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开始打扮是定居香港之后-陈鲁豫·心相约

真正开始打扮是定居香港之后。我发现,我原来是那种能SHOPTILLDROP(逛死为止)的人。

有一阵儿,只要有时间,我每天都流连在尖沙咀和金钟的太古广场。买东西成了我辛勤工作之余惟一放松和犒劳自己的方法。可惜,就这么点嗜好后来也再没功夫享受了。1998年开始,我的事业蒸蒸日上,工作量也大得惊人。别说逛街,连睡觉的时间都不够。大约一年多的时间,我没添置过一件新衣。钱倒是省了不少,可心里却十分郁闷:天底下有钱的和没钱的人很多,但像我这样没时间花钱的人可能不多。

我于是决定改变这种状态,立刻上街买衣服。

那是8月初,香港最热的时候,也是最新秋装上市的日子。我随便走进了太古广场的一间女装店,店里早已挂上了毛衣、皮靴一类的秋冬时装。我随手拿起一件深蓝色的短大衣,对着镜子在身上比划了一下,根本没有想试穿的意思。说时迟那时快,忽啦啦围上来四、五个销售小姐,这个帮我穿大衣,那个在旁边啧啧赞叹:“好靓啊!买下吧,就像给你定做的一样。”

我尴尬地四下张望,这才发现,我是店里惟一的客人。

怪就怪我那天根本不在购物状态,我不是想买东西,我是在赌气。不是没时间花钱吗?我今天偏要花钱。当然,那几个销售小姐也实在厉害,大衣穿上容易,想脱可就难了。我这人又好面子,几个人围着我团团转了半天,“我不想买”这几个字就怎么也说不出口了。

结果是:一年没买东西,重出江湖不到10分钟,我就掏钱买下了一件昂贵的大衣。

我真佩服那几个营业员,她们竟然说服了穿小码衣服的我买下了中码大衣,理由是:大点好看。想知道大衣的下场吗?我勉强穿了一冬天后,就永远地扔进了我家的贮藏室。

女人买衣服的时候,神志总不太清醒,我是这样,我的朋友刘璐也是这样。

女人买衣服时,神志总不太清醒

欧元流通之前,刘璐随凤凰卫视《欧洲之旅》摄制组用了近半年时间跑遍了欧洲大陆。临行之前,她拿了根皮尺,在公司给几个要好的女伴量尺寸,量好一个,就在一根细长的毛线绳上打个结。

“有了这根绳子,我在欧洲就可以随时帮你们买衣服了。”刘璐边说话边帮我量腰围。

几天后,刘璐带着打了很多结的毛线绳、信用卡和计算机上路了。

在欧洲,拍摄工作一结束,刘璐就大街小巷地转悠,一间一间服装店去逛。她知道自己算术不好,一看到漂亮衣服又容易冲动,所以不管去哪,掏钱买单之前一定先把当地货币换算成美金,看看是否划算。

在欧洲走了3个月后,刘璐学会了一些简单的英文、法文,就连西班牙文也能蒙着听懂一两句。语言一通,人的胆子就大了。这时,《欧洲之旅》来到了米兰。满街的名牌店看得刘璐热血沸腾,于是她一头扎进Celine专卖店。已经是秋天了,欧洲早晚都有些凉意,刘璐打算买一件毛衣。很巧,Celine店里就摆着一件,是白色的厚毛线织成的,圆领,从领边到胸口用五彩的线绣满了一圈圈的图案,刘璐一眼就看中了。她先吸了口气,然后捧着毛衣上的价签掰着手指头数起了里拉后边的那些零,数完,再掏出计算器一通乱摁,得出的答案是230美金。

“挺贵的。”刘璐心里犹豫了一下,转念一想,一趟欧洲走下来挺辛苦的,就连逛商店也是走马观花,看的多,买的少,今天好不容易找到自己喜欢的衣服,虽然贵了些,买了犒劳犒劳自己也是应该的。于是,拿出信用卡,豪气地说:“我要了!”

花开两朵,各表一支。这里只说刘璐回到北京后,拿到了信用卡账单,米兰Celine店那一行是电脑打印出的几个阿拉伯数字:USD2,300.00。刘璐几乎晕倒。

去年冬天,刘璐来我家吃饭,就穿了那件价值2300美金的名贵毛衣。吃饭时,我比她还当心:“要不要给你个围嘴,别弄脏了毛衣啊,将来可是要传给你孩子的,否则本钱穿不回来!”

关于衣服的记忆,大多是愉快的。不过,也有例外。

1999年,我随“千禧之旅”摄制组进入伊朗之前,在巴格达买了4件绣着金丝银线的阿拉伯长袍。当时我正在逛拉希德酒店里的古玩商店。我看中了一只镶着粉色透明石头的古董手镯,宽宽的金质扣绊上还刻着中国的篆字,我喜欢得不得了。开店的伊拉克老头很狡猾,提了个极高的价钱,我不肯,就每天跑去跟他磨。老头总是笑眯眯的,是个好脾气的人,就是死抠门,怎么都不肯降价。这天,我又在说服他:

“手镯是中国的,你卖给中国人还不便宜点?”

“中国人有钱,你还跟我这个可怜的老人讨价还价不成。”老头子又哭穷了,我赶紧环顾左右找别的话题,突然看到里屋半开着的木门后露出了五彩缤纷的一片。

“对了,我这里有古董伊拉克民族服装,你喜不喜欢?”老头子顺着我的目光望过去,立刻读懂了我的心情。

“我不买,只是看一看。”我轻轻地摸着老头捧在我面前的伊拉克长袍,嘴上很冷静,心里却恨不得立刻掏钱买下。

“手镯的事明天我们再商量,你先买了这几件衣服吧,我算你便宜一点,4件,100美金。”

不知是因为老头的声音极具蛊惑力还是那几件长袍实在华美,我迷迷糊糊地放下100美金,抱着一堆绫罗绸缎回房间了。

至于手镯,在伊拉克的最后一天,我咬牙忍痛地付出了老头子要的天价。

再说我买下的4件衣服,分别是一红一蓝两件长及脚面的斗篷,式样简单,就是一块大大的半圆形的布,只在领口处系了绳子。穿上后很像略带巫气的魔术师。还有两件薄纱质地的拖地长裙,要套头穿,宽宽松松的,胸前飘着的一大块纱可以包住头发,在民风保守的中东地区,这样的服饰既时尚又安全。

正好我们的下一站是伊朗,早就知道女性在当地的公众场合不得露出头发,不能穿显露身体曲线的衣服,我不如就穿这几件长袍,既入乡随俗,又不至于从头到脚一袭黑纱那么压抑。

一走上德黑兰的街头,我就发现我的回头率几乎是百分之百。我没有飘飘然。我知道,并不是我倾国倾城,而是我的打扮实在怪异。伊朗妇女大都有一张美艳无比的面孔,只可惜,浑身包在一团漆黑的颜色中,看多了就觉得喘不过气来。如今,黑沉沉的大街上突然站着个头扎淡粉色头巾,身披天蓝大氅的外国女人,难怪伊朗人民多看两眼呢。我知道自己的打扮在宗教风气浓厚的伊朗显得有些疯狂,可我实在无法忍受穿衣打扮都要被别人严加管制。

当我站在德黑兰的街头,宽宽的裙摆被风吹起,我会得意地想:“这是我的fashionstatement(时尚宣言),也是我的反抗方式。”

很奇怪,在伊朗的10天里,摄制组的女孩子都变得脾气暴躁,我更是像个二踢脚,一点就炸。

一天晚上,大家决定到德黑兰一家中餐馆去打打牙祭。

一走进挂满红灯笼的餐厅,我就兴奋得忘乎所以,一把拽下了包在头上的围巾。同行的几个女孩子看看我,也都扯掉头巾,大家一边落座,一边嘻嘻哈哈地说:“在中餐厅,是不是就和在中国使馆一样,咱们可以自由了。”

正说着,一个黑黑瘦瘦的伊朗老头子走过来冲我们叽里咕噜地说了一大堆话。他系着白色的围裙,显然是餐馆的服务员。老头说得很是激动,干枯的手不停地挥动着。突然,他伸出手,一把抽起编导张力搭在椅背上的头巾,劈头盖脸地就往她的头上蒙。我的火噌一下就起来了:

“Don�ttouchher!”(别碰她)

我的声音之大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老头也愣住了,他的双手僵在半空,一动不动地呆了几秒钟,然后放下手里的头巾,脸色和缓了很多,指指围巾,再拍拍头,那意思再明白不过。

我狠狠地盯着老头,一副要吃人的样子。

“You!Leaveusalone!”(你,别来烦我们!)我冲老头一挥手,他张张嘴想说什么,然后叹口气走了。

我一个人又运了半天气,还是重新包上了头巾。

离开伊朗回香港,我乘坐的是阿联酋航空公司的班机。一走进机舱,我立刻问笑容可掬的空中小姐:“请问,我可以摘头巾吗?”

“当然!”

我恶狠狠地拽掉围巾,心里禁不住高喊:“解放了!”

现在,这几件五颜六色的衣服还挂在我香港的衣柜里。除了万圣节的化装舞会,我想不出任何可以穿戴它们的场合。

生活中,我算是个中规中矩的人,穿衣打扮喜欢得体而不张扬的风格(在伊朗时的疯狂完全是被环境逼迫而产生的逆反,所谓偶尔露峥嵘,不代表我一贯的表现。)这使我在着装上很少犯错。

不过,错虽然不犯,丑可是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