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幕后工作人员，我和文涛的工作显得很是轻松。

我们的任务就是熟悉小山似的一堆资料(除了从香港背到莫斯科的20斤资料，一见面小宋又给我们一人打印了100多页的奥运会奇闻逸事，供我们在直播时用。)，并保持最佳状态。

整整36小时，除了下楼去餐厅吃饭，我一直在房间里看资料、做笔记。

我们下榻的乌克兰酒店是典型的苏联时期50年代的建筑，外形很像北京展览馆，是不是美，见仁见智，但看起来绝对大气。酒店还算干净，但条件很差。房间里倒是铺着图案华丽的地毯，只可惜年头已久，床前、门口常常被人踩踏的地方已磨去了颜色，并且隐约露出了地毯下暗黄色的地板。酒店没有空调，这对莫斯科人来说很正常，他们担心的是冬天，寒冷而漫长，夏季既使气温再热也就是那么几天的时间，咬咬牙就过去了。

这可苦了我，我是个既怕冷又怕热的人。偏偏2001年7月中旬的莫斯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温天气，平均温度都在摄氏37°C上下。

晚上，我把所有的窗户都打开，还是热得一趟趟往洗手间跑，用冷水冰脸。

7月12日晚9点，我终于大汗淋漓地看完了所有的资料。想想第二天的直播，我还是不放心，于是给文涛的房间打了个电话。

“咱们现在分分工吧。”

文涛的声音很干哑，一听就是和我一样，也在屋里闷了一天，“咱们这次事先不做任何规定，明天以最松弛，最自然的状态来主持，完全是生活式的。我说的时候，你听着，我说完了，你接着说，我再来听。这样，我们不会抢话，还能彼此补充，引出新的话题。”

“好像也只能这么办。”我用手拍了拍面前的资料，“这么多内容，真要事先分工的话，分到明早也分不完。”

“你放心，按我说的方式去做，明天你会发现，咱们的主持艺术将跃上新的高峰。”

挂上电话，我又洗了把脸，然后带着对攀登主持艺术新高峰的企盼和满头大汗沉沉地睡了。

7月13日清早6点整，我在闹钟叫响的那一刻，就从床上一跃而起。

天已大亮。干爽清凉的空气从敞开的窗户吹进屋里，这让我觉得十分舒适，连心情也变得轻松、愉快起来。

今天，凤凰在各地的主持人和出镜记者将统一着装：白色西服配淡粉色衬衫。相同的服装我们也给北京台的同事一人准备了一套，并且在胸口处绣上了凤凰和BTV的标志，象征两台强强联手。可惜，这次酝酿筹备了几个月的合作却在最后关头胎死腹中。既然不能联合完成直播，衣服上北京台的台标就得想法遮掉。不知是谁的主意，把印有凤凰图案的不干胶撕下来，贴在我和文涛白西服的胸口处，不大不小，正好盖住BTV的标记。

6：30，我准时来到楼下，等着和大部队一起去俄罗斯大酒店的直播现场。

来到莫斯科一天多了，我还是第一次站在莫斯科的街头。我这才发现，乌克兰酒店竟然就在莫斯科河边，红场、克里姆林宫、圣瓦西里大教堂也在不远处。

我听虎子介绍过，乌克兰酒店门前的马路是普京每天上下班的必经之路。有一次，普京的车队经过时，有一个男人开着辆破破烂烂的伏尔加从河边的一条小路上斜插过来，差点撞上普京的座驾。那个男人立刻被保安带走，也不知是不是车臣的恐怖分子。这以后，克里姆林宫方面加强了保安工作，并且大大提高了总统车队的车速，避免再有类似的事发生。

我站在酒店门口，打量着门前并不宽敞的水泥路面，想象着普京的车队在这呼啸而过。

文涛也晃晃悠悠地出来了，我这才意识到，只有我们俩去俄罗斯酒店，其余同事一直在直播现场根本没回来休息。

这时，住在乌克兰酒店的其他中国记者也陆陆续续下来准备坐车去新闻中心。我和文涛见到了中央台的主持人白岩松，彼此友好地打了个招呼。

在外界看来，从1997年香港回归开始，凤凰和中央台几乎在每一件国内外大事的直播上都要一争高下。对凤凰来说，能和中央台这样的大台站在同一个舞台上已是一种莫大的肯定，谁输谁赢并不重要。而在两台之间这种良性竞争的过程中，中国电视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我很自豪，在中国电视飞速发展的日子里，我是其中的一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