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长《史记》，全是愤激，杂以游戏。以‘项羽本纪’列高祖之前，固为无礼，又不为惠帝立纪。至‘孝武本纪’，但述其神仙祷祠之事，而政令无闻焉。不过为文成、五利作一外传耳。传之后世，以为何如主？殆以此报腐刑之毒也。首云孝武皇帝者，与孝景皇帝者，同是轻薄语。但太史公自序云：今上本纪。尚未有谥，故刘知几谓褚先生补作。以此传疑。�《史通》云：元成之间，会稽褚先生补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等传，辞多鄙陋，非迁本意也。然吾观武帝纪编年未终，疑是未完残稿。卫宏云：‘迁作本纪，极言景帝之短及武帝之过。武帝怒而削去之。然止毁其副在京师者，故‘景纪’至后复出，‘武纪’指切尤甚，民间亦不敢藏。’不知何时复出，阙略失次若此。若云褚少孙作，则如‘三王’、‘外戚世家’，‘滑稽’、‘日者’、‘龟策’褚传，明明前列‘太史公曰’，而后附以‘褚先生曰’，盖补子长所未备，未尝以伪夺真也。少孙若作‘武纪’，何不历叙元封以还，讫于后元，续史公论赞后，如诸传例乎？知几之言。未可为信。�

班马优劣，论者互有异同。大约右马而左班。张圃云：‘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监诫，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迁既创造。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矣。］�

御史大夫商丘成击卫太子有功。坐于文帝庙醉歌，大不敬。自杀。�

2月，武帝病重五柞宫。�

乙丑，立弗陵为太子。霍光问后事，武帝曰：“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

二月已巳，以光禄大夫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都尉金日磾为车骑将军，宅侯。太仆安阳侯上官桀为左将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命三人共协霍光辅佐太子刘弗陵。�

［二月，武帝病重，诏立弗陵为皇太子，年八岁。以霍光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受遗诏辅幼主。又以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

［1977年8月，玉门市花海公社东北的一处烽燧遗址中，出土一批汉代简牍。其中有一件七面棱形觚（编号77.J.H.S：1），上有一篇诏书。1984年整理者发表了这篇诏书的释文：（嘉峪关市文物保管所：《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编《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

“制诏皇大（太）子：朕体不安，今将绝矣，与地合同，众（终）不复起。谨视皇大（天）之（嗣），如朕曾在。善禺（遇）百姓，赋敛以理；存贤近圣，必聚胥士；表教奉先，自致天子。胡（亥）自汜（圮），灭名绝纪。审察朕言，从（终）身毋失。（此字所见摹本或隶作“久”，不可读。当作“失”。）苍苍之天不可得久视，堂堂之地不可得久履，道此绝矣！告后世及其孙子孙，忽忽锡锡，恐见故里，毋负（天）地，更亡更在，□如□庐，下敦闾里。人固当死，慎毋敢佞，……（木简抄写年代在“元元年（前74年）前后。（元元年四月，昭帝死。六月，立昌邑王，旋废。七月，宣帝立。））�

［何按：诏文中“胥士”，即“儒士”。我早年曾作“儒名考”，谓儒即《周礼》之胥，此简提供一佐证也。胥，或作讠胥。］�

“这篇诏书即汉武帝临终之遗诏，是当时一个戍卒手抄，抄录不全。武帝病，封玺书，曰‘帝崩发书以从事’。�

遗诏封金日磾为侯，上官桀为安阳侯，霍光为博陆侯，是武帝遗诏中应还有封霍光等为侯的内容。］�

［上官桀曾为未央厩令。“上尝体不安。及愈，视马，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复见马邪！’欲下吏，桀顿首曰：‘臣闻圣体不安，日夜忧惧，意诚不在马。’言未卒，泣数行下。上以为忠，由是亲近，为侍中，稍迁至太仆。”《外戚传》］�

［“行幸五柞宫，谓霍光曰：“朕若死矣！可立钩弋太人子，公善辅之。”时上年六十余，发不白，更有少容，服食辟谷，希复幸女子矣。每见群臣，自叹愚瘠瘦。一二年中，惨惨不乐。时上年六十余，三月丙寅，上昼卧不觉；颜色不异，而身冷无气，明日色渐变，闭目。乃发哀告丧。未央前殿朝晡上祭，若有食之者。葬茂陵，芳香之气异常，积于坟埏之间，如大雾。常所幸御，葬毕，悉居茂陵园。上自婕妤以下二百余人，上幸之如平生，而傍人不见也。光闻之，乃更出宫人，增为五百人，因是遂绝。（《御览》八十八。）］�

丁卯，帝崩于五祚宫。�

太子刘弗陵即位，是为汉昭帝。�

3月甲申，葬武帝于茂陵。�

［《晋书·禀林传》：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二供宾客，三充山陵。汉武帝享年日久，比崩，而茂陵不复容物。其树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减半。于今犹有朽帛委积，珠玉未尽。］�

［武帝身后留下三子，太子弗陵，燕王旦及广陵王济。�

关于燕王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