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该说说那个小城姑娘潘红霞的来历了。这姑娘，她就生长在这里，几乎从来也没有离开过这城市。她的家住在一所中学，中学的宿舍院，很简陋的平房，单薄的青砖，没有暖气，冬天要生火炉取暖。很多人家共用一个老式的公共厕所。那公共厕所的墙上，总是涂写着一些骂人的话，比如：“潘红霞，王八蛋，小二人，不是人，是个小狗看大门。”“小二人”是什么人？谁也不知道，可人人都这么写。夏天，那里则到处爬满蛆虫，大人们撒下厚厚的六六粉或者是生石灰，在墙角、地板、便坑，白雪似的，呛得人几乎喘不上气，可那肥硕的蛆虫，却是前仆后继，杀不灭的。后来，在中学里，老师给他们讲过一首诗，说，“发如韭，割复生，头如鸡，切复鸣，人不畏死，小民从来不可轻。”而她，非常悲哀地，想起的不是别的，竟是夏天厕所里那生生不息的东西。那可真让人绝望。她不知道，其实，那时，她就已经种下了“洁癖”的病根。

她的父亲，是这所中学的会计，而她妈妈，则是一所小医院的护士。即使是在这样一座平凡的、不起眼的城市，她的家也属于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人家，简直不值一提。从前，解放前，她妈妈做过助产士，自己挂牌营业，她爸爸则在旧政府里干一个小差事，总之，是灰色的背景，不红也不黑，没有荣耀也没有罪恶，非常暗淡平庸。潘红霞是潘家三姐弟中的老二，上面有姐姐，下面有弟弟，可以想象，即使是在这样的人家，她也远不是最受宠爱的那个孩子。三姐弟里，只有她，是一生下来就被奶出去的，虽然，只奶出去一年多，可是，大概由于她身上沾染了别的女人的气味，她妈妈，就像母兽再也闻不到幼仔身上熟悉的味道一样，从此，就有了永远的隔膜。

本来，这样人家的孩子，这样的处境，她极有可能长成一个内心紧张、自卑、不苟言笑的受气包，可是奇怪啊，她却处处反着来。她爱说爱笑，活泼开朗，越长越鲜明嘹亮。她也从不记仇，就算有时明显地觉出了妈妈的偏心和不公道，她哭一阵也就丢在了脑后。在一个处处被忽略的家里，她反倒觉得自由自在，没有负担，她出出进进，哼着歌儿，似乎总在唱，总在说。久而久之，就算她闭着嘴安静地坐在那里，她妈妈也觉得有声音就在她身体里汹涌着，奔窜着，她妈妈就想，这个丫头她活得可真嚣张啊！她还想，这个丫头可不是个省油的灯。

也许，真的是别的女人的奶水，改写了她的命运，别的女人的奶水，救赎了她，将她从灰色的生活中拯救出来。当然，潘红霞一点也记不住奶妈的样子了，可那有什么关系？她已经在她的身体里了，她日日夜夜在这个孩子淡蓝色的血管里奔流着，温暖、欢畅，她就这样庇护着这个孩子，使她不堕入黑暗。

就连外貌，她也越长越不像潘家的人。她的姐姐和弟弟，都是清秀的，孱弱的，小骨架，皮肤苍白晦暗没有血色。而她，则是一副宽身板：宽宽的肩膀，宽宽的胯骨，结实、健壮，十四岁就有了十八岁欢腾的乳房。她还有一张向日葵般饱满的大脸，皮肤光滑，暗沉沉，如同蜜蜡。有时，对着镜子，她自己也很惊讶，她想，你像谁呀，潘红霞？想到自己和这世界上某一个人神奇地相像着，而她们彼此并不知情，她心里就滋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虔敬，假如，有一天，在某个地方，她走在路上，一个人忽然分开人群来到她面前，抱住她，叫她“我的孩子！”她一点都不会惊讶和怀疑。这就是她相貌的意义，她必定会被一个母亲从茫茫人海中认领。这是世上最自然不过的事，就像花开花落，就像所有的河流最终要流向大海。

必定会被认领，这是这孩子的信念，她相信这个。而且，她也曾经历了那狂喜——被一个朋友认领。那年，她十四岁，而朋友则是十八岁。那时，这座城市所有应该升入初中读书的孩子，全都停了学，他们拥有了一个长假。将近三年的假期，无论怎么说，都太漫长了一些。孩子们有的玩疯了，玩得过了头，做了“弟兄”和“姐妹”，有的玩腻了，变得百无聊赖。潘红霞就是百无聊赖无所事事的那一个。她在家里，养过热带鱼，养过鸡，还喂过蚕。养鱼的时候，她今天跑到湖里去捞鱼食，明天去臭沙河臭气熏天的污泥里一条一条挖小红虫。养鸡的时候，则是到汾河岸边草滩里去捉蚂蚱，为的是让鸡吃活食多下蛋。她忙忙碌碌，似乎，没有谁比她更投入更兴趣盎然。为了养蚕，她更是不辞劳苦，几乎跑遍了整座城市去寻找一棵不存在的桑树。没有桑叶，她就采榆叶，用榆叶喂蚕是她的发明，而吃榆叶长大的蚕，居然，还吐丝作茧。她也学过女红，比如，用白棉线勾各种花样的手工艺品：茶杯垫、小桌布或者是一幅窗帘。可是，这一切，无论是蚕宝宝还是女红，没有一样，能真正填满她的生活。那所有的热情都是虚张和虚幻的热情，犹如一蓬茅草，一把火就能烧尽。后来，有一天，她忽然觉得生活变得不能忍受的无聊，似乎，除了灰烬一无所有。那些日子，她一个人从早到晚在她家的校园里无所事事地四处游荡，深秋的北方，落叶满地，她踩着满地的黄叶，第一次感到了秋天带给她的忧伤。

然后，她就听到了那箫声。

那时，她不知道那是箫。在一个红色的壮阔的年代，在一个惨烈的年代，箫是多么不合时宜和落魄。她从没碰到过一支箫和吹箫的人，她听过笛子唢呐小号甚至单簧管可就是没有听过箫。她不知道那是什么声音，起初，她还以为是一个人在哭，等她明白过来她就呆住了，秋风中，它的呜咽和诉说，丝丝缕缕，安静委婉地钻进她尚待开垦正空虚的心里，她开始寻找这声音，她穿过空无一人的操场，来到南楼，那是学生宿舍楼的别称。她走进在白天也需要开灯的黑暗的走廊，也是空无一人的，只有残留的大字报和满墙壁的标语。她上楼，一直上到顶层，三楼，她跟着那声音，经过一个又一个锁着或洞开却阒无人迹的房门，她穿过了整个黑洞洞废墟般的走廊，然后，她就看见了她。

一个姑娘，坐在窗下，垂着头，房门半掩，她只能看见一个侧影，还有，她手中那像笛子一样的乐器。后来，在潘红霞的回忆中，这一刻永远是不真实的，有如梦境，（美好的东西也许都具有梦境般的实质，）又像一个聊斋故事，在一座废墟般的建筑里一个人和一个异类相逢，（那是最具想象力的奇遇。）她的心怦怦地乱跳，但是她并不害怕，她站在房门口，许久，像是被催眠，后来她不知不觉把房门推得大了些，“吱呀”一声，姑娘回过了头。

箫声住了，戛然而止。

潘红霞如梦初醒地冲人家笑了一笑，说，“我不知道，笛子原来还能竖着吹。”

吹箫的姑娘也笑了。

后来，她就一直叫这姑娘“竖笛”。竖笛姐姐。她没有问起她的名字，她听人家都叫她赵什么什么，她觉得那名字和自己没关系，“赵什么什么”是另一个人，属于大家，属于人群，而竖笛姐姐，则是她一个人的，永远。

其实，到这个时候，箫，或者，竖笛，已经变得不重要了。在她们两人的关系中，箫声是一个引领，它引领着这个寂寞彷徨的孩子来到她命运中一个重要的时刻。当“竖笛姐姐”诞生的刹那，箫的魔力就暗淡了，它变成了一种可以解释的人间的乐器。

“这叫箫，洞箫，”她告诉她，“不过，你说的也不错，起初，它就是竖着吹的笛子，那时候，它叫‘篴’，也叫羌笛，‘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说的就是它。”

“哦——”潘红霞这样回答。

“只不过，那时候，它只有四个孔，还不是现在这样子。”

“哦——”

“古时候，箫分两种，排箫和洞箫，只不过，那洞箫不是这洞箫，是什么时候，把它——”她挥了一下手里的那管竹器，“才称作‘洞箫’的，我也不知道，不过，杜牧的‘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里的‘箫’，我想，应该指的是它。”

“哦——”长长地、类似呻吟地吐出一口长气。

迷住这个十四岁的孩子，是这么容易的事，就像水到渠成。仙女用手中的魔笛指引着，让她被认领，被一个朋友认领。魔笛指引了她，让她在人海中和这朋友相逢，否则，她们也许会对面相逢不相识。她无所事事，百无聊赖，她抛弃了所有孩子们热衷的玩意儿和游戏，那些鱼和蚕宝宝还有女红，她在秋风中一日深似一日的忧伤，原来，都是为了这一天，为了让她走到这里，这黑暗的没有灯光的走廊，被这个朋友认领。

竖笛姐姐。

在这之前，她从没这样，痴迷过一个人，或许，以后也没有。那是她开天辟地的痴迷，那是比爱情还深的痴迷。这孩子的人生，因为这一天，被分成了两半，这一天是一个分水岭。这一天之前，是混沌的、黑暗的、荒芜的，犹如没有文明痕迹的史前期，而这一天之后，生活被火光照亮了，有了意义。

激进的学生们都杀向社会去闹革命了，显然，她不属于激进派，她也不属于任何一个群众组织。她独往独来，在岑寂下来的校园里，过着隐居似的生活。她好像也没有家，至少，她从没有提起过。她住宿的那座南楼，到夜晚，只有很少几个窗口，亮着灯光，而有的时候，亮灯的就只有那一扇窗户。远远望去，那一扇有光明的窗口，就好像南楼的心，证明着，南楼是不死的。这时候，潘红霞就会温暖地揣测，这颗神秘的心里有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她的一切，都让潘红霞感到好奇，可是她不问。她不愿意破坏那神秘感。还有，这孩子她是知道禁忌的，许多的故事都告诉过她“禁忌”是怎么一回事，比如，田螺姑娘，比如，日本的仙鹤女，等等，当人间的好奇心被满足的同时奇迹也会随之消亡。她害怕的是这个，她懂这个。她天生地、懵懵懂懂地懂得一个大多数人不懂的事情：好奇心也是一种贪欲。

说来，被这孩子神奇化和诗化的那件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从竖笛姐姐那里，她懂得了阅读的快乐。竖笛姐姐教给了她读书。她借给这孩子书看，都是那些被宣布为毒草的禁书。这些书从哪里来，她不说，那孩子也不问。这就是那时代的奇处，也是它的有趣之处。那些书，今天一本，明天一本地冒出来，携带着和这时代格格不入的气质和精神，还有情感，秘密地完成着对这个孩子的启蒙和塑造。

那些书，今天一本，明天一本，如同涓涓细流，在这里，在那里，慢慢地，汇合成江河湖海，在许多孩子手里，传递着。这些孩子，散布在城市和乡村，散布在各个角落，可是，他们身上，似乎都有一种隐秘的标记，使他们很容易从人群中相互识别对方，就像《国际歌》对于共产主义者、就像几十年后的时尚青年，凭借着衣服的品牌、香水的气味、头发的样式、热爱的歌星来识别同类一样。现在，这孩子，也将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只不过，那时她还不知道这一点就是了。

那些书，今天一本，明天一本，传递着，到了这孩子手里，有时，就成了残缺不全的残书，不是缺开头，就是短结尾，要不就是有上册没下册，或者刚好相反。这种时候，竖笛姐姐就出场了，她总是在那些文字戛然而止的地方等待着这孩子，似乎，她知道所有的结局。她知道娜塔莎最终变成了怎样一个朴素而温暖的俄罗斯母亲，她知道在丽莎进修道院八年之后，拉夫列斯基怎样重归旧地，她知道渥伦斯基怎样卖掉家业招募骑兵，准备去塞尔维亚送死：“一封信吗？不，谢谢你，去就死是用不着介绍信的，除非是写给土耳其人……”这痛苦的人最后在月台上这样说。她总是讲得很安静，不夸张，不渲染，可是却非常动人。那是一种才能，是孩子所没有的。这种时候，孩子就觉得，这个少女似乎也是书中的一个角色：遥远、神奇、迷人，不属于真实的生活。

真实的生活就在窗外，一墙之隔，高音大喇叭播送着各种海报和战斗的檄文。在过去的三年里，有多少大事已发生过了，许多人死于暴力、自杀，或在真枪实弹的武斗中丧生。枪声已不再让她们害怕，死亡也变得平常，他们早已看惯了那些抬着死者灵柩游行的队伍。而在更遥远的地方，地球的另一边，激进的青年人也在资本主义的老窝里刮起红色风暴，他们打街垒战、游行示威、罢课，还有，性解放和吸大麻。

可是，多么奇妙啊，她们，孩子和少女，却活在这一切之外，她们在享受着生活，享受着恬静的、深沉而甜美的生活，她们创造了这恬静然后再享受它，她们活得温情脉脉又义无反顾。也许，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孩子认定了一件事，那就是，虚构的人生远比真实的人生值得信赖。

这孩子身上，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东西，也许，那是坚贞的狂热，是属于圣徒的品质。可她生活在俗世，这就埋藏了不幸。只不过，它隐藏得很深，不易觉察。这孩子的妈妈，就总是说这孩子“没良心”，是喂不熟的狗，是焐不热的石头。她一直觉得这孩子没有情感，心硬。而她自己则是心软的。她脆弱，爱哭，听到不幸的事情就同情伤心，看电影时比任何人都更爱流眼泪。可是，她的悲和喜，她的快乐和痛苦，她的爱意，没有哪一样能真正地伤害到她自己，它们从来不具备摧毁一个人的力量。

现在，这孩子有了一个朋友，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对她的意义，是啊，这难道不是最平常的一件事吗？两个要好的女孩儿，天天在一起，又有什么奇处？她们钻在南楼那间背阴的学生宿舍，唧唧咕咕，说一阵，笑一阵，像两只快乐的鸽子。现在，时间快得简直像飞一样，不知不觉，一眨眼，就到了吃饭的时候，再一眨眼，天就黑下来。告别的时刻，孩子总是依依不舍，回到家，饭也吃不到心上，端着碗，魂还在南楼梦游。她妈见状，心想，太阳这是从西边出来了？她也有个牵挂的？倒要看看这新盖茅坑能有几日香！她妈就说，叫你那个赵什么什么来家里吃饭吧，不多她那一张嘴，省得你天天没魂儿！可是孩子不，她从不邀请这朋友到家里来，她不习惯当着家人的面表现她们的亲爱，那让她不自然，而任何不自然任何轻率的举止都会伤害到这爱的严肃和——贞洁。对了，是贞洁，这就是那孩子的奇怪之处，她贞洁和重如千钧地爱着，却不懂，那是人承受不起的爱。

她不邀请这朋友到家里来，不过，却会偶尔带一些好吃的东西到南楼去。有时端去一碗饺子，有时则是几块油煎带鱼。她端去那些东西，饺子也好，带鱼也好，放下，扭头就走，脸一直红到耳根，因为，她觉得自己这举止十分小市民气。可她又知道她吃食堂的朋友多么需要这些美食，学生食堂的饭菜，简直是可怕的。她左右为难着，苛责着自己，她就这么把一件十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

西伯利亚的寒流，一次一次袭击着这城市，冬天到了。没有雪，却很寒冷。这是一个寒冷却很幸福的冬天，因为，这是一个和爱的人在一起的冬天。现在，孩子甚至有了在南楼留宿的经历，那是因为停电。在那段非常时期里停电简直是家常便饭。这一晚，孩子正在自己家里看书，忽然，电灯熄灭了。四周沉入黑暗。妈妈一边抱怨一边摸索着点亮了马灯，把它挂在墙上。那段日子这城市的人家差不多家家都备有一盏马灯，或是电石灯。孩子跑到窗口，向外眺望，对面，一片漆黑，那是让人丧失方向感的黑暗。南楼在哪里呢？她着了慌。那灯塔般的窗口，眼睛似的窗口，南楼的心脏，在哪里呢？惊慌中她似乎觉得挨过了很久，其实并没有几分钟，她等着黑暗中那一团柔弱的光明，可她等不来。她忽然想，她一定是没有蜡烛了，她被围困在黑暗里了。

这孩子回身，寻找蜡烛和手电，然后，她告诉妈妈，她说，我出去一下。她妈不用问，也知道她这是要去哪里。她妈说：“这么黑，你一个人，让你弟弟和你跑一趟。”她妈妈就喊她弟弟的名字，说：“小雷！小雷！”她坚定地说，不，用不着。她一个人出门了，一个人，走进黑暗。手电筒的光芒，软弱地，小心翼翼地，冲破着黑暗的阻挡，还有，严寒的阻挡，是她唯一的依靠。她穿过荒野般的校园，那本是她最熟悉不过的地方，从小长大的地方，种着平庸然而亲切家常的丁香、榆叶梅、杏树、马樱花还有她不喜欢的侧柏。没有一棵沧桑的老树。可黑暗使它变得这么凶险、虚无和陌生。她很害怕，可她没有退路，她就像一只萤火虫在永无尽头的黑暗里穿行。凭气味她知道自己走上了侧柏夹道的狭长的小路，路面冻得硬邦邦，不久前有个女孩儿在这条路上遭到了打劫。她想起这件事，撒腿跑起来。她跑进了南楼，一下子，掉进了一个更黑的坟墓和深渊。她站住了，原来，那黑是有重量的，强暴的，她和她软弱的光明，一点一点地，一尺一尺地，在黑暗的重压下，掘进着，她和她软弱的光明，一级一级地，一层一层地，爬行着。她心跳的声音简直比脚步声还要响，把她的胸都撞疼了。哦，总算，她爬到了楼梯的尽头，就像爬上了山的顶峰，在顶峰的地方，刚刚站定，她就听到了一个声音，声音说：“小红霞，是你吗？”

她回答：“是我是我！”然后就跑起来。她觉得自己得救了。她欣喜地朝她跑，现在，她终于看见她了，手电的光芒，一下子，把她从黑暗中打捞出来，她像神一样在黑暗中仁慈地显形。她欣喜地跑到她面前，还没站稳，就被对面的人抱住了，她一把抱住了这孩子，紧紧地，这是从没有过的，她从没有过这样冲动这样忘情的举止，孩子把脸贴在她肩头，一下子，就哭了。

冷汗这时早已把孩子头发、内衣浸得透湿。

后来，她说：“小红霞，要是没有你，我怎么办呢？”

就是因为这一句话，这孩子留了下来。以后，所有停电的夜晚，她都来和她做伴。她知道了，这个大朋友，她的竖笛姐姐，无所不知的人，也有非常需要她这个小朋友的时候。这想法叫她那么快活，停电的夜晚从此变成幸福的夜晚。她们点起蜡烛，烛光使简陋寒碜的房间有了一点浪漫的情愫，这种时候，就是一言不发，也是快活的、情意绵绵的、肝胆相照的。如果有好月光，她们就干脆连烛光也不要，她们吹灭蜡烛，让月光从没有窗帘的肮脏的玻璃窗外拥进来。这是最诗意的时刻，她们并排躺在她朋友那张单人床上，亲密无间地，就像一对恋人。窄窄的一张床，可孩子一点不觉得拥挤，她听她讲故事，一边闻着对方纯洁的体味，从头发中飘散出的淡淡的暖暖的馨香，觉得自己的身体在幸福中荡漾着。她温柔地想，我会永远爱她，永远。

这个“永远”，她说得太轻易了，那是因为她还不知道什么是永远。一切结束得太快，事前，几乎没有一点痕迹。那是春节前的几天，春节前照例有一番忙碌，家家洗衣服、拆被褥、擦玻璃、打扫卫生，排队抢购年货，孩子家也一样，有两天她被家里的杂事缠住了，没有腾出工夫去南楼。第三天，她偷空跑去看她，却发现，门锁着。她以为她是出去买东西了，就在楼道里等，她等了半个小时，也许，是一小时，她没有表，不知道时间。她等啊等，却怎么也等不来她。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她有些着慌，可是天马上就要黑了，家里还有一堆没干完的活，她只好郁郁地回去。那一晚，她一遍一遍地抬头看对面的南楼，可那扇窗户一直黑着。南楼始终黑着，黑沉沉的，就像死了一样。

第二天一早她就又跑去了，门还锁着，一把黑色的铁锁，很结实，将军不下马的那种。门上本有一块镶玻璃的小窗口，可是让她用报纸糊得严严密密一点消息也透露不出。她猜不出发生了什么事，她去了哪里？她只有等，守株待兔地等。她站在那里，后来就坐下了，坐在冰冷的水泥地面，背靠着那扇门，那扇岿然不动的仿佛被施了咒语的房门，蜷起双腿，身子缩成一团，好像，这么缩着，她就能被那扇房门吸进去似的，她就能被它发慈悲吸进去似的。这傻孩子，不屈不挠，等她不告而别的朋友，等了整整一天。

傍晚，她弟弟找到她的时候，她就那么坐着，蜷成一团，胳膊紧抱着膝盖。她弟弟喊她，叫她，拉她，她不动，也不理，就像一个坐化的石像。她弟弟害怕了，跑回家，喊来了妈妈和姐姐。她妈妈劈头盖脸一巴掌，打醒了她。她妈妈冲她吼道：

“你个傻子呀，快过年了，谁不回家过年？”

她仰起脸，呆呆地，望着妈妈，眼里慢慢慢慢涌出眼泪。她妈心里奇怪地一痛，她想说一句温柔的话，可犹豫着还没说出口，那孩子却已经慢慢站起身，一言不发地走了。

夜里，南楼仍然漆黑一团，黑着，没有消息。

天一亮她又去了，还是那把铁锁，将军不下马，结结实实，封锁了一切。她扑到门上，绝望地发抖。那天，是旧历除夕，一个欢乐的日子，团聚的日子，可是她丢了一个亲人，一个至爱的亲人。团圆夜的饺子，香喷喷的，放了很多肉和韭黄，可是她咽不下去，她刚吞下去一个就哽咽了。她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来。人人都很快乐，半导体收音机里，喜儿在那里欢快地唱，“人家的闺女有花戴，我爹钱少不能买，扯上二尺红头绳，给我扎起来——”连喜儿和杨白劳都快乐着，只有这孩子，忍受着煎熬。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这孩子都忍受着煎熬。她根本不相信她妈妈的话，她妈说谁能不回家过年呀？那个赵什么什么，人家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不成？可是她不相信这样一个平凡又残忍的理由，不相信她会不和自己道别就去独享团聚的欢乐，就像她不相信煤是白的、冰是热的、太阳会从西边升起一样明了简单。她一定是、一定是出什么事了，孩子想，她一定有不得已的理由，神秘的理由。可那是什么理由呢？

一夜又一夜，南楼黑着，黑沉沉的，闭着每一只眼睛，死了一样，没有呼吸，没有脉搏，没有体温，没有表情。一个无人居住的废楼到夜晚总给人荒凉的神秘之感。也许，发生在那里的事，都有点神秘的因果吧？想想，一个人出其不意地、突然地出现，又出其不意地、突然地消失，来无影，去无踪，或许，只能是这样，这就是结局，没有解释。

孩子用神秘的理由安慰着自己。

三月里的一天，一个夜晚，她在家里看书，都要睡觉了，忽听她妈“咦”了一声，她抬起头，看见她妈站在窗前，正朝外面张望。几乎是同时，她就看见了那个奇迹：那灯光，她窗口的灯光，亲人的灯光，亮了，星辰一样，从夜空中浮出。黑沉沉的南楼，这一夜，复活了。

她站起来，撂下书，二话不说，就冲出了家门。她一路狂奔，穿过家属院，穿过校园。夜风中已经有春天的气味了，大地在苏醒，万物在苏醒。她闻到了树们只有在春天才吐露的那种苦涩和新鲜的清香。她吸进这香气，泪流满面。她泪流满面地狂奔着，奔进南楼，一步几阶地，奔上楼梯。拐弯的时候她甚至被黑暗中的楼梯绊了一下，摔倒了，膝盖磕在了楼梯牙子上，可那有什么关系？她爬起来，在黑洞洞的走廊上，继续跑，果然，哦，那可怕的、折磨人的、壁垒森严的“将军不下马”，没有了，不见了，门虚掩着，泄露出光明的秘密，起死回生的秘密。她一下子撞开门，闯进去。

她在。真的在。

她弯着腰，正在整理床铺，头发披散下来。又是那个美丽的侧影，她最好看的一个角度，孩子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就是这个美不胜收的侧面，吹箫的姐姐。听到响动，她回过头，直起身来，快活的脸上一下子露出惊讶的神气，“咦？小红霞？你怎么了？”

孩子喘着气，泪流满面，一路狂奔使她的脸色变得月光一样惨白。她说不出话，只是望着她，这失而复得的珍宝。泪水使她看不清对面那张脸。她长长地、长长地抽泣一声，终于开了口，她声音发着抖，她说：

“你到哪儿去了？”

“我？”她笑了，说，“我回家去了呀，我家里来电报，让我回家过年，走得太急了！”她望着孩子，问道，“你以为我去了哪里？”

她回家了，她回家过年了。孩子只听见了这个，其他的，什么也听不见了。其他的，也都不重要了。她还在说，花朵般艳丽的嘴唇，一张一合，一张一合。可是孩子听不见。终于她住了嘴，她走上来，扳住了孩子的肩头，怜悯地问：

“小红霞，你怎么了？”

孩子摇摇头，泪水扑簌簌无声地往下落。她安静地说：“我要回家了。”她沿着来路回家去，夜空下的校园，湿润，清香，黑暗，没有路灯，所有的路灯都被人敲碎了。她在黑暗中走了一会儿，突然蹲下来，像肚子疼一样紧紧地伏下身去，哭了。

她从不打听不该她打听的事，她一直克制着自己的好奇，这世上，有不好奇的孩子吗？可是这孩子她克制着，她不追问，不探究，因为，她相信那些神秘的事情，她害怕真相大白，亲人变成仙鹤飞走了，白娘子还原成白蛇了……可是，她严守着禁忌却还是知道了真相，那就是，她用全部生命去爱的那个人，并不爱她。

她不爱这孩子。

或许，也爱，只不过，爱得很浮浅，很随心所欲蜻蜓点水，很点缀。她是那样一种人，可以把爱分成许多种：爱情、友情、亲情，这之中有差别有轻重。可是孩子不，孩子只知道，人世间，爱，永远只有一种，那就是，全心全意、肝胆相照、以命相许。

那一夜，孩子悲痛欲绝，她哭得站也站不起来。回到家时已是半夜，家里人都睡了，给她留着门。她连衣服也没脱就倒在了床上，她没有脱衣服的力气了，她累得快要虚脱了。她打着寒战，牙齿口得口得地抖个不住。她像只寒号鸟一样哆嗦。她昏昏沉沉，发着抖，一会儿清醒，一会儿迷糊，好像在巨浪中颠簸。天快亮时她母亲起夜，发现这孩子不对头，一摸她额头，烫得怕人——孩子病了。

她病势汹汹，活了十四年，第一次，发这样高的高烧，高烧持续了几天，退烧针的作用一消失，高烧就又轻车熟路地回到她体内。没有感冒，也没有任何炎症的迹象，只是神秘地发热。那是无药可治的青春期的疾病，她内行的母亲这样想。果然，差不多一周之后，那神秘的高烧就像来时一样，突如其来地消失了。她瘦了一圈，可是，病愈了。

病中，她朋友来看过她，她朋友终于找到了她家里，还给她带来一本书。看到她，孩子仍然、仍然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她坐在她床边，说：“怎么搞的，小红霞？”一句话，孩子鼻子就酸了。她的笑容，她梦一样不真实的声音，还是让孩子不由自主地喜欢和沉迷。可是，孩子知道，一切都过去了，都过去了。

十年后，那感觉，那体验，爱一个人的幸福和痛苦，爱一个人的折磨，永恒的折磨，又一次地，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