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到那天，她穿了一条打补丁的裤子，灰色的面料，化纤一类质地，上身是一件深蓝色呢子小外衣，她母亲当年穿过的，已经很旧了，但穿在她身上还很得体，因为肥大，竟有些潇洒。尤其是她的发型，有点别出心裁，过肩的两条麻花辫，本来很平常，可是让她做了革命性的改动：她只编了很短一截辫子，却留了长长的辫梢，长得不合比例，离经叛道地垂下来，在规矩的人群中，一眼就可看出它的标新立异。

蒋韵·隐秘盛开后来，陈果就曾问过她，“潘红霞，你们这里的女孩儿，都这么梳辫子吗？”

她回答，“不，就我一个。”

陈果说的“你们这里”，是指这座内陆城市，出产钢铁、煤炭，还有化工原料，干旱，安静，物产匮乏，在春天总是刮没完没了的黄风。其实，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可不知为什么它没有其他古城那么幸运，知道它的人很少。它还是座省会城市，可是，在陈果这些人眼里看来，它简直就是一座村庄。

潘红霞不止一次听他们这样感慨，“唉，这地方，简直就是个村儿！”

他们不说“村”，而说“村儿”，一听这流畅的鼻音很重的“儿化韵”就知道了他们的来历。对了，他们都是北京人，北京知青，在这里，在黄土高原上插队落户。他们都有着特别复杂、特别曲折的经历，那是潘红霞这样的本地女孩儿所不能了解的。比如陈果，陈果来自一个赫赫有名的学校——101中学，它的前身，据说是延安保育院，“马背上的摇篮”说的就是它。也许陈果自己并没有张扬，可是，没多久全校差不多有一多半人还是知道了她不平凡的来历。这没有什么，潘红霞想，要是换了我，我会让全校的人都知道。

陈果插队六年后，最终落脚在了一个叫“太谷”的小城，在那里的一家制药厂当工人。那家制药厂，倒是远近闻名的，生产一种古老的妇科良药“定坤丹”，据说是宫里的秘方，所谓“宫闱圣药”，后来流传到了民间。当然这和陈果没什么关系，陈果根本不关心这些，陈果每天要做的事，是写各种材料。她是厂宣传科的干事，所谓“以工代干”指的就是陈果这样的人。

“宫闱圣药”让潘红霞感到了神秘，其实，关于陈果的一切，在这个经历简单、心地也简单的女孩儿眼里，都是神秘的：她的来历，她的经历，她到过的那些地方。潘红霞喜欢所有神秘的事物。她很庆幸自己能和陈果这样的人在一个学校一个班里念书，而且，还同住一间寝室。

是啊，要不是十年的蹉跎，潘红霞怎么会和陈果同在一座城市、一个学校、一个班里做同窗呢？在一个正常的年代，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她们相差七八岁，当陈果已经是北京这座辉煌的都城中一个初中学生的时候，潘红霞才刚刚迈进本地小学的校门，学汉语拼音，学大小多少、上下来去，学那篇忆苦思甜的课文：

爷爷七岁去讨饭，

爸爸七岁去逃荒，

今年我也七岁了，

背起书包把学上。

如果一切正常，她们将永远不可能相遇和相识。她们各走各的路，就像不同轨道上的两颗星星。但是他们都无可选择地遭遇了这个非常时代。他们，潘红霞、陈果、所有的人，当然，还有刘思扬。

刘思扬也来自一座小城，那座小城在后来的岁月中，将以它完好的城墙和明清时代的民居建筑而闻名世界。但是在1978年，它很沉寂，没人知道它发达的未来。刘思扬就在这小城中一家柴油机厂做机工，开牛头刨。他整天穿着油腻腻的劳动布工作服，可是头发总是洗得很干净，上面有“海鸥牌”洗头膏的香味。他还有个癖好，喜欢在高高的没人的旧城墙上看书，这使他和本地人区分开来。本地人，除了撒欢儿的野孩子有谁会理会这破墙呢？从一生下来，它就在那里了，既不能靠它吃，也不能靠它喝，只有外来人，才会对它的存在感到好奇。这个外来人刘思扬，这个小资产阶级的刘思扬，当他忍受不了小城的庸常和窒息时，他就总是爬上城墙，好像，这是他从生活的泥淖中出逃的方式。在某些节假日，他的女朋友会从另一座小城赶来看他，他也爱把她带到衰草丛生的城墙上，他们就在那里拥抱、亲吻。

他们就是这样，已经习惯了文学化地活着。

刘思扬以全县高考第一名的成绩，成了那小城的名人。可是他运气不好，他填报的第一志愿“北京大学”不知因为什么没有录取他，却把个第二名录走了。这样，他就来到了这里，这座内陆城市名不见经传的学校，做了潘红霞的同窗。潘红霞想，这多偶然哪，她还想，这多幸运哪。

潘红霞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只是，她自己并不知道，那就是，她是个知道珍惜的人，她懂得“感恩”。这是人的一种禀赋，有人有，有人没有。比如陈果，陈果就是活一百岁，经受再多的磨难，她仍然是不知道珍惜的，对了，这是一种才能，就像爱。“生活教会了我们珍惜”，这话是一句谎言。潘红霞他们班上，五十几人，人人都有鸿鹄之志，不少人都对最终落到这样一所末流学校感到委屈和不满。可是潘红霞不。潘红霞内心很快乐。她虽然也会对这新环境中一些事情发发牢骚，比如食堂糟糕的饭菜，比如遥远的水房，比如根本没有几本藏书的图书馆，可这又算什么呢？这一切都无法伤害到她的快乐。她有时甚至都为自己的快乐不好意思。夜深人静，有时她会忽然从梦中醒来，八个人的寝室，鼾声此起彼伏，鼾声就像水波一样，一波一波地，拍打着她，她就问自己，潘红霞你这是在哪里？在什么地方？然后她回答说，在你想在的地方。这回答，一下子，让她眼里涌满热泪。

1978年，人们感受着朴素的快乐，在百废待兴的校园，清贫的土壤和快乐的空气特别适合浪漫主义的生长。到处是不再年轻的面孔，皮肤粗糙，上面布满风霜的痕迹，但经历很快地就变成了故事。携带着故事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吸引着年轻姑娘的目光，感伤的情绪在甜蜜中泛滥着，苦难变成了高贵的印记。

潘红霞没有值得炫耀的经历，没有苦难的财富，这让她感到自己平庸。她和这古城中大多数同龄人一样，该上学的时候上学，该停课的时候停课。后来，“复课闹革命”时，她进了初中，只读了一年，就领到了一张“结业证”。那是1971年，她还不满十六岁，从此就走上了“社会”。这所谓的“社会”，其实就是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隶属于这城市的手工业局，从前，是一家街道小厂，生产一些铁制的杂货用品。她就在这小厂狭窄局促的空间里，伴着一台老掉牙的皮带车床，度过了将近八年岁月。所以，对她来说，重返校园，开始一种完全不同的新生活，是一种救赎。尽管这学校名不见经传，可它拯救了她。

这座内陆城市的最高学府，当然是以这省份名字命名的那座大学。它有悠久的历史，创办于二十世纪初年：1902年，是中国的第三所大学堂。它的创办人，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这个大名鼎鼎的人物，用令我们屈辱的庚款创办了这所大学，参与创办的，还有当时的清廷大员岑春煊。总之，它是有根基的，有身世的，当然，也是衰落的。不像潘红霞的学校，几乎没有历史，白手起家。所以，那个学校里的学生，都比较骄傲，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没办法的事，没落的世家子弟哪个能不骄傲呢？

潘红霞的学校，却是新鲜的，甚至，是仓促的，没有一点旧时代的痕迹。它建立在一片河滩之上，在穿城而过的那条河流的东岸。围墙外，是大片的农田、菜田还有水渠，有一条曲折暧昧的小路在农田里蜿蜒着通向高高的河坝。他们把这河坝叫坝堰。这个学校的学生，喜欢在这坝堰上散步，看夕阳把浑浊而黏稠的河水涂染成辉煌的金色。这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唯一感到安慰的地方，胜别人一筹的地方：他们有一条河。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可以随时在河边聚会、唱歌、野餐——“皮克尼克来江边”，是真的江边，虽然如今枯萎了，衰老了，可在地图上，还有人们的心里，它仍然是一条雄壮的、声名远播的河流。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尽可以把这条河看作是自家学校的后花园。

这学校，没有标志性的建筑，都是一些红砖楼房，东一座西一座，像孪生兄弟一样几乎没有区别，明眼人一看，就看出它有种急就章似的潦草。到夜晚，就算所有的灯都亮着，它仍然有一种掩藏不住的荒凉气息，有一种孤独的璀璨，特别打动人。这也是让潘红霞最爱它的地方，甚至，是心疼。周日的夜晚，她坐末班车从城里匆匆返校，从汽车站，到她的学校，还要在野地里走差不多两三里路。她走着走着，一下子，就看见了那一团小小的光明，紧紧簇拥着，依偎着，在无边的黑夜之中，又孤独，又骄傲。她的心顿时一软，想哭。这黑夜中的校园，它是那么让人心疼和珍惜。这种时候，她就像是它的母亲一样怜惜着它。

她的学校，和李提摩太的学校，虽说还没有什么交往，可他们总是能够知道发生在那里的事情，那里，中文系七七级的学生，成立了一个文学社，他们给那文学社起了一个和时代气息特别吻合的名字：春天。那么，他们怎么能没有一个自己的文学社呢？好吧，那就成立一个。一帮人摩拳擦掌，于是，他们的文学社也就诞生了，也起了一个符合时代气息又和校园的浪漫情调吻合的名字——红钟，铿锵有力又有些旖旎，是从几十个名字中挑选出来的。

他们推举刘思扬为社长。

大概，刘思扬生来就是为了一个激情的事业献身的，至少，他特别适合做一个文学社团的领袖。他像从苏俄小说中走出来的一个人物，比如，罗亭。当然不是从爱情中出逃的那个罗亭，而是1848年的罗亭。1848年6月26日，在巴黎街垒战中被打死的那个“波兰人”，腰间束一条红围巾，举着弯弯的钝马刀，被子弹一下子击中了心脏的那个德米特里·罗亭——这样的人在和平年代不做一个文学社团的领袖岂不是暴殄天物？

“红钟”敲响了，在这个尚还沉闷的、摸不着头脑、等待着什么的校园里，有点石破天惊。那份他们创刊的同名的油印刊物，在这学校上千名学子们的手中传来传去，还有人抄下那上面的文章。甚至，它不胫而走，传到了社会上，还有，李提摩太的学校。那学校里的许多学生都在谈论一个名字：回忆。人们互相询问说，回忆是谁？当然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但是人们都在说，我们也有了一个卢新华，我们这城市，也有了一个卢新华。

现在，我们终于知道了，刊登在那上面、被人们传抄的文章，是什么了。那是一篇小说，伤痕小说，作者叫“回忆”，一望而知这是一个笔名，而且，是一个成心要让人家看出是笔名的笔名，小说的题目倒很朴实，《落日》，写一个下乡知青在插队的地方，亲眼目睹了一个富农的女儿，在受尽凌辱之后投井自杀的故事。他写人们是怎样以正义和真理的名义杀人。他还写那青年的矛盾和痛苦。那当然不会是一个很成熟和完美的作品，可是充满激情，而且，真诚——后来有人评价它，说那是灵魂的呐喊。总之，它感动了许多人，这个“回忆”，以他的惨烈激情搅动了这个沉闷的城市。

那么，这个“回忆”是谁呢？“红钟社”的人当然人人都知道，可是他们秘而不宣。他们知道这不会是一个长久的秘密，可这个秘密在他们手中一天他们就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亲密无间的快乐。无论别人怎样追问他们，他们总是口径一致地回答说，到时候就知道了。到什么时候呢？终于，这个时候到了，南方一家文学期刊在头条发表了这篇《落日》，还配了评论。这一次，正式发表的这一次，作者放弃了“回忆”这笔名，使用了真名实姓，刘思扬。

这已经是1979年的春天，“伤痕文学”的潮头就要过去了，那是刘思扬所不能挽回的。可是在潘红霞的城市，我们的城市，这个内陆的小城，它的发表还是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人们惊愕、感动，甚至激动，当然也有人持完全相反的意见，认为它阴暗和灰色，有着方向性的问题。许多家媒体纷纷采访了作者本人，有保留地发表了采访记，本地广播电台在非黄金时间播送了这小说。现在，没有人不知道潘红霞的学校了，这新兴的学校，成了我们城市的话题。

还有什么快乐能比得上这样的快乐呢？这一天，潘红霞们，红钟社全体又在河边聚会了，他们总是喜欢在河边聚会。是啊，他们这样一群浪漫的青年怎么可能轻易放过河流这样的美景？他们翻过坝堰来到河滩，席地而坐，把报纸铺在草地上，上面放一些吃的东西：熏肠、肚片、酱肉、珍贵的五香花生米，当然还有啤酒。男生们用牙齿咬开啤酒瓶盖，对着酒瓶吹喇叭，女生们则毫不客气地用手拈肉吃。他们唱歌，念诗，念自己的，也念别人的，一会儿顾城一会儿北岛，念了一首又一首。他们还嚷嚷着让“回忆”宣读新作。可是，“回忆”没有新作出笼，却说，“等着我吧！”大家期待地望着他，他又说，“等着我吧！”原来他在朗诵，那是西蒙诺夫的诗歌，卫国战争时期的诗歌：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只是你要苦苦地等待，

等到那愁煞人的阴雨，

勾起你忧伤满怀，

等到那大雪纷飞，等到那酷暑难捱，

等到别人都不再把亲人盼望，

可是你，你要等待——”

他念完了，大家笑起来，说，“好吧，我们等着你，等着你成为文学巨匠。”有人举起酒瓶，对着河流，夸张地喊道，“亲爱的，你为我们作证。”这一下人们都举起了酒瓶，朝着河流放声大喊。只有一个人，没有喊叫，可是谁也没有注意这个人，这个小小的细节，在红钟社的历史上，可以忽略不计。

可是，只有这个人，在那一刻，在那个春光明媚的下午，听到了一个谶语。只有她听到了它。它如风一样掠过波光粼粼的河面，那谶语说，你要苦苦地等待啊。

那时，多少青年像投身革命一样投身文学，突然间，有一天，在与他们这城市相邻的一个更小的城市更小的大学里，一个学生，奇迹般地，成了万众瞩目的“文学新星”。他的光芒迅速掩盖了刘思扬的光芒，因为，他的那篇小说，发表在中国最重要的一张报纸上。那报纸，至少，拥有着几千万的读者。

在那所大学里，也有一个文学社团，那社团的名字非常严肃：五四。文学新星自然是属于“五四”的。

他们决定去和“五四”会师。“红钟”会师“五四”。于是，在一个早晨，他们骑着自行车，出发了。事先，也没有和人家联系，而那又是一个星期六的早晨。从他们的城市，到文学新星的大学，大约有九十华里的路程，他们十几辆自行车，浩浩荡荡，大呼小叫地上了国道。初夏的风，吹拂着他们，他们很快乐，一人一只军用水壶，斜挎在肩上，里面装着清水。他们还在书包里装了面包、馒头，是准备充饥用的。那是一个晴好的日子，天很蓝，白云很柔软，满眼都是绿意，庄稼长得肥头大耳，无论是贫贱的高粱还是玉米，还有树们，绿得也正新鲜，是北方最常见的杨柳还有在春天开白花的槐树。一路都是这样的景色，平凡，毫不出奇，可是生气勃勃。太阳越升越高，也越来越热，他们喊叫的声音弱了一些，速度也慢了下来，可心里仍然是快乐的。有人忽然高声唱起歌来，“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来水似银，天如火来水似银哪啊啊——”是耳熟能详的《长征组歌》。于是，他们齐声应和，“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乌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他们在平坦的公路上，一览无余毫无阻碍的公路上，唱着山路和水路的艰辛，为自己壮行。要说，他们这些人哪，哪一个是害怕长途跋涉的？哪一个人没有经历过走长路的锻炼？九十华里的坦途，还有自行车，说来是不在话下的。他们原计划在中午之前能够赶到目的地，可事实上，九十里路，他们竟然骑了六个多小时，在午后一点多钟才来到人家的校园，比原计划晚了一个半小时，这样，他们就和“五四”错过了。

这一个半小时的耽搁，都是因为一个人，这个人，我们先不去说她，只记住她叫“小玲珑”就是了。因为“小玲珑”，他们才晚到了这一个半小时，结果，他们就撞上了一个空校园。

这个学校，说来奇怪，它建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离那座它冠名的小城，还有三十多里的路程。此刻，它陷落在就要起来的青纱帐中，一片静谧。它身后也有一条河，叫作潇河，这学校艺术系里的学生，就总是在潇河边写生，画它的蜿蜒、草滩和芦苇，或者，去那里挖雕塑用的胶泥。

只有一条公路，一个汽车站，将这旷野中的学校和那座小城连接起来，城里开出的汽车，一天中，有几班从这里经过，其中一班就是中午十二点半左右。这学校，周六下午是没有课的，所以，这学校的学生们，在周六的中午，午饭前就纷纷离校了，或是赶那班汽车，或是骑自行车，或是随便搭一辆顺风车。等他们赶到时，晚了，这学校已是一座寂静的空巢。

当然，不会是杳无一人，不会是一座鬼城，总还会有一些不回家的人留守，可那有什么用呢？不会有一个他们期待的、热烈的、戏剧化的“会师”场面了。他们兴冲冲地，赶了九十里路，却扑了空。他们站在人家的校门外，有一点茫然和失落，还有一点点抱怨。他们又累又饿又渴，可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旷野，连个打尖的地方都没有。他们只好找了个树阴处坐下，沉默地，吃他们带来的面包和干馒头，喝着水壶里最后的一点清水。午后的太阳，晒得庄稼叶子蜷起来，静静地听，似乎，能听到咝咝的神秘的响声，那是水分在阳光下蒸发的声音，袅袅升腾，像万物的灵魂。他们吃得无精打采，可地上一群大蚂蚁却兴奋不已，呼男唤女地，忙着来搬运那些掉在地上的面包屑。潘红霞低着头，看着那些忙碌的渺小的生命，一只蚂蚁，坚韧地，磕磕绊绊地，挪动着远比它庞大的一块面包屑，它几乎是在拖着一座山脉爬行，身子一歪，翻倒了，向着天空祈祷一样拼命蹬腿挣扎，又翻过来，再爬。真是愚公移山哪。她看得出了神，心里慢慢慢慢涌上来说不出的感动。

其实，这一天，并不是一无所获的。这一天最终还是有了一个戏剧性的结尾。他们是谁呀？他们怎么会一筹莫展呢？他们最终还是把他——文学新星找到了。就在他们回去的路上，途经那座小城时，他们闯进了人家的家里。其实，他们只有他一个大概的地址，是从那学校留守人员那里打听来的，知道他住在那小城，一个很大的厂矿区。他们想，好了，就是海底捞针，我们也要把他捞出来。他们真把他捞出来了，从一个有着万余名职工，大得本身就像座小城一样的厂子里找到了他的家。那样的工厂，只有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在苏联专家的手里，才可能诞生，辽阔得简直奢侈。到处是树，建筑却朴素，结实笨重，在标志性的地方，比如，一座俱乐部的屋顶，往往有一颗克里姆林宫式的孤独的红星。

文学新星正在院子里和煤。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在文学新星的小城，甚至，在我们的省城，都还没有煤气。我们还在用最古老的方法：生火做饭。在我们这个盛产煤炭的地方，煤自然是主要的燃料，“和煤泥”是家家户户的男人，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们最平常的一项家务劳动。

他挽着肥大的裤腿，穿一双拖鞋，夹脚趾的，类似日本木屐的那种，他穿拖鞋劳动这一点让姑娘们印象深刻。还有，就是他娴熟舞动铁锹的双臂，非常健壮、结实，是劳动者的双臂。这时，太阳已经西斜了，这个到处是树的大院子，凉爽下来。煤堆旁，一只小板凳上，坐着一个非常小的小孩儿，一岁，也许是一岁半，扁扁的小鼻子，双手捧着装了橘子水的奶瓶，喝两口，举起来，冲着那个劳动者，爸爸爸爸一阵喊叫，快活地说着谁也听不懂的肺腑之言。那一刻，他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劳动者，一家之主，和父亲。

当然，他们来了，呼啦啦一群，他们向他走来，在那一刻他们忽然觉得这是史诗的一天，奥德修记的一天。奔波、坎坷、挫折，然后是，家园和美景。他们走向夕阳中劳动的他，他很惊愕，直起了身。他们中为首的那一个，向劳动者伸出了右手，叹息一样地说道：

“我是刘思扬。”

“哦——”他扔下了铁锹，用沾满煤灰的手握住了那只手。他们会意地、惺惺相惜地、感动地握在了一起：相逢何必曾相识啊。

在后来的岁月中，一个七七级的人，无论走到哪里，和另一个七七级邂逅相逢，只要彼此说一句：“七七级的吗？”仍然，会有一种亲近感：相逢何必曾相识啊。无论生活使他们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得意还是失意，贫穷还是富贵，堕落还是高尚，也不管他们从事什么职业，一句“七七级的吗？”就是一句重返青春时光的符咒，一句意味无穷的暗语。七七级，这是一个共同的名字，一个共同维护的回忆：他们创造了共和国校园历史上短暂的、也许是绝无仅有的一段浪漫时光：自由和诗情的时光。那是他们每一个卑微者涓滴成河聚沙成塔的合力创造。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去，再看看那所学校吧，河边的学校，潘红霞刘思扬的学校，没有任何值得炫耀的历史，也没有一座上年纪的建筑，春天，沙尘暴袭击这城市的时候，它总是首当其冲，一无阻挡。沙尘暴把在操场上上体育课的学生们吹得像枯草一样拼命摇晃。没有关紧的玻璃窗乒乓乱响，有时还会有玻璃被打碎的尖利惨烈的声音。即使所有的门窗都关得严严实实，你看吧，要不了一会儿工夫，那些原本干干净净的课桌上讲台上就会蒙上一层细密的黄尘，像被筛子筛过的一般。可就在这样昏天黑地令人绝望的天气里，也仍然会有阻挡不住的清新蓬勃的笑声。

假如是在一个晴好的天气，这样的好天气毕竟还是有的，你爬上四楼，在朝西的随便任何一个窗口，向外面眺望，你都会看到我们的河流。它曾经壮阔，年轻丰满，脾气很大，可现在它衰老得厉害，几乎就要流不动了。泥沙使它的流水又浑浊又黏稠，这学校的学生，曾试图在那里游泳，可失败了，河水浅得已经浮不起人来，更别提船了。但他们仍然爱它，爱它平凡却意味深长的景致，像爱一个有神秘经历的老人。

他们并不知道这河流的历史，说实话对所有的历史他们都知道得不多。他们一点不知道，就在他们常常聚会散步的地方，可能就是一个古渡口，贾岛就是从这里登船，离开了他客居十年的异乡。李白途经此地，也正是在这里弃舟登岸。再往南，没有多远，曾经有一座跨城的城堞，将东西两岸两座城池连接在了一起，形成了一座世上独一无二的河上的城墙，下面舟楫穿行，上面则是车辚辚马萧萧。这壮丽的河上的城墙，后来，被冲天的大火烧成了灰烬。这些年轻人，他们不知道这河流的荣耀，也不知道它的伤痛和屈辱。就像后世的人们，更年轻的人们，也不会知道他们和这河流曾经有过怎样深刻的缠绵。

当然，在低处是看不到河流的，比如，在礼堂的窗口。礼堂，其实又是学生食堂，很大的一个大厅，空空荡荡，没有座位。开饭时，人们就蹲在地上吃饭。大家围成一个圆圈，围着一只装主食的大桶和装菜的脸盆，那时，这城市还实行着供应制，细粮，也就是白面大米，只有百分之三十五的比例，其他都是粗粮，而炒菜用的食油，每人每月只供给半斤，所以，那装主食的大桶里，经常装的都是金灿灿的玉米面窝窝头或者发糕，菜则基本上是水煮一般。和那时的许多学校一样，这所学校，潘红霞刘思扬们的学校，也曾因为食堂糟糕的饭菜引起罢课的风潮。

可他们是爱这学校的，爱这学习的生活，他们是这学校历史上最爱母校的一批学生，以前没有，以后更不会有。他们抱怨她的种种不是，苛责她，可他们人人都知道自己人生的历史是从这个地方改写。他们都不算年轻，有各种各样的经历和磨炼，也积累了社会的经验，有的甚至已经为人父母，可来到这里他们多多少少都有些忘情和撒娇的举止。比如，新班级聚会的时候，他们不住嘴地唱歌，唱那些小时候的歌曲，童年时代的歌曲，“太阳光金亮亮，雄鸡唱三唱，”“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儿吹着我们，”“你看那万里东风浩浩荡荡，万里东风浩浩荡荡……”还有，“生产队里养了一群小鸭子，我每天早晨赶着它们到池塘去，”甚至还有，“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尾巴，一只没有脑袋，真奇怪，真奇怪。”等等，等等，直唱得他们泪流满面。他们一边唱着两只老虎一边流下百感交集的热泪。这童年的歌，没想到，竟唱到舞台上去了，不是他们，是李提摩太那个学校的学生，可这有什么区别？仍然是他们。他们站在灯火辉煌的台上，没有化妆，就穿着家常的衣服，一排排地，也没有刻意地排列队伍，所以，看上去有些参差不齐，他们参差不齐地站在台上，用沧桑的喉咙，唱着孩提时代的歌——就像唱着圣歌。

把童谣唱成圣歌，那就是他们的特征，也许，是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