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是观之，子无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为汉嫡嗣，承万世之业，体祖宗之重，亲则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小，闾阎之隶臣耳，陛下显而用之，衔至尊之命以迫蹴皇太子。造饰奸诈，群邪错谬，是以亲戚之路隔塞而不通。�

太子进则不得上见，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无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这位三老的上书，使盛怒中的汉武帝回归于理性思考。但是，当时刘屈氂、李广利的阴谋尚未彻底暴露，因此武帝仍未下定为太子平反的决心。�

直到李广利叛变，马何罗谋刺，江充胡巫阴谋集团陷害太子的罪案逐渐一一暴露出来后，武帝重新反思，终于知道巫蛊事件是一场大冤案。�

恰在此时，高庙寝郎田千秋“上急变讼太子冤”。武帝以此为契机而彻底感悟。于是，武帝亲自召见这位人微言轻的田千秋，说：“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公独明其不然。此高庙神灵使公教我，公当遂为吾辅佐。”立即晋升他为大鸿胪。�

紧接而来的就是为卫太子彻底平反昭雪。于是，他“族灭江充家”，将江充同党苏文焚死在横桥上。他开始“怜太子无辜”，在刘据自杀去世的地方筑作“思子宫”与“归来望思之台”，以示哀念，“天下闻而悲之”。�

不久，武帝即任命田千秋代替已灭族的刘屈氂为丞相。�

其后，武帝开始重新思考卫太子曾经谏阻过的停止对四夷的用兵征伐以及转变政策的问题。�

马通、商丘成、景建等在巫蛊事件中以迫害卫太子得功封侯者，包括当年积极搜捕逃难中的卫太子，将其父子逼死而立功封侯的新安令史李寿及县卒张富昌，在汉武帝统治的最后三年内，全部一一被杀或被逼自杀，以至灭族。�

他们之死，史籍中记有不同的罪名。但集中起来看一看，就知道其实都是出于为卫太子昭雪和复仇，同时也为转变大政方针扫清道路。��

4�

问题更复杂的一面还在于，除此之外，还有一批始终忠实于武帝路线的重臣如桑弘羊等，他们也反对太子与匈奴议和的新政理念。因此，他们虽然并未参预江充的阴谋，甚至与李氏集团有矛盾，但是，在政治上是一直支持武帝的开边征战路线的。�

武帝临终前的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桑弘羊曾建议在西域轮台扩大屯戌，修建亭障，将开拓西域战争向前推进。修亭障，包括修成以后置卒戍守，这两者本来都是剪除匈奴右翼西进方略中的大计。但是汉武帝却断然拒绝了桑弘羊的建议。他由此而发布了历史上极其著名的“轮台罪已诏”。�

在这个诏书中，武帝公开对天下人作自我谴责：�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政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由此诏可见，武帝已决意把施政重心转移到和平与生产方面来。为了推行亲民政策，武帝册封谨慎温和的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曾经这样评价汉武帝的晚年：“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无几矣。�

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罚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5�

田千秋就任丞相以后，决心改变君臣、君民，尤其是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紧张的局面。他委婉地在一次酒会中借祝寿向武帝进言，提议武帝退到二线去“玩听音乐，养志和神。”�

“乃与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寿颂德美，劝上施恩惠，缓刑罚，玩听音乐，养志和神，为天下自虞乐”。�

面对这一寓劝于颂的祝祷，武帝并未愤怒，相反，他再次作了如下自白和反思：�

“朕之不德……朕日时时弃食者累月，乃何乐之听？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

他拒绝了大臣们的颂贺之辞。�

征和四年（前89年），武帝封泰山时，又一次对群臣谴责自己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后元元年（前88年）七月，武帝准备立刘弗陵为太子。但是，在武帝下诏公布天下之前，他却下令将其生母、年轻的钩弋夫人赐死。此一举措又一次将朝野惊得目瞪口呆。�

面对臣民“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的疑惑，武帝解释说：“是非儿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汝不闻吕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表明武帝对未来身后之局是有深谋远虑的。�

后元二年二月乙丑，七十一岁高龄的武帝病卧五柞宫，自知不久于人世，于是正式下诏册立刘弗陵为皇太子。同时任命车骑将军霍光任大司马、大将军，授予了军国大权。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位霍光乃是卫青的外甥、霍去病的异母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