有听清楚。那人又说了一遍，指指她身上的包，又指指前台，她明白了，“噢”了一声，心里清醒了一些。她把包存了，包里，有那个致命的诊断——要是能把它丢了就好了，她突然闪过了这么一个孩子气的念头，要是能把它弄丢让它消失多好啊！
她又笑了笑。
她在一排排书架前浏览着，徘徊着，翻翻这本，又翻翻那本，可其实她什么也没有看见，直到那几个字跳出来，强人一样，挡了她的道，她愣了一下，看清了那几个字是：
恶魔吹着笛子来。
它们面目狰狞地，蛮横地，挡在了她面前，沉默不语。刹那间她明白了一件事：她看见了命运。对了这就是命运，命运向她显了形，命运在此刻就是这样一个可知可感可以识别的形状，就是这几个汉字：恶魔吹着笛子来。
她伸手拿起了那书。一本极普通的书，一本日本推理小说，是一套中的某一本，《金田一探案集》之几，作者是横沟正史。关于这个金田一，她其实是知道的，不仅知道他，还知道他的孙子——金田一一。金田一一是飞飞小时候特别崇拜的一个人物，在假期里，有许多个夜晚，潘红霞是和这个聪明盖世的“金田一一”一起度过的。飞飞讲，她听。这个金田一一，当然不是一个生活中真实的人物，他来自孩子们喜爱的日本漫画。潘红霞就是从金田一一那里听说了他的爷爷，在日本大名鼎鼎的神探金田一耕助。
是横沟正史创造了他，带他来这个世界，其貌不扬，穿着奇怪的和服，头发像鸟巢，说话结结巴巴，可是却如天神一样聪明，无往而不胜。
却仍旧会死。
所以才有了金田一一。
她买下了这书。这吹笛子的恶魔，这吹奏死亡之曲的恶魔。她把它装进了书包里，和那个诊断书，放在了一起：他们在一起真是珠联璧合啊，她想。
后来她就坐进了一家咖啡馆，是全中国到处都能看到的“上岛咖啡”。她随便点了一点吃的，就把自己埋进了一只舒适的辽阔的大沙发里，力气就是在这时使尽了，一股热流突然之间涌上来，涌出眼眶，她哭了。
妈，妈妈，现在你不用再为我的晚年担心了，我永远不会活到你想象的那么老。
到最后的日子，会不会很疼？
疼，其实比死更真实，她想。
她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不好的消息。她照样上课，工作，新学年伊始，事情很多，她要给“大四”的本科生上课，她还要为两个研究生辅导论文，另外，在三月末，她还要去法国参加一个文化活动。
所以她又去了女医生那里，现在，她们面对面坐着，她明显地看出了女医生眼睛里怜悯的表情。
对话很简捷。
“晚期，扩散，是不是就是说，没有治疗的意义了？”她这么问，开门见山。
“没有临床上的意义，有心理的意义。”
“那么，告诉我，”她很冷静，“我还有多少时间？”
“运气好的话，可以坚持——三两个月，也许，更久。”
她微笑了，她喜欢她说话的方式，运气，这可不是医生的语言，科学的语言，科学的说法应该是：个体差异。
“为什么我没有感觉？”
“大概——快了。”
“到时候，有减轻痛苦的办法吗？”
女医生低下头，在处方笺上刷刷刷刷写下一行一行拉丁文，深奥、神秘，隐藏着不为凡人所知的奥秘玄机，或许是，救赎的玄机。女医生把它们递给了潘红霞。
“按时服药，”她说，“应该会有帮助。”
“谢谢。”
“还有，”她又说，“你随时可以来住院。”
潘红霞笑笑。她可不愿意把一生中最后的三个月、两个月，或者更短，一个月的时光，珍贵的时光，自由的时光，交给牢狱般的医院，交给那些折磨人、夺去人尊严的各种医疗器械，她不能想象自己身上插满形形色色的管子，靠呼吸机呼吸、靠吸痰机吸去体内的积液、靠导尿管排尿，像一堆没有羞耻感的肉一样任人摆布，那真是太恐怖了。
她想死得天然一些。
她又坐在了“上岛咖啡”里，全中国到处都有的“上岛咖啡”，现在她很喜欢闻那里咖啡的浓香。当然“星巴克”要更为有名一些，可这个城市还没有星巴克。为此这城市的小资男女很是不满，他们说：“多么闭塞啊！”所以他们走进“上岛”时常常会有一种屈尊的表情。潘红霞不知道“马尾巴”会不会也这样，她吃不准。她更吃不准自己这举动是不是弱智，她在清理东西时发现了当初马尾巴留下的手机号码，于是，就心血来潮联络了他。
马尾巴来了。一个人，跟在穿短裙的女招待后边，神色紧张。仍旧是T恤衫，牛仔裤，不过膝盖上没有破洞，看上去脏兮兮的，可潘红霞知道那是时尚。
“阿姨，”他不安甚至是警惕地坐在了潘红霞对面，“阿姨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没有。”潘红霞笑了，“我是想对你说，谢谢。”
“谢我？”他大惑不解，“谢我什么？”
“谢谢你撞了我。”潘红霞回答。
眼前这女人，很温暖，很光明，不像是在玩弄什么讹诈的阴谋诡计，也不像是一个疯子。可她的话，多么没头没脑又多么古怪！马尾巴惊异地瞪着对面这语气温柔的神秘女人。
“还谢谢你能来。”她又说。
“阿姨，我都听糊涂了。”他老老实实回答。
“先说喝点什么吧，”她说，“你喜欢什么？”
“摩卡。”他随口回答，显然心不在咖啡上面，他看她也点了喝的，卡布契诺，也是没什么创意的。但是他显然不像刚进来时那么紧张。似有若无的背景音乐，播的是一支比较老派的歌，至少有十年以上的历史，旋律单纯而平庸，假如是在午后，它可以让人昏昏欲睡。
“我可以抽烟吗？”他已经掏出烟来，准备点火时忽然想起应该礼貌一下。
“最好别，”潘红霞回答，“我的肺不好，长了东西，是癌。”
“哦。”他应了一声，把烟又收回去。突然醒悟过来，嘴一下子张成了O形，“您说什么？我没听错吧？”
“大概没有。”潘红霞笑笑，她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把这生死的秘密告诉了一个年轻的陌生人，一个毫不相干的人，“我就是为这个向你道谢，假如你不撞我那一下，我不会去医院检查。”
“那，你为什么还在这儿？你应该在医院里才对，你应该动手术！”马尾巴叫起来。
潘红霞双手捧着咖啡杯，像捧着手炉取暖一样，可她的样子，哪里像一个病人？那么饱满的一张大脸，一张农妇般的大脸，这是马尾巴对这女人的最初印象：这样的女人一般来说都会安全而平庸地度过她们的一生。
“不能动了，”她回答，语气沉静而安详，“来不及了。”
“那你还谢我什么？”马尾巴很诧异。
“这么说吧，假如这是在电视剧里，我就会说，谢谢你为我争取了时间，让我在还没有动不了的时候，在最后的自由的时候，做我想做的事——就当你是在看电视连续剧吧。”
马尾巴开始对这个女人有了兴趣。他笑了，“可我从来也不看电视剧，还是让我们回到生活里——您谢我什么？”
潘红霞笑了。
“谢你，是个借口。你让我想起我的外甥女，你们年纪看来差不多，她在外地上学，在南方，我非常想她，特别是在这种时候……”她垂下眼睛，啜了一口咖啡，鲜奶油的泡沫沾到了她唇上，“她特别喜欢卡布契诺。”
“您自己没孩子吗？”马尾巴很好奇。
“她就是我的孩子。”
“懂了。”马尾巴回答。其实他不懂。这个女人的一切，他并不懂。可是她让他感动。而且，他感觉到了她是孤独的：她是在寻找一个倾听者。
“您刚才说，假如，在电视剧里，剧中人就会回答，谢谢你为我争取了最后的时间，好让我去做我想做的事——假如您就是剧中人，您现在，最想去做什么？”
“见一个人。”她脱口而出。
她的眼睛，慢慢地，变得湿润而蒙，马尾巴惊讶地发现它们原来是那么美，像神灵的美目！它有一种超越尘世的皎洁和深邃，对了就是这个词。那些时尚的眼睛，美眉的眼睛，和它相比，顿时都变得平淡无奇。它让人震撼。
不用说，这一定与爱情有关，古老的爱情，上世纪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