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木克没有瞎说。清晨，全校刷遍了大标语。任何一个走进学校的人全都感到突然遭遇了一场地震。校长余国祯的大名和“叛徒”、“走资派”联系在一起，全部都画上了红色的XX。蔡小妹的红卫兵团办公室门口被封上了，一条标语赫然在目：“砸烂老保红卫兵！”小木克做事只怕人家不知道，全部署名“反到底”。小木克亲自爬上楼顶，装上四个高音喇叭，68中的广播从此面对整条淮海路，大楼史无前例的喧嚣。68中“反到底”一举成名。

这一天上午，校长刚刚走进校门，立刻被一群“反到底”的低年级学生带上了高帽子，揪到了礼堂。校长一直在挣扎，校长是第一次被斗，这么多年的威信还在。所以，当校长双手一挣扎，那些使劲按着校长头的初中生不免有一点被他的余威震摄。校长大喝一声，自己站到了台前。校长很严肃，他的眼神扫着会场，一时没有说话。

小木克已经坐在了主席台上，于是他喊起了口号：“打倒大叛徒余国祯！”全校的大喇叭全都响起了回声，“打倒……打倒……打倒……”

校长暴怒。他一下就把那顶高帽子扔掉了，举起手臂高喊：“毛主席万岁！”

这一声口号没有人不会响应，于是所有人全部挥起了手臂。校园中又回响着“万岁……万岁……万岁……”应声而来的人群涌进了礼堂。校长站在那里，一向有一点凹陷的胸脯挺得很高，他伸出左手指点着坐在台下的学生：“我是谁并不要紧，但是，你们知道什么是国民党反动派吗？你们知道什么是蒋介石匪徒吗？你们都不知道。我知道。”他一个一个扣子解开自己的上衣，指点着胸口两条紫红色的伤疤，“这是什么？这就是在监狱里，敌人用烧红的烙铁烫的。”他卷起自己的长裤，指着肿得发亮的膝盖，又说：“同学们，过去，我不会让你们看这些的。一个人为革命做了些什么没有必要到处宣扬。今天，我要让你们看一看，这是什么？这是敌人老虎凳放上第四块砖的时候，我的膝盖留下的残疾。叛徒？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叛徒吗？”

“反到底”的一个高中学生走上舞台，他一把抢过话筒：“你们不要相信他的一派胡言。余国祯是一个大叛徒。我在这里有一个证明。1948年7月，共产党南区区委在上海遭到了破坏，几乎所有的同志全部被国民党抓进监狱，其中也有你。在你的党支部里，已经有三个英雄的战士被敌人在宋公园杀害。而你，作为支部书记却能安然熬到解放，你的组织里的所有忠贞的党员都牺牲了。活着的只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是你，另一个是谁，你完全明白，他是叛徒。他是在解放初期就被镇压了的叛徒。所以，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你也是叛徒！”

校长突然有一阵颤抖，这刹那的软弱就被利用了。初中生们一拥而上，又将校长围住了。一把剪子就在校长的头顶上挥舞，校长花白的头发纷纷飘落下来。校长再次发怒，他突然又是一阵挣扎，挥手将剪子打得老远，他的右手被锋利的剪刀刃口割开，沾满了鲜血。他是一个孱弱的知识分子，此刻愤怒将他变得如同一头猛狮。鲜血飘洒在他的白色的衬衣上，血迹斑斑。

“你们竟然这样对待一个老革命，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你们知道什么！你们知道什么！？我对你们说，敌人要我讲出党的秘密，我没有讲。敌人要我坐一辈子的牢，我没有屈服。弄到最后，敌人连我的真实身份都不知道。在敌人的心脏里斗争，我们早已将一切置之度外。我能活下来，只是一种偶然。在监狱里，每当半夜，特务来到监房喊名字的时候，我随时都准备高唱国际歌，走上刑场。”他的嗓门立刻嘶哑了。

一个很冷静的声音从后面发出来：“可是你没有死，你就说说你为什么最后和叛徒一起活了下来。”这是小木克。

随着，扩音器中又是一声口号：“打倒大叛徒余国祯！余国祯死不悔改就叫他灭亡！”

“我没有必要回答你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组织知道。”

“你是不敢回答吧？”

这时，小妹领着一群红卫兵冲进了礼堂。小妹刚才一直在等待她的红卫兵战友，这时，她集聚了一百多名红卫兵，冲进了会场，她的手一扬，花花绿绿的传单就在礼堂中间飘落了，就在人们伸手接着传单的时候，他们冲上舞台，将校长劫了下来。

校长反而挣扎起来了，他似乎并不愿意红卫兵为自己辩白，他要自己来说：“你们是在做什么？我难道不能用事实辩过他们吗？”他几乎是训斥着他在这两年中谆谆教诲过的工人子弟。但是，他身上的鲜血点起了这些这些学生的愤怒，也点燃了他们的责任感。他们含着热泪，护卫着他，走出了礼堂。

因为批斗对象已经消失，会场中的人一哄而散。小妹还在主席台上，她面对着小木克，怒目圆睁，说：“你们实在不讲道理，在批判会上乱抛保密材料是违反组织原则的。没有区委的批准，谁也不能将历史资料公开！”

小木克笑了笑。对小妹说：“今天你是受蒙蔽的。当然，他披着革命者的外衣已经多少年了。我告诉你，我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党组织是那个叛徒告密被破坏的，而这个叛徒在街头遇到了余国祯，叛徒就对余说，我已经出事了，后面有人跟着。余国祯就逃走了。不过他跑不过特务，最后还是被抓住了。”

“你怎么知道的？”

“我当然知道。这些全是余国祯自己说的，是在他解放后对区委的报告上写的。我刚才没有说这些话，你不能说我乱抛材料。”

“敌人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他浑身是伤。”

“那个叛徒开始也死不承认，后来上了老虎凳，被人用手枪指着脑袋才叛变的。那人既然成为叛徒，他怎么会对余国祯这样好？公安局在解放之后问叛徒，你为什么要保护余国祯，叛徒说，余国祯是他的朋友。一个叛徒，一个能够出卖三个共产党员的叛徒，为什么不再出卖第四个呢？”

小妹非常愤怒，说：“你们原来没有什么证据。你们不知道政策吗？你们为什么不批判68中的十七年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呢？”

小木克嘿嘿一笑：“我们当然会考虑的。不过，你们不是一直在不痛不痒地批判吗？如果我们加入，你一定要审查我们的成分。我们只能在你的指挥下，校长的指挥下批判，抄抄大字报而已。不是吗？”

小木克不是那种做事一定做绝的人，一个指挥者一定不能在任何时候张皇失措。在“反到底”占据的小楼中，又有了一场策划。当天的下午，大字报全部贴满了学校。和上午完全不同，揭发的是校长推行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不过，显然小木克经过了反复的权衡，批判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余国祯贯彻反动的血统论，破坏文化大革命”。他明白，说校长是叛徒完全是一种震动，说校长贯彻血统论，一定能换取更多的学生的同情。

小妹的红卫兵团一时失去了辩论的准星，因为他们全部是纯而又纯的红五类。而在这个地区，在卢湾区的“上只角”，真正的红五类是不多的。68中只有在初一和高一贯彻了阶级路线，那样纯粹的工人革干出身的在班上也不过百分之四十。因此，他们不免孤立。就在当天的下午到半夜，对“老保红卫兵”不满的学生，一下子“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了二十八个战斗兵团。尽管有的兵团只有十多人，不过充满力度的造反宣言就是一个人也能写。

这一天，余国祯校长很早就回了家。

他一个人过。他的儿子余子建是一个留苏学生，回国之后，已经到西北军工基地报到。他的妻子是南京市一个区的区委副书记。上级本来要为他重新分配一套公寓，他婉谢了，于是他就依然住在石库门里面。他等到人群散尽，将脸上的血迹洗干净。他将站在他的办公室门口警卫的红卫兵全部劝走，没有吃午饭就悄悄离开了。

他躺在床上。他一直感到自己是清白的。他在狱中的表现无可指责。不过他的清白表现并没有让所有的人想通。世界上太清白的人只有在书上才有。特务没有想通，自己人也没有想通。特务其实没有必要对他用刑，用刑只是为了鉴别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中学教师。如果一用刑余国祯就哭喊讨饶，他们一定会放了他。但是余国祯一直到腿断了昏死过去都没有多说一句话，他们就很怀疑了，这样的坚强只有共产党中最顽强的人才有。后来，他们将一纸悔过书放在余国祯的面前，只要他签一个字就可以出去。余国祯说：“没有的事，怎么能签？”卑猥的小人物是不惧怕生活上有污迹的，他们看这口气更像是共产党了。

余国祯前后在监狱中待了九个月，后来，当解放军已经开进了上海，牢狱的大门突然洞开，难友才把他抬了出来。他出狱之后，叛徒证明，余国祯没有叛变没有自首。罪大恶极的叛徒立马就枪决了。余国祯伤愈之后重新工作。一切似乎成为过去，监狱中的一段，成为忠贞不屈的壮歌载入历史。

不过，依然有那个疑点，这些个疑点确实连叛徒和特务都不能解释，案卷中过于简略没有说明。更重要的是，最后审讯余国祯的特务漏网了。

余国祯自己更不能解释，自己人的不相信是需要等待的。

第二天的黎明时分，比倒马桶的车来得更早，大同坊就有了很大的响动。一群学生带着“反到底”红卫兵的袖章，冲进了弄堂。几乎是袭击一样，一会儿就将后弄堂最后一条全部堵住了。很响的拍门声，很响的说话声，很响的口号声，最后一条弄堂的人全部被惊醒了。

妈妈从前房过来，问瑞平：“啥人？”

瑞平躺在床上就说：“68中的。小木克。”

“做啥？”

“小木克要革命。”

“他那个出身还要造反？”

“现在正是那种成分革命的时候。”

妈妈突然将伸出窗外的头回过来，狠狠地对瑞平说：“你不许去，到什么时候你都不许去。革命总有结束的一天，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工人阶级还是工人阶级。校长还是校长。你还是你。”

这时数十个手电筒的光一起射向对门，校长从后门口被押出来了。校长没有进行革命的演说，他担心说些什么被人家的反驳会弄出更多的材料。他知道，在他地下工作的年月，石库门的居民或许会因为同情革命暗中帮他一把。而在今天，一个人只要被称为叛徒，石库门的人绝不可能相信他。他保持沉默和孤独。

校长的坚强实际上只有两天。第三天，当区委书记从医院中被本区造反派揪出来的时候，校长就彻底泄了气。他在国民党的监狱中九个月，严刑拷打坚不吐实，在“反到底”的手中只有坚持了三天。他的崩溃是因为他面前的不是敌人，而对方将他看作是敌人。谁都知道校长是区委书记“线”上的人，于是余国祯在学校中很是“被动地”忙乱了一场。他已经有了一种新的“头衔”，“区委书记在68中的黑走狗”。到处是批判会，因为有二十八个兵团，校长又在小木克的“反到底”手中，小木克便很机灵地将校长“安排”给每一个兵团。因为有的兵团只有十多个人，小木克就安排三数个兵团联合进行斗争。在一周时间里校长被批判了十七次。因为小木克掌握了校长，实际上也就掌握了运动的大方向。

瑞平到底没有躲过小木克的劝，几乎全校都起来造反了。他也就成为“反到底”的一员，分到了一只红袖章。不过他心里还有一点忐忑，他感到自己的袖章还有一点“野鸡”。这样的组织在校内没有登记，在社会上没有人承认。不如小妹袖章上的图章，是卢湾区总部盖的。毕竟是有了一只袖章，于是他穿上了瑞知的军装。背上了瑞知那只军用小包当作书包。在马路上走，俨然作红卫兵状。

小木克成为学校中的中流砥柱，他的那双有一点水泡眼的眼睛永远是肿着的，本来眼白很多的，现在眼白上面爬满了红丝。他不再打球，很晚了都在自己的司令部中工作。“反到底”已经成立了一个联合兵团，二十八个组织中有十五个参加了反到底。很像今天的企业兼并，司令小木克已经有二百骨干人马。

瑞平一开始就没有去当“宣传部长”，他甘愿做一些刻蜡纸、拍照这样的事务性工作。

瑞平将蔡斯照相机拿到了学校。有空就拍一些照片，校长被批斗的照片他拍了好几种。以后他看到报纸上也有照片登载，那时的照片时行用摆拍的手段，就是将人组织起来，将批判会弄成一个活报剧的造型，所有的人呼口号此起彼落，表情生动，卡嚓拍上一张。瑞平就感到自己也可以拍摄一张试试。瑞平有一天就叫“反到底”的十来个初中生拍了一张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照片，连带红卫兵游行和小分队演出的照片送到了报社去。一个多星期过去，照片没有刊登，忽然收到报社寄来的一封信。瑞平就到了外滩的那家报社，一个中年记者说，瑞平的照片拍得很好，能不能说一说拍摄的经过，瑞平说了。人家就又问了一些情况，包括家里的情况。瑞平很老实，将自己家中生父养父子丑寅卯全部说了个明白，足足说了十五分钟。那个记者笑了一笑，就从抽斗中拿出了一块锌版，像是一张扑克牌一样大，硬板纸厚薄，沉甸甸的。锌版上面有一些模糊的黑色，仿佛是有一些人影。他又递上一张新闻纸，粗看黄黄的纸上只有粗粗细细的密密麻麻的黑点，拿远了看，这些黑点组成了许多人组成的一个群像，正是瑞平拍的批判照片。中年记者把两样东西收到了一个信封中，说，“就留给你作纪念吧，我们以后会和你联系的。”

瑞平像宝贝一样将锌版拿到了家里。妈妈很惊讶瑞平会拿这样的东西回家，听瑞平将话说完，妈妈就说，你还是扔掉吧。这锌版原理和标牌是一样的，全部是烂版机里出来的。我们吃的就是这碗饭。妈妈又说：“他们本来是要登的，不登做版子做什么？人家一定是听说你是这样家庭出来的，生怕把你的照片登上了报纸他犯错误，才把锌版还了你。你这个寿头，随便说一个出身不就好了？登出来最要紧。”

妈妈对锌版不屑一顾，铛的一下就扔在了桌子上。

小木克已经将蔡小妹打败了。她的部下已经有不少已经被小木克“策反”了。小木克是很精明的，他不愿自己的反到底成为所有出身不好学生的收容所，因此他在成了气候之后大量吸收工农子弟，而且让他们成为骨干。当“反到底”已经抽空了红卫兵团之后，他就不再在他们的门口贴上“老保红卫兵”了。小木克很忙碌，很紧张，他也不再说校长是叛徒。校园中也几乎没有这样的大字报。校园中的批判倒是不断深入。牛棚已经解散，没有每天早上的悲惨低沉的歌声。早请示晚汇报变成了全校的自觉行动。全校一清早就是齐声朗读毛主席语录的琅琅之声。

在学生们喊口号学习语录的时候，校长也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喊着口号学习语录。然后就很自觉地将自己的腰微微含着，以便有个准备，随时可以上台接受批判。校长依然不断在礼堂亮相。对于被斗，他已经非常的纯熟，实际上是因为惯性而变得油滑。和当年在敌人的监狱中不同，校长有了一些艺术，在接受批斗的时候，很自然地对自己进行一点表白。再加上小木克是不主张武斗的，他就再也没有吃什么苦头。每天他回到办公室，他临时被关押的地方，他会很自觉地翻开毛主席著作学习。有时还翻开《资本论》、《自然辩证法》之类，初中没有毕业的红卫兵看到这样像砖头的著作，便渐渐有了一些敬意。

有一天，校长突然起不来了。他在他的那个办公室里坐着写检查，写着写着下半身就成了泥塑木雕，膝盖弯曲，双脚麻木，双手不住地颤抖。卫生老师在赤脚医生学习班学过了针灸，就到办公室为校长扎了几针，校长的膝盖松了，就颤颤巍巍站了起来。可是他的老伤复发，实在不能走路了。像一根桩子一样，校长戳在办公室的当中。

“你是在装死啊！”初中生们突然警醒了起来。于是提了浆糊桶就要出门刷标语。

小木克来到校长的办公室看了看。又问了卫生老师。校长本来以为小木克要为难他。不料小木克非常爽快地说，可以将校长送回家去。校长开始有一点疑惑，后来看到一个“反到底”初中生推过来一辆黄鱼车，让校长坐在上面。另外两个人陪着，小木克亲自踏黄鱼车。黄鱼车经过淮海路。校长贪婪地看着久违了的商店，行人，标语，很新奇的样子。他突然感到，他的双腿在这个时候发病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他又看看小木克，小木克很和蔼地回头看着校长，对他笑了一笑。黄鱼车进了大同坊，又转弯进了小弄堂，在校长家后门停住。校长想往下跨，两条腿依然如同假的一样，指挥不动。

人群恰好在这个时候聚集过来了。这时出现了一个会被人长久记住的画面，在很多人视线的交集注视之下，小木克往前走上一步，背转身，弯下腰，周围的人一时反应不过来，就在边上呆看着。小木克就用手势示意着，让别人将校长往他的身上靠靠。边上的人在当天简直如同被绷紧的阶级斗争的弦一样，紧张而又笔直地站着，没有动作。小木克于是往后退了半步，用自己的背脊将校长的腹部紧紧贴着，双手后伸，搂住了校长两条指挥不动的双腿，把校长背起。在周围人惊讶的眼睛中走进了后门，手扶着扶梯把手，一步一步上了楼。全弄堂的人都看见了这一幕，很多人张开的嘴巴很久没有闭上。

有一天，小木克专程到校长的家中探望，让瑞平陪着。校长要从床上起来，小木克就说：“当心当心，你还是躺着的好。”瑞平看着小木克嘘寒问暖，校长唯唯诺诺，突然感到这两个人现在已经完全错位了，小木克越来越像一个领导了。

从校长家出来，小木克就进了瑞平的家门。

“你不再斗争校长了？这不是白斗吗？”

“世界上有白做的事情没有？没有。你我不是已经成为红卫兵了吗？我不是早就说过，我们要砸碎的是自己身上的锁链吗？瑞平，我们在球场上不是要将球扔进篮筐吗？我们就是将对手打个血流满头，还是没有得分。我们得分只是因为我们在正确投篮，而且投中了。”

校长静静地躺倒在床上，从此他和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无缘。沿着小木克的篮球思路，校长这回就像是被五次犯规罚了下来，不能再在场上运动了。学校中依然有大字报，没有人将批判他大字报的内容讲给他听，没有人来报告学校的动态。人们渐渐将他遗忘。

当文革的最初冲击已经过去，学校开始变得安静了。这是因为，很多的学生已经出门串连去了。校长被打倒了，就没有谁能阻止学生的革命行动。学校教导处的老师无数次地为学生敲上证明上的图章。证明起先还是铅印的，后来走的人太多，就变成了油印的。学校已经成为一个空巢，不久就又满了，那是外地的学生从遥远的地方走了进来，睡在了那些空空的教室里面。陈瑞平他们选择的是步行串连，这是那些成分不好的学生的选择。陈瑞平很幸运，因为和他一路的还有汤老师和蔡小妹。他们走的时间最长，一走就是两个月。他们一直走到了北京。当他们从长征回来的时候，“一月风暴”已经在上海卷过了。上海工总司已经成为上海最大的造反团体。他回家的时候，意外发现妈妈的手臂上缠着一个崭新的工总司的袖章。妈妈造反了。不管怎样，妈妈也算和爸爸划清了界线。爷叔是恒大厂的功臣。他派一个人和工总司接洽，派另一个人和赤卫队联系。就在最后的一刻，他决定参加工总司，于是全厂的工人无一例外全部带上了革命造反派的红袖章。而董品章同志就成了工厂红色的造反司令。

妈妈把瑞平堵在家门口，不许进房门，就在瑞平的手里塞上两角钱和一个装着干净衣服的书包，让瑞平立刻转身到浑堂洗澡。然后，妈妈喊了蓓蓓过来，将瑞平的衣服全部放在一个大脸盆里，用水煮着。热气蒸腾起来。妈妈一面骂虱子，一面在骂瑞平。蓓蓓从对过下了楼，来到90号的灶披间，蓓蓓恢复了她的美丽和伶俐。她看着瑞平，指着面盆里那些有虱子的衣服，一脸坏笑。瑞平忽然感到这个家又有了一点温馨。

“蓓蓓和好婆都要到香港去了。”妈妈说。“以前好婆申请了一年没有批准，现在两个人一道申请，三个月就批准了。”

“好婆先走，我晚走。”蓓蓓说，她很妩媚地看了瑞平一眼。瑞平当然对这样的眉眼没有什么感觉。因为，他是和汤老师蔡小妹一起长征，毕竟他们是在革命，而汪蓓蓓已经游离在革命的范畴之外了。

有一件事情很叫人意外，这是瑞平到学校之后才知道的。他们长征走了三千里，目前并不能构成新闻；因为校园里到处在流传着小木克在安亭的“壮举”。后来在校园里，瑞平看见小木克站在红卫兵团办公室的门口，手臂上戴着的袖章不是红卫兵的，而是工总司的。

“不容易啊，”小木克说，拍了拍瑞平的肩膀，“走了三千里。”

“不容易，成了安亭事件的英雄。”

小木克就哈哈笑了起来，说不过是碰巧而已。

整个安亭事件就是一种偶然，或者说是碰巧。当年这些工人因为种种原因在工厂里不得志或者被批斗，于是就联合起来想成立一个“革命组织”，也好拉大旗作虎皮。不料市委就是不承认。他们就威胁说他们要上北京告状。他们栏了一辆火车，火车到了安亭忽然就不开了。那些工人就在安亭阻断交通，逼着上海市委表态。在安亭，他们很快就陷入了困境。

他们渡过了生死攸关的两天，这才想起了肚子饿。

“我去弄点吃的。”一个学生这样说，他不知什么时候上了那列被引上了岔道的火车。

那个有一张白白的脸，俨然一个首领的人物说：“好啊。”

这个学生正是小木克，小木克一向很好奇，只要哪里有事，他一定会出现的。他偷偷到了安亭，“反到底”里谁都不知道。他的怀里正好还有串联余下的钱和十多斤粮票。

他摸到了一个工厂食堂。递上钱和粮票，那个胖胖的老师傅说：“你不要惹祸就好了。弄得不好吃官司！你小人走开。”他找到一家饮食店，那里的店员将头摇得像钟摆，一万个不答应。小木克第三次撞上了一个大饼油条摊头。他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谎说是步行串联的，好大一队人走得晚了，还没有吃饭。老师傅这才把炉子捅开，烘了一百多个大饼。

饥饿之中的首领和他那一伙狼吞虎咽啃着大饼。他握着小木克的手说：“谢谢，谢谢。”

小镇上传说，安亭已经全是便衣，公安局将来抓人。不管是谁，如果继续胡闹，将严惩不贷。小木克就悄悄离开了安亭，一路上非常担心便衣已经将他的照片拍了下来。

小木克本不确认他们一定会成事。不过他知道，他的爷爷遇到这样的情况，也会如此做的。正如当苏北苏南一片混沌的时候，爷爷在日本人的刺刀和枪口之下，奔走在江淮上海之间，想方设法接济过新四军。谁也没有想到，小镇上的这场闹剧，最后变成了一场正剧。小镇上狼狈不堪的故事最后被称为是一场革命。

红旗飘飘的文化广场，一个超大级别的“人民公社”成立了！口号纷飞，誓言铮铮。当背景已经改变，一个站在主席台上的人完全和一个蹲在铁轨边上的人不能同日而语。小木克便也相信，这个面孔白皙的人，确实领导了一场工人运动。小木克耐心地候在文化广场南门的出口，在心里说，如果等到他的大脑皮层淡忘了那些大饼，对于小木克来说，可能失去一个至关重要的机会。

他走出来了。他换上了一件旧的军装，他的脸依然白皙，加上连夜没有睡觉，他的眼睛中满是红丝。他确实记起了小木克，他疲惫的脸上有着笑容，他将手伸向小木克，并且对一边的很多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说：“我们不能忘记红卫兵小将对我们的支持，这位小将，就在最困难的时候，给我们送过大饼。那对我们是有很大的鼓舞的！”

“不仅是我一个人，是68中的反倒底兵团。”小木克这时非凡聪明，记住68中“反倒底”，要比记住穆亦可更容易。

他就这样获得了一个从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发出的红袖章。他也因此成为68中红卫兵团的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