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想到，返校第一天，他在教室中就被工宣队唐师傅喊出去了。工宣队的办公室里有两个人在等待他。一个是“爷叔”；另一个就是小魏，她和爷叔都戴着红袖章。不过瑞平没有和爷叔打招呼，他怕打招呼会弄点事情出来。

爷叔扶了扶黑边眼镜，对瑞平说：“我们要讲的是很重要的事情，很重要。”爷叔很艰难的说出了这句话，“你面临一场新的斗争。”

瑞平两肩一震：“我知道的，我的父亲是一个畏罪自杀的反革命，我的祖父是一个破落地主。我要和他们划清界限。”

“不是，你的妈妈就是地主。”小魏说。

“我妈妈十多岁就离开家庭自己生活了，她一直在上海生活，不会成为地主的。董同志知道。”瑞平没有称呼董品章为“爷叔”。

“瑞平同学，”董品章也没有叫他“弟弟”。“经过我们调查，你的父亲陈宝栋在1943年到1949年这七年中，每年都在秋收的季节，曾经受姓陈的本家委托到乡下收取租米。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那个本家我们已经去找过了，他说有这样的事情。”

“你还不知道，陈宝栋并不是单独一人下去的，当年穷人受了灾害，自己也吃不饱，哪来的租米。你爸爸收租的船上，还有带枪的人。43和44年，那些带枪的人全是汪伪政府的汉奸保丁！”那个小魏显然感到瑞平很糊涂，“汉奸武装逼租，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瑞平的眼前一黑，他不知道怎样面对现实。他面前出现了一个类似电影镜头一样的画面：在萧山弯弯曲曲的水道上，爸爸手中捧着帐本还有算盘，面目狰狞。爸爸的身后，站立着一个像刁小三一样的保丁，斜背着匣子炮。而岸上，是那些苦难的面孔，和褴褛的衣衫，和饥饿的孩子。在萧山老家的院子里，农民正在汗流浃背往里面挑谷子。爸爸就坐在太师椅上，手中拿着一箩筹子，每一担发一根。还要催背谷子的人快点。

“政策是很明白的。农村划分成份的时候，收租子帐房是地主的重要的狗腿子，也作地主处理。地主和资本家不一样，地主是敌我矛盾。邵玉清是地主家属，也是地主成份。”董品章解释说，他的推理是很明白的，有严密的逻辑性，“你们一家土改的时候正在上海，应当作为逃亡地主算。”

陈瑞平的眼眶中满是眼泪。他现在不仅是反革命的儿子，还是地主的狗崽子！

“陈瑞平同学，现在是革命路线考验你的时候了。”董品章说，“68中是一所很讲阶级路线的学校，全市都很有名的。你陈瑞平也是一个好学生，正在积极争取加入红卫兵。表现一贯很好。我们希望你站出来，揭发批判漏网地主陈宝栋和邵玉清，肃清他们的反动流毒！我们相信，你一定不会辜负我们工人阶级的愿望的。”

瑞平是在惶惶惑惑之中听完了董品章的话的。爷叔现在是造反队的头头。这就等于是组织说话了。他垂下了头，说：“我愿意。”

“那么，今天下午三时，我们就要进行第一次的批判，希望你能像一个红卫兵一样参加阶级斗争。”

唐师傅也说：“我虽然到68中不久，但是陈瑞平同学的表现我是知道的。请工厂的战友放心，我们在上层建筑的工人弟兄一定能配合好对阶级敌人的批判。”唐师傅是一个钢铁工人，脸膛是被炉火烤红的，离开了炉火，脸庞也还是红的。唐师傅对瑞平说：“你交给组织的红卫兵申请报告我看到了，我看你的表现还不错，只要今天能站稳立场，我们一定能考虑你的报告。”

在爷叔和小魏走出办公室的时候，瑞平赶紧跟上几步，对爷叔说：“你们还要斗三伯伯吗？就是那个上海的本家陈树衡？”

小魏就有一点不高兴：“这是一回事吗？”

“不会，我们是有政策的。你们的那个本家，他的真实身份是工商地主，最大收入来自上海的建筑行和材料行。况且在土改中能主动交代，将土地交给政府。他年纪已经八十一岁了。我们将案卷移交了，本单位的造反派没有要求斗争。”爷叔说。

原来是这样！

红卫兵团的办公室正在隔壁。小木克双手叉在口袋里，已经听了好久了。工厂的人一走，他就喊瑞平进去。他将门关好了，对他说：“瑞平，你这回应该积极进行斗争。一定要出席批斗会。”

“我也是想去参加的。”

“你还要好好进行斗争，这一点也没有什么别的意思。你妈妈被批斗是大势所趋，根本没有机会翻身。为什么不斗一下呢？从她的那个角度，你斗争不斗争全一样。从你的角度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参加了斗争，你就表了一个革命的态度，你就能争取到一个很好的前途。你不去斗争，你妈妈一样也要被打倒，也要被斗争，所以你还是去斗争的好。”

陈瑞平感到受了很大的污辱，是对自己的思想动机的污辱。于是对小木克说：“我是真想要革命，我不是为了自己的清白。”

“难道这还有什么两样吗？”小木克很耐心地开导，“就算你是真心革命，你也需要揭发你的母亲，用这样的事实来证明你的革命。你革命了，你就清白了。”

瑞平急急地往家走。他对自己说，这就是一个资本家的家，这就是一个逃亡地主的家，这就是一个沾满劳动人民血泪的家。他要批判自己的妈妈，一个漏网的地主婆。他不知道过去，他只知道今天。他没有更多的材料，他只能观察自己的家，在家中寻找罪证。这是一个家，这里的一切全部有女主人的手印和指纹，他需要从这里开始揭发和批判。

或许，这个煤气灶台就是罪证。这个地主婆在这个灶台上曾经烧了很多的好菜，她喜欢用大些的锅做菜，做完了就按照乡下的习惯四处分送。妈妈很善于腐蚀群众。还是在自然灾害最困难的1960年初头上，全弄堂都喊吃不饱。所有的家庭妇女尽管起得再早，也不能将自己的篮子填满。瑞平家按户计是小户，按人头计是三人。陈家比较的有钱。但是钱是一点没有用的，有高价点心和高价糖果是以后的事情。每天阿姨买菜归来，吹口气能把篮子吹飘起来。那个冬天，冷得很，上海难得下了雪不化。风吹的像刀子一样，阿姨一连走了三个菜场，无非是卷不了心的卷心菜和细得像手指的胡萝卜，还有不要票的豆腐渣。这是一个饥饿的年代，瑞平见到很多同学用自己独特的方法解决饥饿。有人用标准粉加上半块鲜酵母再加上半粒糖精，拌成糊，放上数片菜皮，装满一个腰子饭盒，蒸出又酸又僵的“发糕”。他见到食堂里很多同学都带有一只装过药片的棕色小瓶，里面是烤焦的葱花和盐，这些盐全是在烧完菜之后吸干那些可怜的油水用的。葱花盐每天用来拌泡饭吃，可以省了一分钱的酱菜。面疙瘩是经常的佳肴，省油省菜，还有一时的涨饱感。全班全校都是一副饿相，夹杂着山芋粉的馒头到手两口就下了肚子，这一些孩子就尽量在口中含着最后一口馒头，用不断分泌的唾液滋润着。回家的时候瑞平眼睛依然饿得发绿，打开菜橱每一只碗都看上一看，如果碗能吃也会吞下去。

石库门的习惯，是非常重视自己有一个“乡下”，石库门的女人经常要到乡下去。即使她们的乡下亲戚穷得叮当响，一年四季写信哭穷，她们也要炫耀。绍兴老太从乡下没有东西带出来，就砍了一捆苋菜梗，她就一家一家送着，然后推广她的“霉菜梗”经，一条弄堂几乎全被菜梗“霉制”过程中的臭气熏倒。老太没有牙齿的扁扁的嘴，有滋有味吮吸着深绿的汁水。上海石库门的乡土文化，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妈妈是萧山人，是萧山特产的自觉推广者。她经常到萧山去，因为她想念江边沙地。灾害年月，妈妈又到萧山去了，这回是因为饥饿。

那时大约有七个月没有尝过鸡的味道了，妈妈回了萧山就将著名的萧山鸡带了两只到上海，这种鸡原本就是大种鸡，预先又经过阉割，这鸡就只会长肉了。十多斤的一只鸡，临时养在厨房中的时候，伸起头颈能啄到八仙桌上的饭粒。妈妈是在沙地上化了三十元的高价买来的。当年的三十元，足可以买一幅齐白石的公鸡。妈妈先是在锅子里熬“虾油露”，这是糟油加上花椒加上黄酒的混浊液体，她将这些液体倒进甏中，然后将天目山的扁尖和舟山的虾皮扔了不少进去。妈妈先是用大号钢精锅煮熟了鸡，然后一片片斩开，泡在虾油露中。他和阿姨两个人手忙脚乱，封起整整两个甏。三天之后封甏的牛皮纸湿了，瑞平闻到了家中一股特别的咸腥香味。选一个星期天，妈妈就把鸡拿出来，爸爸和瑞平得到各得到了一条粗硕无比的鸡腿，妈妈就走上三楼，用竹竿将一个小篮子渡到对窗，里面有满满一碗虾油鸡。蓓蓓欢跳着接过篮子，好婆随即将一听市场上紧缺的香港精制油渡了回来。

妈妈回到楼下，将家中几乎所有的碗放在桌子上。两个甏里的鸡全部清空了，妈妈就一家一家去送，一直送到了绍兴老太门口，鸡刚刚送完。半条小弄堂，一时全都弥漫着虾油露的奇异香味。

最后，妈妈将一片胸脯肉夹给了绍兴阿姨，自己就吃四个翅膀。

“你为什么将所有的鸡送人呢？既然要送人，也不要到萧山去了。”爸爸说。

妈妈说：“老六，这当然是做人的道理。现在弄堂里所有的人家全在挨饿，全部都在买一分一天的菜皮，用豆腐渣糊口。你们家中有这样鲜的好东西，弄堂里瞒不住的，人家自然会谗，还不如送走。”

爸爸显然有点不满，说：“全家一起回趟萧山就好了。”

“你道萧山四邻在吃什么？西瓜皮全部洗洗干净腌了当菜吃！吃鸡？你让萧山的七弟如何做人？”

“那你兴师动众做虾油鸡为什么？”

“不为什么。十年没有做了，过过念头。”

“也不值得这样送，你不是不知道。家里真正有事，靠的还是自己。”

“那不过是一种应酬。我也没有想过要靠别人，我说过求人不如求己。”

妈妈其实开始并没有想得周全，在沙地上见到那两只鸡在稀疏的茄子地里捉虫，就有买下来的冲动。将鸡背到上海，才想到全家吃这样两只鸡似乎有一点过分。将这样肥厚的鸡肉白白送给四邻，她也有一点心疼。不过这样总比以后在弄堂里孤立要好。人们可以忍受饥饿，却不能忍受在自己饥饿的时候有人不饥饿。妈妈在这点上比爸爸多想了一番。

家中最后享用的是烧菜有了最鲜的鸡汤，鸡肫上面黄黄的厚皮烧焦之后可以用来治疗积食，有了一碗鸡油可以在寡淡的汤中点上几点油花。鸡肉已经吃完了，但是两罐鸡汤还在，鸡汤在餐桌上存在了三个星期，在干瘪的胡萝卜中，在鸡毛菜的黄叶中，在菜边皮中生存。

妈妈后来享受了半条弄堂一个星期的“谢谢”。然后享受了一个星期在整条弄堂被人说“人家有钱”的酸酸的风光。妈妈觉得石库门弄堂很有点“两面派”。而在这样弄堂中要算计到很精致地做人，多少年她还没有学会。就是这两只鸡，让那个绍兴老太每天站在门口，用一种近乎仇恨的眼光看着妈妈。她完全知道霉菜梗的味道总是不如鸡的。

他走上三楼，在正房，南窗下是一台缝纫机，这台缝纫机也是罪证。

妈妈当年是很喜欢自己用机器做衣服的，特别是为瑞平做衣服。后来就为全篮球队的队员做了茄克衫和马桶包。68中不是一所贵族中学，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余国祯校长带头穿有补丁的衣服。学校中将毛主席在抗大讲课的照片画成大幅招贴。毛主席裤子上的两块补丁是很显眼的。全校几乎没有人穿新衣服。妈妈很在意儿子的表现。儿子正在飞速发育年代，衣服永远显得短小。瑞平是一个萧山人所说的“长子”，本来妈妈要将全家人的布票全部给瑞平做衣服，后来一想，还是给爸爸做了。爸爸的身高在一米七九，在老派的男人中间，人还算是长的。爸爸将裤子穿到了七成新，妈妈就给爸爸又做了新的，这条旧的，就放在缝纫机上，妈妈从箱子里找出一些零头布。缝纫机突突响个不停，瑞平的屁股上就画满了年轮，膝盖地方也有了一对“眼镜”。儿子在中学里没有穿过新裤子。瑞平穿有补丁的裤子。一旦补丁破了，妈妈就将补丁拆了，这裤子的膝盖和屁股还是没有破，只是前后有三个深深的印子。瑞平后来人长高了，妈妈就将裤子接上一截。瑞平永远有好裤子穿，但是，永远看不出他穿的裤子比人家的好。妈妈给瑞平做的茄克衫，故意用旧的衣服改做，样子很好看，上面却有补丁。

妈妈的缝纫机还给瑞平做了五一块抹布，让瑞平送到学校去。让每一个学生早上都能自己擦一擦桌子。不料因为蔡小妹每天到得最早。她用一团回丝，将每人的课桌全部擦个干净。瑞平妈妈可以说是白辛苦。全班男生集体讽刺瑞平“假积极”。或者是说，你想入团想昏了头。小妹出身在工人家庭，小妹在家中就洗衣服擦地板，为同学做些事情是很自然的。而瑞平平常连一块手绢也不洗，妈妈为瑞平设计的理想主义“积极”就有点做作了。

瑞平打开妈妈的箱子，箱子里只有抄家余下些很简陋的东西，很引人注意的衣服只有两件，一件是还新的旗袍，颜色是很深很艳丽的紫红，上面有一些流动的黑色花纹。妈妈穿着这样的衣服，有一种年轻女子的妩媚。这件衣服之所以压在箱子底里，是妈妈希望有一天会再次穿它。结果一直没有机会，这衣服就渐渐被压得僵硬了。另一件是卡其布列宁装，这是上海解放初期上海女干部全穿的衣服。颜色已经褪掉了不少，原来大概应该是藏青的。和时代的一去不返一样，这衣服的式样已经完全不在街市上出现了。妈妈当时一定是在为新生活而自豪。以前的妈妈不管怎样总是鲜活的有生气的人。

最后打开妈妈的抽斗。妈妈的抽斗无非是一些女人的东西，那时的小资本家太太还是很寒酸的。口红已经干掉了，梳妆盒里只有木梳子和发卡。曾经时髦的皮手套上面的漆已经脱落，若干个“百雀羚”的圆盒子已经空了，妈妈没有将这些盒子扔掉，这是在石库门里养成的习惯。只有其中一只藏着一个姓名章，是金子做的戒子。瑞平发现的东西还有一只解放初期里弄纠察的袖章，一个中苏友好协会的徽章。这是一个五十年代上海积极女性的证明。

最后他见到了两本日记，这正是爸爸在解放之后的日记，这才是罪证。日记中夹着半张照片，当时爸爸笑得很有一点矜持的模样。这原来就是那张合影，爸爸、妈妈和瑞平，照片已经剪成了两片，爸爸成了单独的一片，不过剪开本身就留下了一种想象，从左边的爸爸，就能想象到右边还有瑞平和妈妈，从右边的孩子和妈妈，就想象到左边还有爸爸。

妈妈一定是在爸爸自绝于人民的那个晚上剪开的，后来一定又后悔了。

在照片的反面，妈妈婉秀的笔迹写着：

陈宝栋，生于1910年6月5日，死于1966年9月3日凌晨。

对面的蓓蓓一定是见到了陈瑞平不同寻常的脸色，她放下了手中正在洗的衣服，探身窗口。问：“瑞平，你有什么事情吗？”

陈瑞平木然地摇了摇头。蓓蓓说：“你的脸这样白，你一定有什么事情的。”

陈瑞平就点点头。但是他立刻感到了自己的软弱。就站立起来，向对窗的蓓蓓摇摇手，笑了一笑。说：“没有什么事情。”

蓓蓓就说：“有什么事情你就说好了。我能帮你就帮你一把。反正我空得很。”

瑞平咬了咬嘴唇，他几乎要说出去了，但是他一想如果说了出去，蓓蓓一定会阻止他，他也一定再也没有勇气走出家门。瑞平就再一次摇了摇头。

蓓蓓的眼神中有一点带有怨恨的失望。瑞平的心中动了一下，眼睛中有一点潮润的感觉。在很久以后，瑞平回想起来这一刻，才品出这是蓓蓓温情悄悄的流露，而他，也是初次因为感情，有一种要哭的感觉。

陈瑞平走向工厂的时候，两条腿非常软。作为儿子，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一刻之间改变自己的态度。他正要斗争的“地主婆”，是一个在食堂卖饭票的工人，是一个在大同坊刚刚成立里委的治保委员，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但是，她还是一个他叫“妈妈”的女人，还是一个在他六个月的时候，将他抱来当了自己的儿子的养母，因此这是一场为了证明自己而进行的批斗。

他走过了建国路，这就是卢湾区“上只角”和“下只角”之间的分界线。“上只角”显得“更上海”一些，而“下只角”就完全是工厂和工人简陋的房子相间。往这里一走，感到马路立时就狭窄起来，房子也立刻就低矮了，屋顶仅仅是一片油毛毡或者石棉瓦。像瑞平这样高大的身材，需要弯下腰侧着身子才能走进门去。这里往往满地的铁锈和铁屑，连马路也是红色的。还闻得到机油的腥气。这里被称为是棚户区。不过，正如68中的学生全部不能抵挡住“三好”以及高分的诱惑，他现在不能抵挡住“立场”或者红袖章的诱惑。现在他走到这里，完全像是走进一个阵营，他是来到这个劳动人民聚居的地方，并且投诚。

批斗会是在洋溢着机油味道的冲床车间进行的，地主婆邵玉清在这里劳动改造，脱胎换骨。车间中已经张贴了横幅，“坚决将隐藏得很深的地主份子邵玉清揪出来！”已经下班的男女工人散开坐着。和如同一头头驴子蹲着的大小冲床坐在一起。当他站到车间门口的时候，车间里的工人全部用眼睛看着他，他有过片刻的犹豫。但是董品章握住他的小臂，捏了一下。他就像被重重推了一下一样，走到了人们留给他的一个空位子上。

一声吆喝，妈妈低着头走进了会场，先向毛主席的像鞠躬请罪，然后就背过身去，面向所有的工人。瑞平被安排在主席台的边上，妈妈没有见到他。一时口号连天。那个到学校来的青年女工，就指挥工人背诵毛主席语录：“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还有“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工人们就喊口号，就此起彼落地进行批判，所说的全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例如用小恩小惠拉拢工人，和在值班的时候为公方厂长打菜的时候多放了一个鸡蛋等等。妈妈是一个卖饭票的，也只有鸡毛蒜皮事情可以揭发。这就使这场阶级斗争很有点变调。妈妈一概承认，并且批判自己确实企图腐蚀工人阶级。以致主持会议的董品章不得不提醒批判者要“击中要害”。“地主分子的要害是什么？就是妄想要变天！要让劳动人民吃二茬苦，受二茬罪！”

这时，董品章示意陈瑞平发言。董品章先说：“下面由一位小将发言。这位小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背叛了他的家庭，站在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边。这就显示了文化革命、毛泽东思想的无穷威力。”

陈瑞平站起来了。他走到了车间的中央，他并不希望自己孤零零地站在一个空旷的地方，他希望有一点依傍，哪怕是没有生命的机器，于是他就站在一台冲床旁边。他觉得他现在正在空荡荡的场子中间独自一人罚球。

各位工人师傅、造反派的战友：

首先，让我们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这时候，站在前排的妈妈的肩动了一下，慢慢转过身子。她依然保持着低头的姿势，但是视线擦过肩膀，见到了瑞平。瑞平生平第一次见到了妈妈用这样冰一样的眼光看着自己。人们都见到了妈妈的动作，但是只有他看到了妈妈的视线。他不动声色，但是，他知道自己的心已经重重被剜了一刀。

今天隐藏得很深的地主分子邵玉清被深挖出来了，我作为她的儿子，坚决支持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多年来，我并不知道他们不仅剥削工人阶级，还剥削贫下中农。今天我要揭发的是：

第一，反革命、逃亡地主、资本家陈宝栋畏罪自杀之后。邵玉清伪装革命，和陈宝栋划清界线，但是她出于阶级本性，多次痛哭流涕。更为可恶的是，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当陈宝栋生日到来的时候，邵玉清特地在吃晚饭的时候，多放上一双筷子，并且在筷子边上还放上了一个酒杯，倒上了酒，表示纪念。

第二，地主分子邵玉清都将陈宝栋的照片放在家中很隐蔽的地方，经常偷偷看着照片流眼泪。这种感情，说明她根本没有和地主分子、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相反感情深得很。请看，这就是其中一张照片，在照片的背後，邵玉清写明了陈宝栋的死亡日期，这张照片正是一分变天账，正证明了他企图有朝一日反攻倒算。（在说这些话的时候，陈瑞平将手中的半张照片高高举起，正反旋转，让所有的人都看到了陈宝栋矜持的微笑。）

第三，家中有两本日记，正是地主分子陈宝栋记录了解放後他在土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反右中的真实思想。日记说明了，他不是一个红色资本家，而是一个黑色资本家。本来这样重要的罪证，应该立即上交工厂。但是邵玉清将它们隐藏了起来。……”

董品章这时很突然地看了瑞平一眼，他高高伸出拳头，用口号打断了瑞平的发言，工人们也高举着拳头，齐声喊着口号。董品章连续不断地喊，工人们的拳头也就此起彼落。后来，他就问瑞平，还有什么要揭发的。瑞平就说：“没有了。”其实瑞平还有关于妈妈出于反动立场，教育孩子做两面派没有讲，本来他要讲裤子上的补丁和三年自然灾害的事情。

批判会就这样结束了，爷叔对瑞平说，他还得和妈妈谈一次，让妈妈将那两本日记簿交出来。

然后就是和妈妈一起走出了工厂。走在街上，两个人一前一后，好像是两个很陌生的人。瑞平走在后面，看得见妈妈的背影。妈妈的背有点驼了，再也没有当年挺得笔直的模样。妈妈今天的裤子上有很多的油泥。她今天已经不在食堂里卖饭票了，他见到过那些冲床，都是些很笨重的家伙。冲床的头上夹着模具，又很锋利，经常听说有人的手指被冲床轧掉。他不知道妈妈的手指会不会被轧掉。他又感到自己这样想不对，这不是在同情地主婆吗？

一路无语。走进弄堂天已经黑了，两人也没有话说。不过他已经注意到弄堂里的人看着他们的目光有一些异样，他后来在门口见到了一条白色的标语。其中妈妈的名字上画着红色的大叉。妈妈视若无睹，径直走进厨房，将昨天的冷饭烧成了泡饭，盛了两碗，从橱里找出一碗酱大头菜，就这样草草吃了饭。

已经晚上九点钟了，瑞平心想，爷叔交代的谈话还没有进行。于是就到前面的房间里，对妈妈说：“我有话要说。”

妈妈很迟疑地看了看瑞平，说：“瑞平，有话你就说好了。”

“你不要叫我瑞平。我和你划清界线了。”

“那么叫你什么？叫你陈瑞平同志？”妈妈两只眼睛瞪得很大，很有些怕人。

“你不能叫我同志。”

妈妈的两个眼睛凸出，好像要咆哮起来。但是她没有，她的胸口起伏着。两行泪珠像黄豆一样滚到地板上。“那我叫你什么？你是我从小一把屎一把尿带大的，我除了叫你儿子，还能叫你什么？”

“可以叫我小将陈瑞平。”

“那你叫我什么？地主婆邵玉清？”妈妈哭喊起来。一条弄堂突然静下来了，瑞平知道，石库门弄堂的人们已经全部将耳朵如同雷达一样调节到了他们的窗口。曾经的治保主任现在被斗争了，当年小弄堂里最有钱的人家最近已经彻底败落。可能很多的人心中出了一口气。

“今天批判会铁的事实已经证明，你是一个地主婆，你必须要向人民群众认罪。老实改造自己，重新做人！”瑞平也提高了声音。

“我是地主婆？好吧，我就是地主婆。你是什么？你不是地主的狗崽子吗？”妈妈的这句话是压低了声音说的，有点咬牙切齿。尽管这样的低声，在静谧的弄堂里，依然能让所有醒着的人听清。

“你还在和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告诉你，我是吃娘的奶，也就是劳动人民的奶长大的。我一直受的是无产阶级的教育，我一定要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海枯石烂不变心。”

妈妈不再说话了。只有瑞平越说越雄辩。“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我一心要革命，就是要和你划清界线。从今后，你是你，我是我，我劝你还是争取走坦白的道路，将一切都向工厂汇报。求得革命同志的帮助。”

妈妈一动不动地坐着，头发蓬乱，脸色焦黄。很像是在想什么遥远的心事。又像是将自己的活力一点点地抽象起来，最后成为一个没有生命的空壳。整张脸上几乎没有什么是有生命的，会动的，只有泪水在淌，因为泪腺的分泌和地心吸力无声但是很顽强地流淌着。

对别人来说，这是一个女人，对瑞平来说，这是母亲。

四周的静谧令人想到或许会有什么发生，但是不可能有。和这种静谧相匹配的无边黑暗使人的想象立刻失落到无底的深渊之中。明明知道，弄堂的空间是很狭窄的，明明知道，黑暗中有很多的人全醒着。瑞平是那种没有手腕，只知道用直线想象的人，他没有私心，也没有城府，没有韬略。他带着恐惧带着忧虑，他不知道现在一个革命者应该做什么。他是很强大队伍中的一员，但是他又是一个很孤独无助的魂灵。

妈妈看准了这一点，就说：“小将陈瑞平，我今天早晨还很担心，担心你出来为我说话。今天我不会担心了。我知道你还是跟党走的。所以，即使我成为地主份子，你还是革命的。陈家还有一个人是革命的。这就好了，好了……”

这话说出了一点瑞平的心思，但是这种心思被他批判的对象猜中，这是怎样的一种悲哀？他或许不会被坚强的对抗击倒，面前却隐隐有一个母亲挥之不去的柔情，这柔情正击中了他的心脏。

“你不用来软化我。我是不会被软化的。我有坚定的立场。”

这当然是一句言不由衷的谎话。后面的灯光突然大亮，蓓蓓站在窗口，女生两个眼睛瞪得很大。“啪”的一声，汪家好婆将灯又拉灭了。

楼下又一盏灯大亮，一个嘶哑的声音叫喊着：“光屁股，搞腐化，拉出来枪毙！”

弄堂中于是想起了一阵参差的笑声，这笑声令人毛骨悚然，在静谧的夜，在墙上激起回声的涟漪。好似弄堂中有很多小孩的幽魂在悠悠游荡。

瑞平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

昨天他是怎样睡着的，他不知道。后半夜，他曾经惊醒一次。他正在做一个恶梦，家中抄出来很多的枪支弹药，妈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国民党反革命，他需要继续揭发她。

他恍然记得，妈妈的房间昨夜很晚才熄了灯光，妈妈的手中正捏着一管笔，红肿着眼，正在一块白色的小布片上写着什么。这正是她认罪的象征。她的面前，是两本墨绿的“光荣日记”，这正是爸爸的日记本。阶级敌人已经认输了，已经老实了。瑞平这才睡过去，瑞平早晨发现自己是斜依在椅子背上睡下去的。身上还披着一件旧衣服，这件衣服肯定不是自己盖在身上的。

现在桌子上有一碗泡饭，还有一小碟酱菜。泡饭碗的上面还盖着一个碗，这是萧山人防止饭冷掉的办法。这是一个讽刺，死不改悔的地主婆为英勇斗争的小将准备早饭。

这一天当他打开后门的时候，突然发现脚下有着一堆爸爸妈妈以前送给邻居家的东西，从勾花的帽子到写字的钢笔、铅笔盒，从小孩的衣服到整包的毛线，还有好几碗霉干菜。帽子戴过了，铅笔盒掉了漆，衣服穿过了，毛线是从结好的衣服上拆下来的。霉干菜看颜色就知道是绍兴的不是萧山的。他们还是要还，好像这样他们一还，就是告诉周围的人以及地主婆：我要划清界限了。

妈妈是比他先出门的，妈妈一定是视如不见，一步就跨出去了。他也一步跨出去了。他走出弄堂，他必须在交叉的眼光组成的走廊中通行。从本小弄堂出发，穿过大弄堂一直走到淮海路。曲尺状的走廊中全部是那种的眼光。他感到了另一种孤独。

这一天的中午，他被工宣队唐师傅喊到办公室。唐师傅从抽斗里取出了一个红卫兵袖章，过了一会，他还拿出一个红卫兵证。“陈瑞平，你的表现很好啊。对方工厂的革命派打电话来了，经过工宣队、军宣队和红卫兵团的研究，决定火线吸收你参加红卫兵。”

陈瑞平总归有一点激动，其实他在批斗会上就想过他会成为红卫兵，他没有想到会这样的快。他用双手接过袖章和证件，这是一张有着区里盖章的红卫兵证，他几乎是贪婪地左看右看看个不够。他抬起头来的时候，目光正巧遇上了倚在门框上的小木克。小木克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

瑞平回家后慢慢将红卫兵的袖章套上了自己的左手臂。他嫌袖章太新，用肥皂洗了两回。稍微将袖章洗得褪了一点红色，才将袖章用熨斗烫平。他又感到袖章过于平整，又特意将袖章揉皱了，才重新有点歪斜地套在袖子上，又将军服的袖子卷起两套，装成一种“老兵”的模样。军服上的萝卜干味道已经洗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