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出行后的第三天，我和苗苗就回南京了。机票是方均出钱买的，来深圳以前就已经说好了，因此我并无不安之感。晚上十点多，飞机抵达南京机场，我打了一辆车送苗苗回东文。在出租车上我们开始分东西，海产、水果包括那罐洗发精我都给了苗苗。我提着大袋小包，把她送进了东文，一直送到她家门口。放下东西，我和苗苗拥抱吻别，然后就下楼了。

我听见苗苗用钥匙开门，她兴奋地叫道：“爸--我回来了！”

来到楼下，再次回望了苗苗家亮着灯光的窗口，之后我就步履轻盈地离开了。在东文门口我拦了一辆出租车，上车后摇下车窗，这才有机会从旅行包的插袋里往外掏卫生纸。那些压缩成团的卫生纸有些反潮，我把它们送到窗外，松开手，纸团擦着车身向后飞去。掏空后的插袋已经无法复原，仍旧鼓囊着。司机通过后视镜狐疑地看看我，可我觉得他非常的亲切。熟悉的南京，熟悉的城市和街道，回家的感觉可真好啊！

我和苗苗分别在家里大睡了两天，没有见面，但每天都有电话联系。通电话的时间也不长，问候一下而已。两天后，我们仍然没有见面，我去见我的朋友，谈论深圳之行，想必苗苗也要找她的朋友，谈谈深圳。虽然我们没有见面，但感觉很踏实，至少我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再不用像以前那么的匆忙和急不可待了。

回来后的第四天，老金出差路过南京，只待了一个晚上。

去茶馆喝茶时他问我：“苗苗呢？”

我说：“回南京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见面呢。”

老金让我把苗苗叫出来，于是我给她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她老金来了，还给她带了一箱水果。苗苗说她马上过来，但语调并不很兴奋。人来后，我觉得她的气色不太好，显得很没有精神。老金拍拍那箱水果，告诉苗苗是专门给她买的。

苗苗说了声“谢谢”就再也没有话了。

散伙后，我扛着那箱水果，一直送到了苗苗家门口。

临别时苗苗竟然对我说：“你把水果带回去自己吃吧。”

我说：“你这是怎么啦？”

也就是从这天起，我开始觉得有点不对劲了。从深圳回来后我和苗苗四天没有见面的确比较反常，如果老金没来南京，我们仍然不会见面，即使这次见了面我们也没有单独相处，没有机会亲热。这次见面以后，苗苗照例每天给我打一个电话，她不提见面的事，她不提我也没有提。我只是觉得胸口就像塞了一团东西，烦躁异常，呼出的气不免又粗又热。

苗苗给我的电话也越发简短，语气十分的消沉，往往没说两句她就说：“就这样吧，我挂了。”

老金走后的第三天，我忍不住往苗苗家拨了一个电话（以前都是她打给我，我打过去怕岳子清接），接电话的正是苗苗。

她说：“今天不是通过电话了吗？”

的确如此，上午苗苗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此刻房间里昏黑一片，大概已经过了下午七点。

我说：“我想找你谈谈。”

苗苗似乎早有预料，她说：“改天行不行？”

我说：“不行，你到底出了什么事？”

苗苗开始沉默，随后我听见了她抽泣的声音，我不免激动起来，大声说道：“你在哭！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今天一定得谈清楚！”

我让苗苗马上打车去鼓楼公园门口，说我在那里等她。放下电话后我就下楼去打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