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而是时尚有分封子弟诸国。�

迨至七国反后，又严诸侯王禁制，除吏皆自天朝，诸侯王惟得食租衣税，又多以事失侯，于是三代世侯、世卿之遗法始荡然净尽，而成后世徵辟、选举、科目、杂流之天下矣。岂非天哉！”�《汉书·贡禹传》论武帝云：�

“武帝始临天下，尊贤用士，辟地广境数千里。自见功大威立，遂纵嗜欲。用度不足，乃行壹切之变，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宦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吏书习于计薄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

奸轨不胜，则择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

故无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悖逆而勇猛者尊于官。�

故俗云：‘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官。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俗之败坏，乃至于是！］�

司马光论汉武帝曰：�

“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仙，巡游无度，使百姓疾弊，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守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杜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朱熹说：“武帝天资高，志向大，足以有为。末年海内虚耗。去秦始皇无几。轮台之悔，亦是天资高，方能如此。尝因人言：太子仁孝不能武，答曰正欲其守成，若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可见他当时已自知其罪。”�”

［何按：武帝为抑制贵戚、权贵、豪强、民变，推行其政令，使用酷吏及峻法治天下。《韩非子》：“法不阿贵，绳不绕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有度篇）�

武帝治国，阳儒阴法，以儒典为文饰，政术所行乃法家之道也。�

汉初约法省刑，元光元朔间，张汤为太中大夫时，受命与中大夫赵禹论定律令，恢复了汉初曾废除的连坐法、族诛法等，增设见知故纵法、腹诽法等，条令苛密，汉法从此严酷化。《汉书·刑法志》说：�

“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断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网寖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避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

汉武帝以法治国，视法度高于一切，不仅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司马谈《六家要旨》）实践上也是一直这样做的。］�

司马光指出，武帝“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而郡、国为治才大抵多酷暴。”�

贡禹评论武帝时政云：�

“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奸轨不胜，则取勇敢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

酷吏搏击诸侯王、豪族强宗、富商大贾、不法官吏。如义纵任长陵和长安令，行治不避贵戚，曾惩处王太后的外孙修成君子。迁为河内都尉，族灭豪强穰氏。杜周任南阳太守，即捕县官后家居而横行郡中的宁成；南阳豪强孔氏、暴氏因此逃窜。周阳由治郡必灭豪强，尹齐斩伐不避贵势。凡治诸侯王狱，武帝多委任酷吏，如张汤、咸宣治淮南狱。御史也多以酷吏担任，所以刺史六条所察的对象，也就是酷吏所搏击的对象。二是“督盗贼”，就是镇压吏民暴动、起义。如当“郡国盗贼并起”，武帝迁“以杀伐为治”的田广明为淮阳太守。岁余，故城父令公孙勇与客明倩起义，田广明觉知，发兵捕斩，血腥镇压。�

［《汉书·酷吏传》，武帝朝酷吏九人，即宁成、周阳由、赵禹、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咸宣、田广明、以及张汤、杜周计十一。其中最著名者为张汤、王温舒、杜周、宁成等。］�

［张汤出身长安史，曾为宁成掾，田蚡征为丞相史，又由于田蚡的推荐，补侍御史。�

元光五年，武帝命张汤治陈皇后巫蛊狱。大事株连，杀三百余人。迁为太中大夫。元朔三年（前126），武帝重用张汤为廷尉。�

［汤见武帝好文学，就用博士弟子补廷尉史，附会《尚书》、《春秋》经义。�

张汤内修私德，居官廉洁，又善处理同僚关系，调护故人子弟及穷兄弟，造谒诸公不避寒暑。�

元朔三年（前126），汲黯当着武帝的面责斥张汤；“公为正卿，上不能褒扬先帝的功业，下不能化导天下的邪心，安国富民，使监狱出空，为什么要乱改高皇帝的法度？我看你从此要灭种了！”张汤巧言善辩，汲黯辩论不过，怒不可遏，骂：“天下人都说刀笔吏不可做公卿，果然如此。一定是这个张汤，要弄得天下人心怀惧，仄目而视！”�

元狩二年（前121），武帝又因张汤治淮南、衡山两狱有功，进一步提升他为御史大夫。自此以后，“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决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