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平一直背负着一颗紧张的心过日子。蓓蓓已经远走高飞，而他还在弄堂里。

那么，他只有熬了。瑞平从抽斗中拿出蓓蓓那张眼睛迷离的照片，久久地停留在那勾人的神态上，留恋可能会变成依赖和沉湎，而他现在绝对不能。一点一点地将照片撕得粉粉碎。然后，他揉着自己的心口，让自己平静下来。

他决定闭门不出等候三天。在这个雷厉风行的年月，三天没有人来处理，那就是不来处理了。然后弄堂里或许有什么有趣的人物揪出来了，那么整个晚上，人们议论的将不是他而是另一个人。

他搜罗着家中所有可以吃的东西，只有干出盐花的酱菜腐乳和妈妈住院时随便放在厨房的大半筒卷子面。恐惧超过了饥饿，他竟然用这样一点东西熬过了三天。没有人来过。90号的门一直没有人敲响。

他于是挺直了腰，走出家门。弄堂很安静。

又是三四天，当他上学走到前弄堂的时候，有几个孩子对他点点戳戳。

不料当他放学回来的时候，他见到约有二十多个孩子似乎在等待着他。他们跟着他走，从前弄堂跟到了后弄堂。他想赶开他们，没有成功。这些孩子，以及后来闻讯赶来的，将最后一条小弄堂挤得水泄不通。他从窗口张望了一下，下面立即有了反响。

开始时一阵传统的喧嚣，像是序幕：

“落雨喽，打烊喽，

小八剌子开会了！”

这似乎是一种号召，然后是齐声喊叫：

“长脚螺丝敲洋丁，

敲来敲去敲不进，

为啥道理敲不进，

因为里面有只螺丝钉！”

在一些半通不通的初中生的启发下，强调的是“里面”，这就有了暧昧的成份。孩子们便不怀好意地大笑。四面八方的孩子全部通过弄堂的各个口子涌过来，大同坊像新年里的城隍庙一样拥挤。

任何时候，孩子都是弄堂真实的体现。父母在家中的枕边絮话，小弄堂里的窃窃私语，只有孩子，把那些细碎的声音捕捉到了。

他们嘻笑跳跃，无比投入。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可是他们成功地用分贝将陈瑞平罩住，让他独自一人，孤魂游荡。

你能说他们全是小凶手吗？谁都认为，荒漠的年代，他们仅仅做着唯一可以做的游戏。

不少在大同坊被批判过的人全部被孩子跟过。从资本家到当权派，一直到流氓腐化分子。任何一个人因为任何原因而跌倒，石库门一定会投井下石。弄堂里已经因为孩子死了一个人。那就是六十五岁的卖水果的苏州老头，他的老婆年老体衰，从早到晚一直在咳嗽。每每闲得无聊的苏州老头要和他干些男女之事，她便坚决拒绝。他们的争吵相打的声音从小小的灶披间传出来，一弄堂尽人皆知，于是他们走过弄堂，就会被人窃窃地指指点点。他的水果摊属于资本主义，文革前就不能再摆了，谢大姐安排他扫弄堂。最后，他在某一个下午，用橘味水果糖诱骗了一个六岁的女孩。先是摸了她的脸，然后逐渐下移，最后探到了下边。

老头的形迹被人发现了，他被批斗，扫弄堂不再是谋生，成为了一种责罚。他在弄堂中跌跌撞撞边扫边走。最后他被孩子们看中，一路跟着不罢不休。可怜他竟然还要和孩子理论。他用糯软的苏州腔咆哮，哪里敌得过汹涌的石库门童谣？仅仅两个星期，他就精神错乱，自去寻死。

只有居委谢大姐或者派出所的周同志在弄堂口一立，孩子才飞也似的作鸟兽散。谢大姐于是经常在弄堂喧哗的时候从办公室跑出来。可是，她能永久站在弄堂里吗？学校上课很不正常，孩子们一直闲荡在弄堂里。谢大姐其实比平常更忙碌。她胸口闷气喘得再凶，她又能拿一弄堂的孩子怎么样？

陈瑞平已经不能出门。往往他前脚刚跨出门口，就有几个狞笑着的小孩子飞跑着离开，他们是被大一些的孩子安插在这里望风的。

瑞平每走出一步，孩子就会增加十个。所有的声音都在喊叫，一时很多条弄堂会拥出很多的孩子，他们放下了正在下的棋，正在打着的扑克。他们拖着黄脓鼻涕，满面满身的油汗，头顶心生着热疖头，背心上全部是金玉痱子。衣冠不整，或者上身赤膊，没有“衣”“冠”，裤子上全是补丁。他们用那种很下流的很流氓的很晦涩的眼光射向陈瑞平。他们拖着拖鞋或木拖板，走路有响的有不响的，但是一起顿脚，便是山摇地动。他们像磁铁一样紧贴陈瑞平，又像盯梢一样若即若离。他们永远离开陈瑞平三米，以高大而面色苍白精神萎顿的陈瑞平为圆心，自动形成了一个直径六米的圆，就像上面有一只追光灯笼罩了孤独的陈瑞平。陈瑞平靠墙，圆就成了半圆。陈瑞平回身大吼一声，面对着他的孩子被吓退几步，圆就变成了椭圆。不一会儿，又回复原样，顿足声和喊声更响。

有一个清晨，瑞平在红墙上见到了一张粘在墙上的白报纸，上面是“陈瑞平下流”五个大字。陈瑞平就用力把纸撕了下来。不料那就把诡计的封面打开了，里面是一幅漫画。用粉笔画的。他和汪蓓蓓手牵着手走在一起，脸上都画有红的XX，两人一丝不挂，他的“弟弟”被画成如同山芋一样臃肿丑陋，还在滴水！

陈瑞平在弄堂中行走，就像一个幽灵，在声浪中飘浮。他忽然感悟。有一个人已经预料到了弄堂里会有这样的场面，那就是爸爸。

有一天，一辆黄鱼车徐徐从前弄堂过来，通过了小孩的防线，黄鱼车上满是行李家具。长脚阿蔡推着黄鱼车。跟着阿蔡的是阿蔡的女人和蔡小妹。经过里委和房管所的反复讨论，住房紧张的长脚阿蔡一家成为对门的新房客。阿蔡一家是因为住房平均面积居本弄倒数第一，更是因为根红苗正，弟弟又是抗美援朝的烈士，才击败了所有竞争对手，对手中包括亭子间嫂嫂和绍兴老太。亭子间嫂嫂带着特别的心情来迎接新的邻居。愤愤不平留在心里，羡慕溢于言表。她忙着出来抢过阿蔡女人手中的包袱，熟门熟路地作了向导。

当蔡小妹将对过关闭了二十多天的窗户再次打开的时候，他正好在小间，她刚一抬头，立刻把头低下了,转身就回了前楼。接着他听到了蔡妈妈和小妹凶猛的争执，然后是小妹的嚎啕大哭。陈瑞平突然有一种深深的失落。大约在三天之后，对过开始将窗门打开了。长脚阿蔡的老婆就将竹竿“渡”一些吃食过来了，有时是在饭里蒸着的南瓜和芋艿；有时是自己包的粽子；有时是几根甜芦粟。现在瑞平已经是人家可怜的对象了。

但是，小妹还会出现在对面的窗口吗？难道现在他还有资格将目光流连在对窗吗？

陈瑞平很多时间总将自己关在家中。他将父亲的照片和母亲的照片放在五斗橱上，然后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看。在妈妈的照片背后，他写下了：

“邵玉清，生于1918年3月18日，死于1967年９月15日”。

在此之前，妈妈已经在爸爸的照片背后写过：

“陈宝栋，生于1910年6月5日，死于1966年9月3日凌晨。”

爸爸有着方方的额角，斯文地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妈妈是萧山江边沙地上常见的长圆脸型，上眼皮有一点浮肿，照片上，她眯起了眼睛，好像要躲避那一下强烈的闪光灯。他们全在开心笑着。可惜照片剪开就不能再拼成为一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