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武帝年老长，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旦使来上书，请身入宿卫于长安。孝武见其书，击地，怒曰：‘生子当置之齐、鲁礼义之乡，乃置之燕、赵，果有争心，不让之端见矣。’于是使使即斩其使者于阙下。�

会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长子当立，与齐王子刘泽等谋为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将军子也。’欲发兵。事发觉，当诛。�宗正者，主宗室诸刘属籍，先见王，为列陈道昭帝实武帝子状。待御史乃复见王，责之以正法，问：‘王欲发兵罪名明白，当坐之。汉家有画龙点睛法，王犯纤介小罪过，即行法直断耳，安能宽王。’�

公户满习于经术，最后见王，称引古今通义，国家大礼，文章尔雅。谓王曰：‘古者天子必内有异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异族也。周公辅成王，诛其两弟，故治。武帝在时，尚能宽王。今昭帝始立，所幼，富于春秋，未临政，委任大臣辅政，奉法直行，无敢所阿，恐不能宽王。王可自谨，无自令身死国灭，为天下笑。’于是燕王旦乃恐惧服罪，叩头谢过。大臣欲和合内骨肉，难伤之以法。�

其后旦复与左将军上官桀等谋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当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将军光辅政，与公卿大臣议曰：‘燕王旦不改过悔正，行恶不变。’于是修法直断，行罚诛。旦自杀，国除。］�

东方朔于武帝死后亦遁隐，不知所终。�

［刘向《列仙传》：“东方朔者，平原戾次人也。久在吴中，为书师数十年。武帝时上书说便宜，释为郎。�

至昭帝时，时人或谓圣人，或谓庸人，作深沉浅默之行，或忠言，或戏语，莫知其旨。至宣帝初，弃郎以避乱世。置帧官舍。风飘之而去。后见于会稽卖药，五湖智者疑其岁星精也。］�

武帝全盛时期，“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人，汉极盛矣”。（《地理志》）其中官奴婢约二十万口。何炳棣计算，国土面积近700万平方公里。�

［赵翼论武帝之善用人曰：“武帝长驾远驭，所用皆跅弛之士，不计流品也。《张骞传》，自骞开外国道致尊贵，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利害，天子为其绝远辄予节，募吏民无问所从来，为备人众遣之。或道中被侵盗失物及失指，天子为其习之，辄案致重罪，以激之令赎，复求使，大者予节，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争应募，此其鼓动人材之大略也。�

至其操纵赏罚，亦实有足以激劝者。如卫青、霍去病等，屡经出塞，为国宣力，固贵之宠之，封侯增邑不少靳。�

或奋身死事，如韩千秋战死南越，帝曰：“千秋功虽不成，然亦军锋之冠。”则封其子为成安侯。或在军有私罪，而功足禄者，如李广利伐大宛，斩其王母寡，而私罪恶甚多，则以其万里征伐，不禄其过。甚至失机败事，而其罪可谅，其才尚可用者，亦终不刑戮，使得再自效。�

如张骞与李广俱出右北平击匈奴，广失亡多，骞后期，皆当斩，皆许赎为庶人。广又全军覆没，身为匈奴所得，佯死，夺其马奔归，当斩，亦赎为庶人。后皆重诏起用，使之立功。�

且任用时不拘以文法。如李广夜行，为灞陵醉尉所辱，及为将，请尉俱行，至即斩以报怨，上疏自言，帝不惟不以为罪，反奖奋之以成其气。其有恃功稍骄蹇者，则又挫折而用之。如杨仆已破南越，会东越反，帝欲以为将，为其伐前劳，特诏责之，又数其受诏不至兰池宫等罪，激使立功自赎。�

其驾驭豪杰如此，直所谓条旋在手，操纵自如者也。而于畏怯者，则诛无赦。又或冒功行诈，如左将军荀彘击朝鲜，与杨仆争功嫉妒，虽克朝鲜，终坐弃市，赏罚明如此，孰敢挟诈避险而不尽力哉！史称雄才大略，固不虚也。］�

［何按：刘彻有复兴华夏文化之功。《艺文志》：“汉兴，承秦之败，乃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事传说，皆充秘府。”刘彻平生手不释卷，雅好辞章，诗赋俱领一时之寇。招揽文学才士，厚禄以待。《楚辞》屈赋，赖之流传。］�

［在政治制度上，由秦汉至明清两千年间中国发生了重大变革。但其原型多来自武帝时期所创制。］�

清赵翼论秦汉以来政制之变云：�

“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其后积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无有底止，强臣大族又篡弑相仍，祸乱不已。再并而为七国，益务战争，肝脑涂地，其势不得不变。�

而数千年世侯、世卿之局，一时亦难遽变，于是先从在下者起。游说则范睢、蔡泽、苏秦、张仪等，徒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白身而为将。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

于是纵秦皇尽灭六国，以开一统之局。使秦皇当日发政施仁，与民休息，则祸乱不兴，下虽无世禄之臣，而上犹是继体之主也。惟其威虐毒痛，人人思乱，四海鼎沸，草泽竞奋，于是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