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这时匈奴渐弱，内部也发生了破裂，由全盛时代逐渐衰落了。匈奴方面，经营西域的是他们西边的日逐王。神爵二年（前60年），日逐王先贤禅与单于有隙，想率其部下降汉，使人到渠犁向郑吉通款，这算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吉遂发渠犁、龟兹诸国兵五万人，迎日逐王，送他到京师。汉廷除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外，并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兼护南北两道，吉即择定渠犁北三百三十里的乌垒地，为都护治所，作为经营西域的政治中心。从此“匈奴益弱，不敢争西域，僮仆都尉由此罢”。�质言之，匈奴在西域的势力扫荡净尽，城郭诸国完全听受安的号令了。武帝以来切断匈奴右臂的大业，到这时才由郑吉完成了，上距张骞通西域，才不过六十七年。］��

后元年（B88，癸已）69岁。�

后元元年春正月，昌邑王甫薨，谥曰哀王。�

6月，御史大夫商丘成有罪，自杀。�

侍中仆射马何罗与弟重合侯马通谋反。�

侍中驸马都尉金日磾，光禄大夫霍光，太仆上官桀讨之，伏诛。�

［初，马何罗与江充善，而马通以诛太子时有功封侯。及上灭充家，何罗兄弟惧。遂谋反。�

《汉书·霍光传》记：“后元年，侍中莽（马）何罗与弟重合侯马通谋为逆，时光与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诛之。］�

［“马何罗与江充相善。及充败卫太子，何罗弟通用诛太子时力战得封侯。后上知太子冤，乃夷灭充宗族党羽。�

何罗兄弟惧及，遂谋为逆。日磾视其志意非常，心疑之，阴独察其动静，与俱上下。何罗亦觉日磾意，以故久不得发。�

是时上行幸林光宫，日磾小疾卧庐，何罗与通及小弟安成矫制夜出，共杀使者，发兵。�

明旦，上未起，何罗从外入，日磾心动，立入，坐内户下。何罗袖白刃从东厢上，见日磾，色变，走趋卧内。日磾得抱何罗，围住曰：马何罗反。上惊起，擒之。］�

7月，削燕王旦三县。�

是月，欲立少子刘弗陵为太子。因其年小母少，恐重演吕后专权故事，乃先赐弗陵母赵婕妤死。�

［《汉书·外戚传》：“钩弋子年五六岁，壮大多知，上常言‘类我’，又感其生与众异，甚奇爱之，心欲立焉。］�

［清儒杭世骏以为无杀钩弋事：�

“常疑汉武杀钩弋事不可解。以为雄猜之主，不近人情事亦有之者。考之《西京杂记》钩弋夫人从事甘泉，告上曰：‘妾相运为陛下生一男，年十七。妾当死，今必死于此，不得为矣。愿自爱。’言终而卒。香闻十余里，因葬云陵。上哀悼之，发冢开视，惟衣履存，乃为起通灵台于甘泉。］�

是岁，使黄门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图，以赐霍光。��

后二年（B87，甲午）70岁。�

正月，朝诸侯于甘泉宫。赐宗室。�

司马迁失官，后失踪（遁隐？）。（说详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

迁遗一女，适平通侯杨敝。著《太史公记》百三十篇传世，即《史记》。�

［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

“案史公卒年，绝不可考。……要之，史公卒年虽未可遽知，然视为与武帝相终始，当无大误也。……今观《史记》中最晚之记事，得信为出自公手者，唯《匈奴列传》之李广利降匈奴事征和三年，余皆出后人续补。］�

《后汉书·蔡邕传》：“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传于后世。”�

［何按：关于司马迁卒年，史无明文。�

但武帝未杀司马迁，亦未禁毁其《太史公书》。疑马迁之失踪或遁隐与霍光有关。武帝死后，昭帝以幼冲之年临帝位，大政托孤于霍光，霍光是去病之弟，卫皇后、卫太子及卫青宗亲。他执政不久，即发动政变，黜夺田千秋、金日磾等托孤重臣的权力。又以勾结燕王谋反之可疑罪名逼死上官桀、桑弘羊等旧臣。霍光最终立卫太子之孙为宣帝，从而为卫氏家族全面平反。卫青生前与李广有隙。司马迁亲近李氏家族，由于为李陵辨冤而获罪，《史记》中明显贬卫霍而扬李广。所以霍光必不能容之。因此，司马光在昭帝朝的神秘隐遁或失踪，必然与霍光的柄政有直接关系。］�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子长游踪”条：�

“（司马迁）既座刑，乃卒述黄帝至太初，则书成时，必六十余矣。后为中书令，卒必在武帝之末。《参世家》末言参之五世孙宗以征和二年坐太子死，即戾太子也。又田仁、任安二人皆坐戾太子事诛，而《史记田叔传》及仁死事，且云予与仁善，故述之。又《报安书》作于安下狱将论死之时。则‘巫蛊’之狱，戾太子之败，迁固亲见之。又四年，武帝崩，《汉书》本传于《报任安书》后言迁卒，则在武帝末或更至昭帝也。］�

［由于司马迁之死史籍缺乏明确记载，后人对其死因与卒年就产生了各种臆测。写《汉书》的班固在为其作传时已经搞不清楚，所以干脆不记。东汉卫宏在《汉书旧仪注》中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东晋葛洪在《西京杂记》中承袭卫说。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对卫宏说提出质疑：“今观《景纪》，绝不言其短。又迁下蚕室，在天汉三年，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其卒在昭帝初，距获罪被刑盖已十余年矣，何得谓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乎？与情事全不合，皆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