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一夜都把眼睛睁着。爸爸躺下后鼾声大作，直到天亮大约五点的时候才起来，在一个痰盂罐中很响亮地小便。
这时候，一声有腔有调的喊叫，声震弄堂。
靠近淮海中路的前面三排弄堂里，全部有抽水马桶。后面数条小弄堂，就简陋得多了，家庭主妇要赶早起来倒马桶的。陈瑞平的爸爸刚刚住到这条弄堂时，第一个早晨就被暴风雨一样的声音吵醒了。于是这个乡下进城的小知识份子就有诗赞曰：
“城市无鸡鸣，
有车当弄候，
车夫一声唤，
户户帚声和。”
其中“帚声”是用毛竹批开做成的洗刷马桶的工具发出的声音，上海人领教毛蚶的厉害，整个城市传染肝炎陷入恐慌是在后来。当时带血的毛蚶是上海人桌上不要命的海鲜，消耗量很大。其明证就是当年的职业洗刷妇女无一例外在马桶里面装入很多坚硬发脆的毛蚶残骸，这样在洗刷木制马桶时声音铿锵。马桶是一个质量良好的音箱，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敲击或者摩擦，音阶音域各各不同，况且每个马桶中的水还有清浊深浅，毛蚶壳也多少有别，马桶木版质地有高下，马桶箍得有松紧，所以完全可以说每个马桶全都有个性。更加上洗刷马桶的女子也有个性，在倒马桶的男声领唱之下，东西三排支弄堂总共七八十只马桶一时齐鸣，气势如贝多芬交响曲一样雄伟。
这样的轰鸣，预示一天已经开始，爸爸妈妈将以新的身份走出家门。
“老六，我想和你说说话。”
“好的。”两个人就并排躺在席子上，抬头看着天花板。
“我思来想去，我们其实没有错，就我们的思想，做什么都是前进的。当初我们就是因为没有上了延安。我们已经想到了，已经走了一半了。如果坚持上了延安，也不会是这样的情况。”
“年轻的时候真是有很多的选择。我们看了家春秋，就决定要到外面去。你还记得没有？车站上落下日本人的炸弹炸死了很多逃难的大学生？我们逃到了上海的租界，看到了《西北的红星》，就想到延安去。那时你和我谁也没有犹豫，就在太仓偷偷乘船过了长江，走一段，坐车一段，好不容易到了徐州。”
“我知道是我不好。在徐州，我发现我肚子里有了小人，那一天我吐了一地，你就说再等等，后来等了四天，四天中一直在吐。就有一点犹豫。徐州不远正在打仗，我们不知道如何走出去。不是，是你已经害怕了。你害怕国民党，又害怕日本人。正好在这个时候，老七来找我们了。也亏得他机灵，兵荒马乱，他怎么知道我们就在徐州呢？”
“我们回转到了上海租界，你就坚决不肯到萧山去。宁肯住在亭子间，也不愿意再上火车站。后来是树衡哥哥收留了我们，把他的那家小小的只有六七个工人的徽章厂给我们做。”
“那也是因为我流产了，医生说不能再动了。老七就一个人回家去了。那时娘逃难已经逃到金华去了。”
“我们没有日夜地做，我还记得，那些日子真是苦，白天到外面跑生意，晚上在桌子前画样子，自己还要踏冲床。”
“一个月之后，树衡哥哥看到我们的小厂非但没有关门，还有了一点业务，就把工厂盘给了我们。我们没有钱，他就叫你先欠着，一年两季回萧山替他收租米。我们做了三年，才还清了钱。光复那年，重庆来的接收大员将所有的敌产全部没收，那些固定资产都要敲铜牌，我们借了钱再买冲床，做起了标牌生意。工厂变得大了，有了三十个工人，后来五十个工人。因为要贪污，敌产就一直清点不完，一面贪污，一面清点，标牌就一直在做。学校恢复上课，你的手里一直有徽章的订单。”妈妈眼睛又红了。“我们其实不是一开始就是资本家的。”
“是的，我们住进大同坊，先是住在一间亭子间里。那时是想要住好一点，房东要我五根大黄鱼。我没有。”
“现在我们已经什么也没有了。”
“什么没有倒是好了，大不了做一个工人。现在我们多了一顶帽子，资本家前面加上了‘反动’两字。”
“资本家就全部是反动的？这话怎么说？当年捐献飞机大炮，我们拿出了五根大黄鱼，那家百货店的仇老板只有拿出一根，还说资金周转不过来。他当年就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了美国读书。共产党和美国人在打仗，他让儿子到美国去，他才是反动资本家呢。”
“谁知道我们曾经想到延安去？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一个反动资本家会想到到延安去？说出来谁也不会相信。”
“夏副区长会不会相信？”
“他倒是没有说过。现在也不是表白的时候。”爸爸其实在想，夏副区长其实是相信他的。当年公私合营的时候，他将一个五十人的工厂交给了共产党，共产党还给了他一个一百人工厂的副厂长职位。他们有十年的交情。
爸爸就起来，坐在桌子的边上。在写字台的边上找到了一块碎砚台，他磨墨，在一片白布上面写：
陈宝栋－反动资本家
他看了一眼妈妈，说：“其实我一直在等待监督劳动的一天，和人家资本家一样监督劳动我就放心了。昨天我们家被抄了，工厂里也就会真正把我当成是牛鬼蛇神。以前他们一直没有抄家是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区政协委员。”
妈妈苦笑着，淮海路西面那个全国人大代表也被抄了家。更不用说是小小区政协委员了。
爸爸出门的时候，只有六点半，工厂上班在八点。
绍兴阿姨端上了酱菜和泡饭。爸爸说，我要去吃点心了，今天不吃泡饭了。
最初，他想去吃一客生煎馒头。前弄堂口有过一个生煎馒头的小摊，现在已经成为“东方红早餐服务处”。做馒头的真正是山东人，葱很香，芝麻很多，一角二分钱四个，咬一口就有汤汁流出来。坐在长凳上吃的人还白送一碗蛋皮汤。每当一锅馒头熟了，他就用油汪汪的铲刀当当当当地敲，全条弄堂都听到了，淮海路上也听到了。他在弄堂口犹豫了一会，他好像第一次知道小山东的生煎馒头是这样的香，不过他没有坐在被屁股磨得油光发亮的条凳上。这里每一个进出弄堂的人全会看到。
爸爸回身看了一眼弄堂，大弄堂是可以一眼看到底的。爸爸突然对弄堂有一种陌生感，弄堂不可能属于一个男人，弄堂总是女人的世界。整条弄堂里，见面的称呼全是“大姐”。从里委会的主任开始，一直到委员，到小组长，最后是普通家庭妇女，一律张大姐李大姐的称呼，女佣人也叫劳动大姐。石库门首先实行了女子平等。女人们天然的优点缺点，在这样适宜的土壤着床，满天飞舞。女人认了劳碌命，便频繁奔出走进，使得石库门就很像一个嗡嗡的蜂巢。世俗的大同坊和淮海路金色的优雅浪漫分开来了。
唉，女人，弄堂……
爸爸把眼睛闭起来了。他知道一个人被抄家之后，必须面对的不仅是工厂的人，还有弄堂。那些女人和孩子。他忽然就打了一个寒战。他就往淮海路走出去了。他走进了一家叫做“瘦西湖”的扬州点心店，要了四个笋肉包，服务员要转身了他才说“加上单档”。他细细欣赏面筋和百页包，然后将汤一口一口全部吃完。他拿出了一张五角的票子，把二角六分的找头放到皮夹里。
上班还早，当他走过区委的时候，看到大门洞开，里面密密麻麻贴满大字报。左右没有一个人，他就走了进去。
妈妈起来是在半个小时之后。吃了泡饭酱菜，就走出了家门。妈妈走到了淮海路弄堂口的时候，见到有人在那里等着。
这是长脚阿蔡的女人。她站在那里，有点不好意思。
“陈太太。”女人喊了一声。
“叫我邵大姐好了。用不着客气的。”
女人陪着笑：“昨天半夜里，我家小妹带着人到你家去了。阿拉屋里长脚辣辣豁豁骂了小妹一顿。小妹是犟骨头，你是知道的……”
“革命么，破四旧没有什么错的。我们是资本家么。”妈妈说话的时候，眼睛故意看着自己的手表，没有看着长脚阿蔡女人的眼睛。
“我们不好意思的。我们阿蔡和我商量过了，我们要对你说对不起的。”
这话说得妈妈眼睛有一点红了。不过她什么也没有说。女人也看到了妈妈的眼神。就有一点局促不安。“那么，你家的劳动大姐回家去了，马桶就由我来倒好了。”
“用不着了。我们自己也要接受改造。倒马桶我也是会的。”
妈妈就昂着头走出弄堂去了。
陈瑞平在学校里像梦游一样走了一整天。其实学校里的一切革命活动依然没有他的份，他到学校不过就是家中被抄一定要汇报，第一要告诉的人还是“法翘”、“当心”和“政策”。
这不是三个人，而是一个人。那就是瑞平的班主任。汤河锦是68中唯一有着三个外号的老师。不过他在读到本小说之前，一定不会知道他的学生曾经如此对他不敬。一般来说，在重点中学，老师的口语经常成为学生的创作源泉，那是受了滑稽戏的影响；那些外号如同地下水一样在校园默无声息四处流传，一届传一届。
汤老师的三个外号全部是出自高一（3）班，这是他的“处女班”。汤老师有着一对福建人才有的厚厚的嘴唇，他的颧骨并不突出但是非常显眼。他的第一个外号叫“法翘”，源于开场白：“偶的米子叫汤河锦，偶是印度尼西亚法翘。”训练良好的学生全都捂住了嘴不笑，他们立刻将“米子”翻译成了“名字”，“法翘”翻译成“华侨”。他的第二个外号起因是因为大扫除，学生擦玻璃窗的时候，他一定是站在旁边，双手紧紧抓住住桌子的边缘，大声喊着“当心当心”，他注视着学生的眼光带有惊恐的表情。汤老师的最后一个外号“政策”出自文革中，因为他是1959年乘难民船自印尼飘扬过海来的，所以，他在“史无前例”之中，永远被政策保护。他是全校唯一的没有大字报的老师，为此他感到很不好意思。
瑞平感到法翘可信，因为法翘除了真话别的话不会说。如果法翘说“打倒”，那么他内心认为这个人就是一个反党分子。如果法翘认为这个人不能打倒，那么他在喊口号的时候只是举手，嘴巴仅仅是翕动，但是没有声音。在学生全部起来革命时，班主任实际上已经全部靠边，不过瑞平还是要将自己家中发生的事情向法翘汇报，瑞平不是红卫兵，对谁说去呢？
法翘是住在学校的小阁楼宿舍里的，和瑞平的篮球教练黄老师一起。瑞平去找法翘的时候，法翘像是有一点预感一样，站在自己的办公室门口。瑞平走过，法翘向他招了招手，就说：“你是不是感到自己有一点不自在？”瑞平被说中了，就点点头。法翘说：“我看你今天在班级讨论的时候，不如以前那样坦率。是不是在想昨天晚上的事情？”法翘看着瑞平的眼睛，说：“我刚刚从印尼回来的时候，不敢开口啦，每个上海人见到我，总是很同情啦。我每天都要对自己说，要胆子大一点，我和任何人没有一点不一样啦。就是这样，过了一个星期，我就和大家就很融洽了。我自己也没有感到和别人两样了。”
“政策，你一定要相信政策。”法翘说，他拍了一拍瑞平的肩膀。
瑞平唯一不得不去的大庭广众是球场，他还要向黄老师说一句。
下午，操场中最好的两个篮架给了高中男篮，一片平顶头，一片紫红的背心在那里晃动，他们几乎全是瘦子，他们全都是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发育长大的，他们吃不到应该得到的营养，但是他们不断的跳跃使骨头一直伸长，结果人就苗条如同一根竹竿，背就如同竹梢头微微有一点驼了。
瑞平见到一张黑色的脸对他点了点头，黄老师这一点头就是说他已经全部知道了。
黄老师少言寡语，没有外号。他一定是为了篮球才投胎的，这个人身高一.九二，双手伸展足有二米，跳起来能超过篮圈两个巴掌。他的大巴掌是两个小磨盘，一上一下将篮球压得紧紧的。五个人没有办法从他的手中将球拿到。球队经常玩一打三，黄教练可以搬一张椅子，自己坐着，让任何三个学生来抢他的球，最后球没有被抢走，他手抓篮球左晃右晃的，自然有人左脚绊了右脚倒在地上，他用眼睛有点可怜地看着无奈的你们，勾手将球扔进头顶上的篮筐。黄于强不苟言笑，因为他认为球场上嬉皮塌脸有损篮球的尊严。他也不会笑，太黑的脸笑起来几乎被人看成是在哭。黄于强已经三二岁，多少次谈朋友没有成功的原因主要就是他一笑就把人给吓着了。文化革命开始，有人在怀疑他不笑是因为他和新社会不共戴天，因为他老子是一个恶霸地主，土改时被镇压了。也因为这个原因，他空有一手打球的绝技最后没有被专业队留下，而到中学落脚。
瑞平当天是个心里有事的人，因此一场球打得像在云里雾里。队长阿头、后卫小牛都看出来了，不过他们什么也没有说，只有控球人小木克要弄个明白：“家里有事？”
“被抄家了。”
“这又有什么稀奇？我的家也抄了。”
小木克的若无其事让瑞平很惊讶，小木克对瑞平昨天表现的评价更令瑞平惊讶：“其实昨天晚上，你犯不着在一旁看着，你可以一声不响出门，抄完家再回来。”
他们一起走出校门，两个人全没有骑车。
“你的车呢？”
“被封在了屋子里。你的呢？”
“前天放学看见人家在我家门口围着，喊着口号，我立刻返回，推车走进了淮国旧，五十元把车卖了。”小木克说的“淮国旧”，就是淮海路国营旧货商店。
瑞平吓了一跳，看着小木克：“你的永久这样新，才卖五十元？”
小木克看着瑞平被吓着了，就哈哈大笑起来：“我怕他们骑了去连一分钱也不给了。”
小木克永远是一个奇迹。那名字本来是一个外国童话电影中的人物，穿一双走得极快的木头鞋。和瑞平同班的小木克大名穆亦可，在球场里他压低身姿，跑起来贴着地皮，就像古人说的那样“脚不点地”。小木克的腰能像蛇一样弯曲，可以用任何对手来不及作出反应的速度将别人手中的球抢走。往往对手向他那里扑过去的时候，球就在别人的膈肢窝底下或者裆下传走了。他有一个类似橄榄一样的脑袋，胡乱在上面开了两条缝就是眼睛。他肿胀的眼皮让对手不知道他的眼神看的是谁，再加上传球时橄榄头的反方向转动，就越发的如幻象一样飘忽。小木克的中考成绩，几乎连普通中学都进不了。因为68中的主力后卫毕业，又因为某种背景，他才靠了一手篮球功夫进了这所重点中学。瑞平物理经常一百分，蔡小妹作文经常在黑板报上刊登，小牛的数学已经学到了大二。尽管小木克的记性惊人。他能背出国务院的所有部长副部长的名单，中国所有的将军名单，正确默写出全国任何一个省份的第一第二书记和正副省长，不过一翻开教科书他就不行了。一篇英语课文的头一段背了一个星期还是磕磕巴巴吃掉了不少词，他只能嬉皮笑脸地糊弄着“外国老太”。
但是，小木克能做到得事情，陈瑞平一定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