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后，武帝崩逝。临终遗命，命霍光、金日磾、桑弘羊、田千秋四人为监护小皇帝的托孤大臣。这四个人的安排也是作了精心选择的。�

在这四个人中，被授予主要军政实权的霍光是卫霍集团的代表，田千秋是新进大臣，桑弘羊是一直忠于武帝军政路线的老臣。�而金日磾则原是匈奴休屠王王子，而休屠部则是匈奴右路之大部落。东汉末（公元202年），曹操逼降南匈奴末代单于呼厨泉，收编匈奴王部，其中最大一支即是“休屠胡”，这一支匈奴的首长当时已被赐汉姓“刘”。此事表明，直到东汉末年休屠部匈奴仍是南归匈奴中的一支强大势力。因此汉武帝在临终前安排休屠前王子金日磾为托孤大臣，显然寓有安抚强大的南匈奴部落的深刻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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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昭帝刘弗陵八岁即位，在位仅十三年，在二十一岁的青年时期病死。他没有后嗣。主持朝政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倡议推立故昌邑王刘髆之子刘贺继位。�

霍光在诸王中提出这一人选是颇为奇怪的。刘髆是李夫人的儿子。李广利、刘屈氂当年就是因为策划谋立昌邑王刘髆为太子而被武帝识破其有篡位阴谋而灭族的。刘髆早死，其王位由长子刘贺继承。�

霍光招刘贺入京的方式也是极为奇怪的。名义上是让他进京当皇帝，但采用的是武装征招的方式，“乘七乘传诣长安邸。”由宗王刘德、光禄大夫丙吉、中郎将利汉等陪伴，实际形同武装押送。半夜朝命宣到，日中即起行离国，下午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实际在途中刘贺已

失去行动自由。（“大奴善以衣载女子入侍王，郎中令龚遂入问王。即责善，交卫士长行法。”）�

这个新皇帝仅在位二十七天，实际是在皇宫中被软禁了二十七天。仅二十七天，霍光就指责其“淫乱不孝”，召集群臣廷议，向孝昭皇后奏废贺“归昌邑”，但已撤销其王国，改为山阳郡。�

消除了昌邑王刘贺这一政治隐患之后，霍光尊立卫太子唯一的遗孙刘病已为宣帝。（这位新皇帝的命运也是颇为奇特的。他是卫太子家族中唯一存活的遗孤，被狱吏丙吉所救，自幼变换姓名而匿藏生长于民间，至霍光主政时方得复出。于昭帝夭死后被立为皇帝。）�

“大将军更尊立武帝曾孙是为孝宣帝。即位，（大将军）心内（仍）忌废帝刘贺。元康二年霍光遣使者赐山阳太守张敝玺书曰：‘谨备盗贼，察往来宾客。毋下所赐书。’”即要当地官员密切监视刘贺。为此，张敞给朝廷写了一个详细的汇报，表明刘贺已无能作为，“上由此知贺不足忌。”�

在改弦易辙的昭帝一朝，在朝主政者中以霍光为一方，以桑弘羊、田千秋等武帝旧臣为另一方；前者是卫氏集团中人，后者是追随武帝多年深受信任的重臣。二者同为武帝临终受命托孤的股肱大臣，武帝显然是希望他们能捎弃前嫌而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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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巫蛊事变中两大集团的对峙和积怨已经太深。这种矛盾终于在宣帝一朝彻底爆发。先有对桑弘羊直接发难的盐铁官营政策的质疑和辩论。始元六年（前81），举行了包括盐铁问题在内的扩及全部国事问题的政策性大辩论。�

《盐铁论·轻重》记述文学言曰：“大夫君（案指桑弘羊）以心计策国用，构诸侯，参以酒榷。（东郭）咸阳、孔仅增以盐铁，江充、杨可之（按即杨可）等各以锋锐，言利末之事析缕毫。”�

桑弘羊是为武帝理财的财政专家。江充曾任水衡都尉，协助从事财政事务。所谓江充“言利末”，是指他准许犯罪的贵戚子弟入钱赎罪，因而“各以秩次输钱北军，凡数十万”。在昭帝临朝霍光当政之时，文学之士出来揭发指证桑弘羊与已伏法的江充曾属于一个团伙，这即暗伏了桑弘羊后来被昭宣时代的首席执政霍光清除而杀头的原因。（昭宣二帝的谥号是颇耐人寻味的。昭，昭雪也。宣，光宣也。）�

支持辩论的丞相田千秋“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实际是支持桑弘羊但又不敢公开表态。�

盐铁辩论的最后结果是霍光推翻了武帝的这一政策。接着，就发生了扑朔迷离的燕王旦、上官桀与盖长公主等阴谋反叛事件，桑弘羊牵连被杀，罪名是“伐其功，欲为子弟得官，怨望霍光”。�

在武帝朝中，桑弘羊自少年入宫，从十三岁为侍中，自武帝即位初年起，长期侍从在武帝身边，作为一个经济奇才而深受武帝信任。由搜粟都尉迁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治绩显著，使“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是对武帝忠心耿耿的兴利开边之臣的代表人物。�

清洗桑弘羊、上官桀以及燕王，实际是霍光走向大权独揽的一次政变。通过这次政变，卫太子之孙得以继大统成为宣帝。通过彻底为卫霍集团昭雪平反，霍光主持了昭宣两朝的大政。这些后继事件都可以视为巫蛊事件的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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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直得注意的是，在霍氏柄政的宣帝时代，霍光继续推行屯田、开拓西域打击匈奴右翼的路线，并最终实现了武帝所经营而未能完成的这一战略目标。�

翦伯赞先生在分析“巫蛊之祸”前后的历史过程时指出：“历史动向向我们昭示，汉武帝作为早期的专制皇帝，实际上是在探索统治经验，既要尽可能地发展秦始皇创建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又要力图不蹈亡秦覆辙。由此开启了昭宣两代的国家安定和中兴局面，表明汉武帝的探索获得了相当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