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贺之狱与卫太子之狱，实际都是针对削弱卫太子及卫氏集团而发的。所以《汉书》记江充之所以敢无所顾忌地侵犯卫皇后和太子，正是因为他已预先“知上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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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封五年，大将军卫青死。此前霍去病及名相公孙弘、大儒董仲舒也皆已死。董、公、卫、霍四人对武帝元光以后的新政影响极其重大。他们的去世令刘彻感到孤独和失落。�

天汉年间，武帝再次下诏辟征才士，谓“名臣文武欲尽。”他在诏中说，马有性烈奔踢不服人者却能驰聘千里，士有背俗特行而有奇才者可立奇功，他要求举荐这样的人。“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踢而致千里，土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斥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云云。�

这一求贤诏，显示了武帝试图再次拔擢新人的雄才大略，但也表明了他对已存在于朝中的旧官僚权贵集团的不满意。�

武帝感到需要更新一批新的政治血液，来继续完成尚未完成的彻底消灭匈奴的宏图远志。对朝中已存在的旧权势集团，汉武帝则决心不断任用酷吏，劾之以峻法，力求加以抑制。�

武帝一朝，始终大力拔擢重用来自下层社会平民出身的文法酷吏，利用这种人对贵族势力的嫉恨，来抑制朝中的权臣、贵戚和王侯。�

天汉年代以后，武帝重用江充，首先是看重他敢于出首举劾赵王，不畏诸侯权贵。同时也是为了让他能作为鹰犬来抑制太子周围的亲王、列侯、贵戚。因此他授予了江充很大的信任和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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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汉年代以后，随着汉帝国疆土的不断扩张，由于对外不断用兵，国家财力匮乏，人民的负担加重，社会中的不满在上升。�

元封四年，黄河水灾，关东流民二百万，流离失所，天下不安。天汉二年，山东流民暴动，群盗蜂起。�

与匈奴的长期战争，汉军节节胜利。特别是元狩四年漠北大战后，匈奴王庭远遁贝加尔湖。汉军已控制过去在匈奴境内的大片地域，汉对匈战争由此已由自卫战争变成侵略性的。�

持续不断的对匈奴战事和开拓西部新疆域的屯戌运动，已变得日益劳民伤财，其意义开始受到质疑。在天汉年间匈奴单于向汉庭示好以后，朝中要求停战和绥靖的呼声也高涨起来。�

随着朝野上下内外批评声音的上升，卫太子周围的军功封侯集团也已厌烦艰苦的远征。他们的呼声无疑影响到太子的政治倾向。�

在这种内外形势下，卫太子提出对内与民休息，停止酷敛，对外与匈奴和解，停止征伐四夷的新政方针。迫于舆论和形势的压力，武帝一度也开始考虑是否有必要作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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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汉以后，武帝乃以“征和”为新年号。征和，有息征和平之义，也有政通人和之意。以“征和”为年号，显然表明武帝也有转变内外政策之意。此时刘彻已年逾花甲，他将部分权力和政事授予了太子。特别是在他外出巡狩期间，由太子监国。�

《资治通鉴》记“征和二年”后，武帝“体不平，遂苦忽忽善忘”。而太子刘据“性仁恕温谨”，“宽厚”“守文”，与汉武帝政治风格多有不同。在其主持政务时，对汉武帝“用法严，多任深刻吏”的做法“多所平反”，于是“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

“及太子冠就宫，上为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故多以异端进者。”显然，刘据身边当时已经聚集了一批具有政治眼光和政治能力而政治观点与主流观点不同的人士。�

“上每行事，常以后事付太子，宫内付皇后。有所平决，还，白其最，上亦无异，有时不省也。”对此，了解刘彻性格极深的卫皇后知道是不行的。故她常对太子有所规劝，不愿他立即改变武帝的既定方针。但武帝知道后，反而说皇后错，太子做得对。�

武帝“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武帝坚持以武力征伐四夷，太子则主张用怀柔之策缓和彼此的关系。武帝已意识到太子政策与自己的分歧。但他反宽慰太子说：“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资治通鉴》卷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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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正是由于与太子政治方针和理念的分歧不断扩大，武帝晚年以后明显地疏远于卫皇后和卫氏集团，转而移情于其他宠妃王夫人、李姬、李夫人，最后是钩弋夫人。�

卫子夫皇后的名位虽仍一直保持，但贵为皇后想见武帝一面则日渐困难。�

征和二年（前91年），汉武帝已是67岁高龄，太子也近不惑之年，连孙子都有了。然而，他能否继承皇位的不确定因素却越来越增多。�

太子与武帝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意见分歧，使朝臣中也分成了拥太子和反太子的两派。“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党羽，故太子誉少而毁多。”�

随着时间的推移，武帝与太子间的分歧与矛盾日渐加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开始重新考虑卫太子的继承权问题。卫青临死前，显然已感觉到这一点。对此，武帝与卫青曾有这样一番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