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家诸事草创，加以四夷侵凌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

“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岂有之邪？可以意晓之。（《资治通鉴》卷二二。）大将军顿首谢，卫皇后闻知皇帝的告谕后也为此向武帝“脱簪请罪”。�武帝还亲自安抚太子，“我为其难，你为其易”，你就安心等着做一个守成之主吧！“太子每谏征伐四夷，上笑曰：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太子乃有不安之意。�

也就是在这种极特殊的政治背景下，以江充为代表的反对卫氏集团的一派新兴政治势力看到了机会，乘机挑拨离间。�

政治权力的转移，对于最高执政者本人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事。即使是由他自己选定的继承人，也难免面对苛刻挑剔的目光。在父子政治理念有重大不同的情况下，心理裂痕最终转化为政治危机。于是，具有敏感的政治嗅觉和投机之心，又一度受到汉武帝特殊信任并赋予重要权力的江充，利用这种矛盾而制造了“巫蛊”变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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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还有一个引人注意的情况，即武帝的宠姬李夫人家族的崛起。李夫人原是一个美丽的歌伎，通过其兄乐师李延年来到武帝身边，深受武帝宠爱，但李夫人不幸早死。她只留下一个王子刘髆，封昌邑王。李夫人有三个兄长：李广利、李延年、李季。李延年是音乐家。李季是一个市井无赖。李广利后来成为贰师将军。�

武帝对李夫人爱得至深。以至李夫人死后常幻见其倩影，并且为了她写了一篇充满深情寄托怀念的“秋风辞。”李夫人临死时以儿子和兄弟相托武帝。但是，尽管武帝一生都是情色中人，却从来不会让情色或情欲操纵他的政治。象拿破仑一样，女人只是他用以调节紧张政治神经的药剂。以至他尊宠某个女人的家族，重用其亲戚，包括早年之重用卫青及霍去病，其中都往往是出于政治方面必须依靠谁的深层考虑。�

霍去病、卫青死后，李广利逐渐取代了卫青的大将军地位。与主张改弦更张的卫太子不同，李广利积极支持武帝的对外扩张路线，成为武帝后期对外用兵的主要统帅。�

但是，随着李广利军事地位的上升，新的李氏集团开始兴起。�

太始元年，卫青旧部宿将公孙敖因妻子从事巫蛊连坐被腰斩。征和二年，族灭丞相公孙贺。而公孙贺是卫青和卫皇后的姐夫，卫太子的姨父。这实际是对太子身后的卫氏贵戚集团沉重打击的开始。与此同时，武帝则擢拔与李氏家族有姻亲关系的刘屈氂出任左丞相。�

刘屈氂是巫蛊案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是武帝的侄子，其父为中山靖王刘胜，是武帝的庶兄。但是，刘胜“好内”，夫人众多，生有一百二十多个儿子，刘屈氂仅是诸子之一，原来只任涿郡太守的小官。在公孙贺遭巫蛊案被罢相后，刘屈氂却平步青云由涿郡太守被调任中央，担任左丞相。他之所以能获得这一任命，关键原因是因为他与李广利的关系，“贰师（李广利）女为屈氂之子妻。”因此必然是出于李广利的引荐提携。�

对这一牵涉裙带的任命，汉武帝实际仍是有所保留的。（“征和二年春，制诏御史：‘故丞相贺倚旧故，乘高势而为邪。公美田以利子弟宾客，不顾元元。无益边谷，货赂上流，朕忍之久矣，终不自革，乃以边为援，使内郡自省作东，又令耕者自转，以困农烦扰畜者。重事伤耗武备衰减，下吏妄赋，百姓流亡。又作为诏书，以奸传朱安安，狱已正于理。其以涿郡太守屈氂为左丞相。分丞相、长史为两府，（以待天下远方之选）。夫亲亲贤贤，周唐之道也。以澎户二千二百封左丞相为澎侯。’”）他认为这种任命只是临时的安排，同时决定对丞相一职分权为两，“分丞相、长史为（左、右）两府，以待天下远方之选。”�

《汉书》记：“武帝末，卫皇后宠衰。江充用事，充与太子及卫氏有隙。”其实，江充只是一个打手或鹰犬而已。利用巫蛊推倒卫氏集团的真正幕后操纵者，其实正是这位新丞相刘屈氂和背后的李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