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瑞平走在黄渡的街上。
那已经是一九六七年的初夏了。学校几乎已经走上了正规，以往年年要做的下乡劳动，这一年就在盛夏进行。即使下乡，学生也免不了要开批判会，要刷大标语，镇上的文具店一直很热闹。陈瑞平从店里买了红纸，回大队去。
黄渡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那是上海资格最老的土地之一。那些住在亭子间里每天倒着马桶“上海人”人看外地人时候傲慢地将眼睛长在额角头上，其实他们的上海家谱最远不过只有三代。而真正有历史的上海人却安居故土，不愿走过这几十里路进城。祖祖辈辈就生活在这里，这可能是一种矜持，而下场却是被外地人的后代叫做“乡下人”。
黄渡正是春申君二百二一百多年前誓师渡江助赵抗击强秦的地方，黄渡之“黄”就是他的姓。黄渡镇沿着一条河，这条河正是上海以后因为流淌如同石油一样液体和发出刺鼻的异味而臭名昭著的苏州河。不过这里的人宁愿叫它的古名吴淞江，这样可以回忆它曾经要比黄浦江宽阔得多的江面和无数的帆船。这一段河流委实清澈可爱，苏州河在这里是一个处女，还没有被工业玷污。河上有桥，千秋桥的老桥早已经坍了，桥柱也已经不见了。这新桥也已经很老了，桥柱和桥栏上的水泥已经风化，一片片的掉下来。桥是单孔的，桥下带有江南常见的青苔，被湿热的天气一养，绿得发乌。
陈瑞平没有走过桥去，西面正有一阵乌云飞来。桥下有几枝水杉站立在房子间，水杉去岁的细细的树叶落在屋顶上，红红的散在瓦沟中。他见到中间有一栋高高的房子，门前凸出很宽的一檐，就走过去。上海乡下当年是不锁门的,锁环空空地荡在那里。门虚开着，一推就被风吹开了，他要反身关门，突然就“呀”地一怔。不意背后就是汪蓓蓓。陈瑞平吓了一跳。就像是许仙在西湖边上遇到了白娘娘。许仙不是仙，白娘娘却是妖。蓓蓓和白娘娘一样美丽，一样突然出现在你面前，确实很妖。
上海郊区的房子往往没有院子，正中的一间就是客堂间，汪蓓蓓就站在那里，她不管怎么站，总有一种特别的风姿，她永远不会很正面地对着你，她知道怎样站最好看。汪蓓蓓看见陈瑞平并不惊讶，很自然地喊了一声：“瑞平。”很久没有听见蓓蓓这样喊自己了。
“你怎么在这里？”
“我的家不是就在黄渡吗，不过是在乡下。小娘舅正好到镇上送公粮。我就顺便过来看看。”蓓蓓很好看地一笑。“你不是在老街上逛过，在文具店里买过东西？”见瑞平有一点愕然，蓓蓓便更好看地笑。“你从桥上走过来的时候，我坐船正好从桥洞里面穿过去。我就对小娘舅说，我就在镇上走走吧。小娘舅就让我在这里上了岸。我就跟着你走。”
“坐下吧，这雨一时总不会停。”这一家摆在客堂中无非是一些沾上泥巴的农具和桌子板凳。瑞平于是和蓓蓓一起坐在一张方桌子边上。蓓蓓两只眼睛看着瑞平，使瑞平有一种被玩弄在股掌之上的感觉。蓓蓓的语气是温和的，她说：“你怎么还像小学里一样分男女生？”
这时，他们听到了像野马奔腾一样的声音，由远及近，接着，听到了门口很响的雨声，屋顶没有做泥幔，雨击在瓦片上听起来如同密集的鼓点一样。他们能从开着的门中见到瓢泼的雨击打着地面生出一片茫茫的烟尘。苏州河上已经没有了船只，只见暴雨将数丛芦竹打得乱点头。水面上长出无数密密麻麻的芒刺，像一片白色的地毯。又是闪电，又是雷声。屋里根本不能听见对方说话，瑞平似乎有了一点解脱。蓓蓓掩起了门。屋里的分贝下降了一点。她又说：“你怎么不说话？”
瑞平无路可逃，眼睛很木然地看着陈旧的石灰墙，那里有一只很大的蜘蛛，正在爬着，顺着墙有一股小小的水流，将蜘蛛的全身泡湿了。
“很困难吗？和我说上几句话？”蓓蓓冷笑着说。“弄堂里谁都知道我是一个逃兵，是一个受不了艰苦从新疆逃回来的人。大家都说这是陈瑞平说的。”汪蓓蓓愤愤不平地说。“当年，我到新疆去。你们都说我是假积极。是为了骗一个团徽。现在我回来了，又说我是《年轻的一代》中的林育生。”
瑞平不说话，当年，他就认为一个人在学习雷锋的时候还是一个落后份子，在贯彻阶级路线的时候，突然就成了积极份子，似乎不可信。所以现在蓓蓓从新疆回来从逻辑上说也是很正常的。他看看蓓蓓，就这样说：“如果是我，我一旦去了新疆，就不会回来了。”
“你啊，我还懒得为你生气呢。瑞平，当年你也报名去新疆的，如果批准你去了，说不定你也要会来的。你不要总想着你是对的。你也有错的时候。就像是在做物理，你也有九十九分的时候。你就是不会从对方的角度想一想。”蓓蓓的两眼满是泪水，她用手帕擦着，总也擦不干。
瑞平见到屋子的西北角上有一个地方漏了，雨水正滴答落下来，他就走上前去，将一只木桶放在下面，然后看着屋顶。
“或许你没有想到。当年我一开始就不是因为自己会英语会跳舞成绩好而骄傲自满。几乎是一种本能，是乡下孩子的本能。我只能比别人强一点，人家才看得起我，不会叫我乡下人。瑞平我一直记着的，你从来没有叫过我乡下人。”蓓蓓冷冷的语调变软了些。
“我当时也是有私心的。我是不愿意再在这样的家庭中生活下去了。好婆每天都说要到香港去。我又不愿意，妈妈在香港早就生了一个小弟弟。我很盼望有一种独立的生活。当然也是有一腔热血的，当时，谁没有热血呢？你不是也有吗？可惜，新疆和我没有缘分。初下去时会感到苦，总感到这不是我长住的地方，晚上虽然想我还是在这里扎根吧，但是一做梦就回到了上海。我感到我的身子来到了新疆，而灵魂还在飘飘荡荡，没有着落。当然，我在干活中是不会怜惜自己的体力的。凡是别人能做到的，我一定也做到，咬着牙也要做到。那天我关节炎发作，我就跪在地里采棉花。过了一个冬天，就不感到苦了，已经苦得麻木了。”
“你当年写来的信是在全校广播的啊。”陈瑞平想起了当时校长慷慨激昂的语调，和每一个教室中的掌声。
“正是。这些信与其说是写我的真实思想，还不如说是在写我要想做的人，我是用写这样的信来鼓励自己，在新疆继续干下去。”
雨脚渐渐稀下来了。蓓蓓就把门打开，女生总是很细心的，被误解是很可怕的。
“文革一来，我就几乎不能熬下去了。因为是有海外关系，人们对我的疑惑一点点说出来了，都说我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几乎没有一种逻辑可以证明我是自愿革命的。我没有办法对那些连城市也不知道的人说我们如何划清界线。他们在那边，很奇怪我们到这里来干什么。我实在不能让他们明白我们也是革命的。有人最后向上级汇报，说我是特务，是专门被派到边疆，准备和苏修接头的。后来我想，如果我是他们，也会这样想的。虽然领导不信，但是因为有人这样在说，传言就慢慢滋生了。”
这话说得瑞平害怕起来，他因为说蓓蓓是逃兵而感到惭愧。“他们没有将你关起来吗？”
“没有。他们只是怀疑。怀疑就够了。我想来想去，那些都是忠厚而又淳朴的人，他们肯定仇恨敌人。他们要弄明白上海正在学校中贯彻阶级路线，还要很多的时间。后来，我生了病。新疆阿克苏的气候是我不能适应的。我先是感到喉咙很干燥，扁桃腺老是发炎，我曾经到卫生室领了很多的消治龙，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后来发展到了鼻子。我的鼻子毛细血管对干燥的气候过敏，经常流血，一下地干活就不行，刚刚将镢头举起，鼻子就出血了。有很多的人流过鼻血，只是最多不过一两个星期就好了，只有我，一年了，老是好不了。我的军衣胸口那一片经常血迹斑斑。要用一块手帕围在那里。后来，我简直不能干活了，就是坐在晒场上拣棉花，鼻血还是在你一点没有注意的时候淌了下来。这时我想，我还是先回上海再说。请假回来一看，你爸爸已经这样死了，我也是心里很慌的。有一点走投无路的感觉。最后只剩下到香港一条路。”
蓓蓓光滑的额头上出现了几条浅浅的皱纹。瑞平被彻底软化了。他的眼睛中眼白少了许多，眼神柔和起来。
“瑞平，你也很不容易，陈家伯伯本来没有什么事情，现在已经……”
陈瑞平摇了摇手，他不愿意想自己家中的这些事情。“蓓蓓，我们不再说这些好吗？到了乡下，做生活最吃力的时候，我总是对自己说，在这里，不讲出身，只讲力气。总没有心上的负担。”
“我也不想说，不过除了你和小妹没有人会听我说。当我离开新疆的时候，我们以前68中的同学谁也不赞同，他们认为我是经不起考验。和你一样，认为我是一个逃兵。谢谢你能听完这些。这样讲一讲，心里就好多了。”蓓蓓仿佛轻松了许多。“其实，我等了你好几天，就是想找你，将这些话讲给你听，其他人我谁也不能讲。我们到底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我是很后悔当年出了这样一场风头的。如果不是这样，我不会像今天一样狼狈。我或许在一所非重点中学读书。文革的事情我也是能经受的。至多不能当红卫兵，就像你一样。”
瑞平软下来了：“如果不是你，可能是我到新疆去的。”
“小妹还好吗？”
“你不如去看一看，又不远。”
蓓蓓就瞪了瑞平一眼。
“小妹满好的。赤着脚在拔秧，她的小腿上有很多的蚂蟥，自己一点都不知道。他每天起得最早，晚上睡得最晚，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和群众打成一片，她为贫下中农房东到井里打水，自己挑了，倒到人家水缸里。还把那个瞎眼老太的家里大扫除了一番。”
雨渐渐小了，蓓蓓虽然有点近视，却比瑞平早看见一只水泥船袅袅地从东边的苏州河荡来，摇橹的正是小娘舅。他们就走出门去。刚刚下过雨。泥路上就有很多的小水塘，门口就是一片。瑞平脱下了篮球鞋，一只手捏着纸和鞋，另一只手就伸向了蓓蓓。蓓蓓就有点害羞地把软软的小手交给了瑞平。蓓蓓穿了一双塑料底的布鞋，很小心地踮着脚，像跳舞一样，绕过了小水塘，不时还夸张地尖叫一两声。然后这两只手就没有松开过，一直到两人上了小娘舅的船。
后来回想起来，他是第一次很自然地握着女生的手。
正好是顺路，从曲曲弯弯的水路走，到瑞平劳动的杜家村前先要到许家村。船在青草味和水腥气中航行，不时穿过稻田，就有一团一团的麦香味飘过来。太阳还很高，不过是三点半的模样。在船到许家的时候，蓓蓓的小娘舅就靠上了河埠头，让瑞平先到家里去坐坐。而他立刻就摇橹赶到晒麦场去了。
这里也下了暴雨，河边的泥路上也全是水潭。好在这里没有下乡的学生，蓓蓓就又将自己的手交给了瑞平，瑞平就这样牵着她的手走跳上了石板踏级，进了蓓蓓外婆的小店。说是小店，其实很显然只是土路边上的一间屋子。和所有的小店一样，矮矮的屋顶上面盖着青瓦，门楣上有着林彪手书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红色的纸已经被太阳晒得很淡了。小店里面是黑黑的，从外面走进去的瑞平，一会儿才适应了里面的光线。立刻一股霉味和酱油的咸涩味就直冲鼻子。他的头差点碰上了灯泡，梁上下来的一根电线赤裸裸地吊着它，电线上爬着一串黑色的苍蝇。外婆，一个非常矮小的农村妇女，坐在小店的正中。外婆穿着一条白色的长到膝盖很宽大的短裤，她的上身光背，夏天许家村的老年妇女上身不穿衣服，皮肤粗糙，一片健康的黑色。上海女人和男人一样做田里的生活，一样吃苦挣工分。一个女人在农村嫁了人，他的胸脯就不再金贵，老年女人的乳房像两个倒空了麦种的麻袋，扁扁地垂在胸前，一样黝黑。整个前胸只有乳房的下面太阳晒不到的地方还有两个白色的倒月牙。瑞平依然不习惯看女人的胸口，就转过头去。蓓蓓笑着说不要紧，便告诉外婆，他就是陈瑞平。
外婆就笑了起来，她似乎很早就知道瑞平是谁。她笑的时候露出了口中焦黄稀疏的牙，叫他们坐。外婆将近七十，耳朵有点聋了。走路还很快捷。便张罗起来。当外婆转过她厚实的背的时候。瑞平这才四下看看。屋里四个柜台有两个是空的。柜台玻璃旧得泛白。房间里只有一个小小的满是灰尘的灯泡悬在空中。土烧、黄酒，酱油，都在一个角落里。火炙糕，云片糕，都装在大玻璃瓶子里，看发黄的包装纸，会相信这些糕点都像石头一样坚不可摧。瓶子里深咖啡色的乌龟糖总是一分一粒的。柜台里的搪瓷杯子、手套、白蜡烛，好象都很久没有买主了，蒙上了一层灰。墙被岁月熏黑，有很多的斑迹，好象是一个陈旧的画框，包容着这黯淡的一切。
井水中泡过的绿豆汤和橘黄色的西瓜，用生气勃勃的鲜艳增加了房间中的亮色。曾经泥雕木塑一样陈旧的外婆，穿上了一件白色的短袖衫，立刻就成了一个慈祥的概念性的形象。
“外婆外婆，你变戏法。”
“好好”，外婆就回到自己的家中，拿来了一个很旧的白色小布包，从里面拿出来八个康熙通宝。康熙年代的钱币本来是很普通的，但是当外婆将这八个小钱放在白布上的时候，却是一片金光耀眼。“这是罗汉钱。”外婆说。外婆小时候在私塾读过两年书，他将铜钱拿到蓓蓓和瑞平的眼睛面前，说：“一般的钱，康熙的熙，左边多了一竖。只有罗汉钱，才是没有这一竖的。你看这钱亮得很，像是金子做的。其实本来里面就是有金子的。康熙皇帝是将镀了金子的罗汉像，用来做了钱币。这钱币算命就特别准。”
“外婆，你都说了九十九遍了，快变戏法。”
“瑞平还不知道。”外婆说，“我是说给瑞平听的。”
“瑞平，你猜中一个钱币，不要告诉外婆。”蓓蓓说。
瑞平就很仔细地看上下各四枚的罗汉钱，他认准了上排左面第一个，这个钱上面有一点流铜。外婆的手很灵巧地将钱币变成了一叠，又排了出来。这会，那个钱在下面了。最后，外婆再将钱排了一次。瑞平认准了，钱又在上面了。
当瑞平刚刚说出“上面”的时候，外婆毫不犹豫拿起了上面最右的一个。
“对不对？对不对？”蓓蓓追着问瑞平。瑞平说对，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怀疑外婆看出了他的视线。
“外婆教他，教他。”
“四旧的东西，封建的，不好教的。”
“外婆你是贫农，贫农没有四旧的。”
外婆于是说，其实，这很简单，只要将排在上面的时候记上一个长横“－”，排在下面的时候记上两个短横“――”，最后八个钱就全部在它的位置上了。刚才的那个，就是一个“－”、“――”、“－”，应该在这里。我们农民记不住，就将这些加上几个竖条，变成了八个字：“平、求、王、元、斗、非、半、米。”只要记着古人是从右面写到左面的，一点都不难。
瑞平算了一次，没有算对。外婆大笑。蓓蓓越发笑得前仰后合了。
外婆最后是用三枚罗汉钱为瑞平算了一个命。外婆先说好了：“我不是算命，我是在讲故事。听故事的人，自己会晓得怎样去做。”瑞平将罗汉钱往上抛了三次，记录下了正面反面。外婆等他抛完了，用一支秃了头的铅笔写下来，一看，想了一想，就说了：“当心一点，我要讲的是男男女女之间的事情。要不要讲？”
瑞平说不要讲了。蓓蓓说自己家里，讲一讲没有关系的。
“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男小人和一个女小人之间的事情。男的一开始对女的有意思，用手指头碰了碰女的脚，女子没有发怒，男的胆子就大了起来，就碰了碰女的小腿。女的也是有意思，就没有发声音。男的就扭了人家一下……”
瑞平说：“女的不要打他吗？”
“没有，”外婆说，“女的反而转过身子了，和他说很多的话，和他香面孔了。”
瑞平不知道这个命算得怎样。当时的重点中学里，男生不仅不会对女生说里面的爱情情节，连男生之间也不会说。在瑞平的心目中，一旦女生知道男生“动坏脑筋”一定恼羞成怒，这和外婆说的完全不一样。他的脸也就变得红红的。看看蓓蓓，蓓蓓的脸也是红红的。瑞平就感到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他忽然想到男生在想的事情，女生或许也在想。这样的猜想后来一直萦回在他的脑海之中。
外婆又说：“这不一定说的是男女之间，还可以比方别的事情。比如男人和男人之间的事情，你和别的什么之间的事情。你自己去想。”
那时的瑞平，是无论何时都想不通的，后来他读了周易，才知道外婆当时神秘的暗示其实就是从易经来的。外婆教给他的是悠远的东方智慧。外婆的八个罗汉钱就是八卦。平、求、王、元、斗、非、半、米，就是里、艮、乾、巽、震、坤、兑、坎。外婆为他算的命，是六十四卦中的第三十一卦“咸”，关于这个卦，学术上颇多争论。瑞平只相信外婆的。只有外婆才能将最深奥的学问用乡下话说出来。
小娘舅很远就喊：“肚皮饿煞了，吃饭了！”一只船已经停在了河埠头，里屋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饭老早盛好了。红烧冬瓜,咸菜豆板汤。”这是蓓蓓的外公。这就闻到了乡下麦草烧出的香味。从侧门看过去，桌子上是大号的碗，是满到起了尖的菜，还有满到起了尖的饭，像丘陵一样放在桌子上。乡下人的吃饭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饭量表明他们的健康和没有心事。城里人是永远没有这样的饭量的。蓓蓓的外公用一把破的芭蕉扇在饭菜的上面舞动着赶苍蝇。
瑞平就说要走了。外婆摸着他的粗短的头发，说：“很多的事情现在看来是做不到的，不要灰心，或许以后也能做到呢？不过，成份倒是不要太看重，小娘舅贫农出身，高中毕业不是还在种地？”
瑞平劳动结束回家的那天，因为疲劳的积累，下午４点钟就往床上倒下睡得不省人事，半夜一二点钟被一种令人恐惧的声音惊醒了。
声嘶力竭的喊叫在继续：
“剽窃别人的科学成果，当上头头。明明是一个坏分子，阶级敌人！”
“苏联来的全是外国特务，那么你们就是中国特务，就是汉奸！”
“你们是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毛主席早就知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报销！”
“你搞腐化，全世界都知道，革命人民早就一眼看穿了你的阴谋诡计。你们是在第三实验室里，晚上七点多钟，在一张旧的皮沙发上，看见的人多了，不要抵赖，不要抵赖，欲盖弥彰，铁证如山。男的女的全部没有穿衣服，当然连裤子也没有穿。无产阶级司令部已经批准！光屁股，拉出去枪毙！”
然后，一种很惨然的歌声就从对面的亭子间的窗口传出来了。瑞平的后背生出一股冷风，手臂上平添上了很多的鸡皮小疙瘩。不知道他在唱什么歌，曲调有一点熟悉，用俄文唱的。嗓音嘶哑，唱得跌跌撞撞，有很多的休止符。
妈妈就站在了瑞平小间的门口。妈妈两只手臂交叉在胸口，只说出一个名字：“余子建。”
“他怎么变疯了？”
“他每天晚上一二点钟，一定要疯一次的。”
妈妈用眼睛示意了一下，床边的小桌上，有一个荷包蛋，一小碟酱菜，还有两个馒头，这是瑞平的晚餐。
瑞平从床上跳起来，附身看着对过亭子间。弄堂里很安静。疯子在这个年代，远远没有什么观赏价值。加上每天此刻，相同的呼叫令人生厌。台灯光线之中的余子建，穿着一条短裤，上身裸露，双手紧握着拳头，白皙的皮肤，肌肉块块绽出。写字台的玻璃板下面，压着一个红袖章。
他疯了吗？他疯了吗？连他这样的人也会疯吗？
多少年来，对过亭子间的灯光一直是他的灯塔。
还是瑞平读小学的时候，有一天，妈妈把他叫醒，为的是让睡眼惺忪的他听一听一种嘶哑着朗读俄语的声音，看一看对面亭子间的灯光。在大同坊，余子建大大的有名，比他的校长父亲还有名。在他出国留学的日子里，他的事迹一直在弄堂里流传。这是因为在读高中的时候，他经常在早上４点起来读俄语。也就是说，他要比倒马桶的更早。因为父亲是68中的校长，需要“避嫌”。所以他用最优秀的考分到南区的重点卢湾中学读书。他的功课几乎全在95分以上，特别是数学物理，除了100分不可能还有其它的分数。因此俄语的92分就显得有点寒伧。他每天早起，读完俄语，吃完泡饭，才上学去，一路上还在背诵单词。到校之后，他一面打扫教室，一面将一本俄语书拿在手中。在进行那些只需要使用小脑的劳动时，他有效地运用了大脑的记忆部分。他的成绩从92分升到97分没有超过一个月，但是，余子建是要100分的人，他用了三个月，终于在俄语上勇冠全校，而且永不动摇。
如他父亲的愿，他在中学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高二通过政审，考上了留苏名额。最后到了列宁格勒附近一所航空工业学院。在多雪的北方，他依然是所有学生中成绩第一名，不管是苏联人还是任何别的国家留学生。
大同坊虽然没有名人榜，但是有口碑。显然所有的家长全部将余子建的名字放在第一行第一个的。余子建的朗读，其实惊醒了这一条小弄堂人们的灵魂。
陈瑞平在遇到学习困难的时候，只要看一看窗口的灯光，就获得了力量。在打球回家万分困倦的时候，陈瑞平经常会想，如果对面的哥哥在，一定会喝一口姜茶，把自己辣醒，然后认真复习、作业、预习。
即使余子建在苏联留学的时候，他也觉得黑着灯的亭子间是一种强烈的激励。
难道是他，变疯了？
“什麽事情都可能发生。”妈妈说，“飞在天上的是凤凰，落到地上的就是鸡。”
余子建毕业后来到了西北。进入研究领域，他无私地将从苏联带来的资料让大家共享。不料某些人却认为可资利用。便将那些资料藏了起来，余子建反而要向他们借资料。那里的所有人成分全是最好的，因此，到过苏修那里反倒成为一个必须讲清楚的事情。再加上西北单位进行例行常规外调的时候，来到68中，见到了“反到底”，知道了余国祯正在接受批斗。余子建就没有参加研究核心小组，他没有能参加战斗机的主体设计。而是设计尾翼上的B配件。余子建很委屈，他经常会有很多的话要说，可惜他没有地方能说去，他没有朋友。于是他就一个人自言自语。他白天自制着，对人很客气，一片温和。晚上，不免要将一肚子的委屈全部说出来。夏天，他对着荒山下的一条小溪说，冬天，他就对着满山的白雪说。那里荒无人烟，他完全可以像淮海路上的舞台那样进行演讲，他做什么手势都行，他用多大的声音都行。他以为总有千军万马在听他的讲演。每天晚上一二点钟，他就一定要起床，一定要走向旷野。
有一天，一个半夜起来小便的人发现了这个秘密。于是就报告了组织。第二天晚上，组织的７个头头全部埋伏在宿舍门口，见到余子建的屋子息了灯，就尾随着他一路出了大门。等到他面对刚刚化冻的灰黄色山野，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连绵不断地嘶叫时，所有人面面相觑，发着寒战，他们的隐私就这样一件一件被他叫出来了。虽然荒山本身没有生命，不过山回应了这野狼一样的呼啸。这种回声全部被正在窃听的人心中敏感的天线接收了。
“他不正常。”
“他犯病了。”
余子建就被护送回到了上海。他们说让他在家专心设计B配件。设计完了就再回西北。而他们临走的时候，就和上海的精神病医院全部联系好了。躺在床上，身体不行而脑袋健康的校长，和神经兮兮的身体健康的工程师，就这样互相痛苦地住在同一个空间之中。
瑞平一面吃着荷包蛋，一面很悲哀地吸着鼻子。他突然听到了一种格格开裂的声音，感到他身体里的一种东西正在崩溃和毁灭之中。他想着他的儿时偶像少年时代在对面亭子间里是怎样勤奋地将俄语一百分夺到手的，就对妈妈说，他很可怜。
妈妈说，他哪里可怜？他其实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校长更可怜，在南京的校长太太更可怜。
第二天上午，瑞平在小弄堂里见到了余子建。他知道自己脸上的表情会有一点古怪。不过余子建一点没有异样。余子建还能记得瑞平小时候的模样，说瑞平的物理成绩很好。
瑞平就说是。小时候还听你很早就读俄语，那样的用功。
余子建说那是很普通的事情，神态似乎还有一点腼腆。余子建穿着一件很新的衬衣，一条军裤也很干净。他从长乐路回来，用一根稻草扎着两根油条。他很和气地和瑞平点点头，就上楼去了。
反倒是瑞平在弄堂中一个人发了很久的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