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太子的平反与轮台罪已之诏(1)-汉武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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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蛊乱后,武帝曾对田千秋反省说:“朕之不德,自左丞相与贰师阴谋逆乱,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武帝的这番话古今之研究巫蛊事件者几乎都没有予以注意。所以过去一直认为巫蛊之乱的祸首只是江充,而不是刘屈氂和李广利集团。相反,甚至认为刘屈氂是站在刘彻一边受命平定了这场动乱的功臣。�实际上,刘彻检讨这个事件的始末时还曾说过:“巫蛊始发,诏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闻九卿廷尉有所鞫也。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宫人,转至未央椒房,以及敬声之俦、李禹之属谋入匈奴。有司无所发。�

今丞相亲掘兰台蛊验,所明知也。至今(令)余巫颇脱不止,阴贼及身,远近为蛊。朕愧之甚。”�

史料中这一段话的交代不是很明白。但值得注意的是,武帝明确指出:正是由于“左丞相与贰师谋逆乱,巫蛊之祸才流及士大夫。”武帝又指出,巫蛊之案的最高行政负责人实际并不是江充,而是亲掘兰台(即太子宫)验蛊的左丞相刘屈氂与御史章赣。而江充又曾陷害公孙贺之子敬声及部属李禹与匈奴有勾结(“谋入匈奴”)。所有这些大案,并未经有关检察执法机构举证核查(“未闻九卿廷尉有所鞫问也”)。因此,武帝不再信任这些执法机构,而只信任刘、章、江组成的专案小组。�

还值得注意的是,“巫蛊案之初,廷尉所治未及九卿。”本来廷尉是没有权力直接审治公卿的。只有丞相得到皇帝授权,才可能审理王公大臣们。那么正是刘屈氂指使江充(抛开了“廷尉”),然后才与胡巫设谋,而把椒房中的公主们、公孙敬声及李禹之属牵连陷害,甚至诬陷他们与匈奴勾结。又是刘屈氂亲自去兰台掘地,寻找证验,才制造了这起大祸乱。�

由此可见,正是李广利身后的刘屈氂所代表的新兴李氏集团(丞相御史),伙同江充以及来自匈奴背景的胡巫势力,形成了某种形式的默契与合作,才能以非常手段摧毁以卫太子为代表的“守文”政治势力。�

而对于李氏集团来说,搞垮卫氏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废除卫太子,改变继承皇位的人。这是巫蛊之变之所以引发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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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卫氏集团被粉碎后,李氏集团开始着手筹谋夺取皇位继承权。征和三年(前90年),在李广利受命率兵出征匈奴的前夕,刘屈氂与李广利合谋立昌邑王为太子。史载:�

“征和三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兵出击匈奴。丞相为祖道,送至渭桥,与广利辞决。广利曰:‘愿君侯早请昌邑王为太子。如立为帝,君侯尚(长)何忧乎?’(此言颇耐寻味。屈氂时任丞相,本来又有什么忧虑呢?只能是担忧陷害太子的阴谋被皇帝醒悟发现罢?))屈氂许诺。昌邑王者,贰师将军女弟李夫人之子也。”�

然而,这一密谋却被内者令郭穰听知并密报武帝。郭穰又举报丞相夫人因为丞相曾遭武帝谴责,使巫师“祠社,祝诅主上,有恶言。及与贰师共祷祠,欲立昌邑王为帝。”武帝于是明白了真相,乃命有司案验,查证后属实。�

这一事件彻底暴露了李氏集团制造巫蛊事件的真正目的。因此,王夫之《读通鉴论》谓:刘屈氂对卫太子“必出于死战,此其心欲为昌邑王地耳!太子诛,而王以次受天下,路人知之矣。其要结李广利,徇姻娅而树庶孽,屈氂之慝,非一日之积矣。”�

王夫之的这一见解是深刻的。在李广利与刘屈氂阴谋暴露后,武帝可能由此意识到,巫蛊之乱背后实际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阴谋。�

征和三年,刘屈氂“坐谋立昌邑王及使巫祝诅。”武帝毅然将李氏家族全部消灭了。刘屈氂被腰斩东市,妻子枭首华阳街。同时李广利的妻子亦被收入狱,“贰师闻之,降匈奴,宗族遂灭。”�

贰师将军李广利是武帝宠幸的李夫人的兄长、昌邑王刘髆的舅父。而李广利又与丞相刘屈氂为儿女亲家。阴谋被告发,刘屈氂被杀,于是李广利在前方投降匈奴。�

但是这个叛徒被匈奴所轻蔑,不久就被卫律、阏氏找理由杀死。而曾积极参与江充陷害卫太子事件的武帝近侍马何罗,在江充被灭族后,又试图行刺武帝而被诛杀。�

征和四年(前84),汉遣使入匈奴,单于使左右以巫蛊乱事难汉使者。曰:“汉,自以为礼义国也。然贰师将军降匈奴言前太子发兵反,何也?”使者曰:“然。乃丞相与太子争斗,太子发兵欲诛丞相。丞相诬之,故诛丞相。此子弄父兵,罪当笞,小过干。孰与冒顿单于身杀其父而代立,常妻后母,禽兽行也。”单于留使者,三岁乃得还。�

此事对武帝的震动是极其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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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之,‘巫蛊’事多不信。”汉武帝“知太子惶恐无他意”。臣子中虽有不少人认为太子无罪,但不敢向盛怒中的武帝陈明,只有并州壶关(今山西屯留东)的三老令狐茂最早上书,说:�

“臣闻父者犹天,母者犹地,子犹万物也。故天平地安,阴阳和调,物乃茂成;父慈母爱室家之中,子乃孝顺。阴阳不和则万物夭伤,父子不和则室家丧亡。�

故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于瞽叟;孝已被谤,伯奇放流,骨肉至亲,父子相疑。何者?积毁所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