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我上的是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当年俗称150，应念成腰五零)。当年，我们实验的学生很以学校为荣，戴着校徽坐公共汽车的时候，只伸出右手扶栏杆，生怕挡住左边胸口别着的实验中学校徽。

文革以前，实验中学是一所女校(50年代的师大女附中)，文革后，才改成了男女生并收的学校，而我所在的班级是当时惟一一个女生班。每天上午课间操时，全校同学在操场集合做广播体操，我们班53个女孩站在那里格外引人注目。

我当时是班上的文娱委员，一有文艺汇演之类的事就忙得不亦乐乎。初二那年“红五月”歌咏比赛，我和班上几个文艺积极分子琢磨着我们班合唱时该穿什么服装。一个同学说：“八中有校服，咱们实验都没有，不如我们自己做班服吧!”

这个主意获得了热烈响应。于是几个人分头行动：设计款式、选布料、找厂家、量尺寸。我记得，我们找到的制衣厂在三里河二区工人俱乐部附近，门口的牌子上倒是白底黑字写着×××服装厂，其实就是临街的两三间平房，屋里几架缝纫机，大概是街道附属的一个加工组。我和几个同学下午放学后就站在厂门口，摆出一副老成持重的样子，要求见“你们领导”。领导见没见着我不记得了，印象中一个戴蓝色套袖，脖子上挂一条软软的皮尺，眼镜滑到了鼻间的老裁缝接待了我们。一通讨价还价之后，服装厂拿到了一份不小的定单。我们呢，一个星期后，穿上了女生班的班服。如果没记错，每人交了17块钱。

1984年5月份，我们初二三班成了全校最出风头的班级。

很可惜，那条裙子早就找不到了，但它的样子我永远记得：长袖、豆绿色、布料是很厚、很挺括的那种，胸前系扣子，腰间系着同一种布料做成的宽宽的腰带。

那年歌咏比赛，我们穿着班服，唱起自己创作的班歌：

“迎着晨曦，挽起伙伴的手，

我们可爱的姑娘，像那跳跃的浪花，

欢歌在祖国怀抱中，

啊啊……

彩笔将描绘祖国的未来，

浪花将汇入时代的洪流，

莫辜负青春年华好时光，

努力飞翔吧，

向着明天，

飞翔，飞翔，飞翔!”

那首歌，那条裙子，是我少年时代最美丽的回忆。

高中三年，是我成长过程中最尴尬的一个阶段，我长高了，长胖了，既没有了小时候的可爱，身上又没有一丁点十几岁女孩子应有的清新。我觉得自己整天灰头土脸的，一点儿也不漂亮。当我不自信的时候，也就没有了精益求精的心情。所以，那3年是我在穿衣打扮方面最乏善可陈的时期。

高二开始，外国服装品牌走入中国。

有一天上课间操的时候，我们年级7个班的同学一直在唧唧喳喳地交头接耳，气得领操台上的体育老师对着扩音喇叭直骂：“高85级的，你们怎么回事?”

我们吓得不说话了，可眼睛还是不住地往二班一个男生的脚上瞟。因为，他穿了一双价值200元人民币的NIKE鞋。

那真是爆炸性新闻。

1986年的时候，200块是很大一笔钱，NIKE更是一个刚刚听说，但可望不可及的名字。而我们身边竟然有人将那么名贵的鞋，随随便便地穿在脚上，这太让人羡慕了。

从高二到大学，我的时尚梦想就是拥有那样一双NIKE鞋：布面的、低帮、鞋的两侧各有一道淡粉色的SWOOSH(NIKE的标志)。

这个愿望一直没能实现。因为，当我攒够了钱，NIKE早已不生产这种款式的鞋了。

当年穿不起NIKE，我也不气馁。碰巧在清华附中附近一个不起眼的鞋店里买到一双棕色方头厚跟皮鞋，喜欢得要命。

我买了穿到学校，在班上的女生中间引起一阵不小的轰动，几天后，我们班女生几乎每人一双棕色“踢死牛”(班上男生起的绰号，挺形象)。眼看自己带动起一阵时尚潮流，我很是得意。

一直到今天，我都喜欢样子笨笨，鞋跟又不太高的鞋。细高跟皮鞋让我觉得不踏实。

2002年8月初，我在香港GUCCI店里看中一双小羊皮皮靴，样子美极了，我惟一担心的是鞋跟那么细，会不会折断?女店员觉得我不可理喻，因为他们的鞋是最好的，不可能有问题。

上了大学，广院校园里到处都是青春靓丽的女生，我在穿着上没出过什么风头。还好我那时整天埋头苦读，没功夫和别人争奇斗艳，否则会自卑死的。回想广院时，我做的惟一一件能称得上时尚的事，就是减肥。减肥结果，体重从110斤降到90多斤，而减肥心得只有两个字：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