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绸子意料不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毛主席去世了。县城里的人们被提前通知到广场上听广播。哀乐响起了，人们不约而同地大放悲声。试想几千人同时捶胸顿足地号啕，没有地动山摇的感觉才怪，有几个神经脆弱的被吓得昏死过去。

正赶上中秋节，家里烙了月饼。弟弟说，姐姐我能吃一个月饼吗？姐姐把月饼塞进弟弟的手里。弟弟说，毛主席是天上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逝世了，明天早上太阳就不出来了吗？

事情出在开追悼会的那一天。广场上有近万人肃立着听悼词。弟弟站在一个女同学的后面，这个女同学是他的班长，平时对他很严厉。这个女同学一直在高一声低一声地抽噎着哭，不知怎么一不小心就放了个屁。首先弟弟笑了出来，紧跟着几个同学也笑了起来。老师过来拽着弟弟的耳朵把他拉到了场外。

在广场的一个僻静处有一个厕所，弟弟就被罚站在厕所旁边的一堵土墙后面。老师一走，他就蹲下来晒太阳。他奇怪那么多人站在广场上怎么就没人上厕所。他纳闷儿着昏昏欲睡。他打了一个盹儿醒来，正好看到一个穿着花衣服的姑娘走进女厕所。他环视周围没有一个人向厕所走来，于是他拉着瘸腿窜了起来------

我后来分析事情可能是这样的：那个穿花衣服的男孩儿是蓄谋已久的，很可能不是首次这样做，他穿上女孩子的衣服到女厕所寻找机会，有人发现他是男的，就佯装走错了厕所。这次他突然受到一个同类的袭击。他们扭打起来。惊动了外面的人以后，花衣服说这小子企图强奸他，他只是走错了厕所，他没读过书不认识字不知道这是女厕所，吃了没文化的亏了。公安人员把他们抓回去，说弟弟的犯罪的动机无疑，可花衣服穿着花衣服进女厕所也不能算是什么好东西，各打五十大板，两个少年被送进了少年劳教队。

这一天还发生了一件对我来说惊天动地的大事，刘苏子的父亲去世了。在我家薄薄的墙壁那边，几年的时间，两个人先后去世了。我记得刘苏子的母亲是个清丽的女人，干净得一丝不苟。她喜欢给我梳头，她说多好的头发啊，一把都握不住。她和我的母亲在一起做鞋子的时候开玩笑说，让蓝绸子当我的儿媳妇吧，我当闺女疼她。我的母亲笑得露出了满嘴的牙花子说，刘苏子的心眼子多得像蜜蜂窝，他不得把我这丈母娘卖了。在我们这个镇子上，夸哪个孩子聪明就说这孩子心眼子多。刘苏子的父亲朗读课文真好听，他领读两遍《冯谖客孟偿君》我基本上就记住了。可是刘苏子刚有了后妈，他就躺进了棺材里。我们院子里的地震棚改作了刘苏子父亲的灵棚。我的母亲又开始张罗了，她还有一个优秀品质是不计前嫌。她大声地吆喝客人，唱歌一样地哭灵。我看见刘苏子跪在父亲的灵前一动不动。他始终没有哭。有两次他回过头来，看我家的窗户，这是我俩接头的暗号。

刘苏子的母亲死的时候，镇子上的人唏嘘再三，都说留下这父子俩日子可怎么过呀。日子穷的时候，家里的女人就显得格外重要。同样一袋子米，有女人每天吃饭，没女人每天喝粥。日子富裕的时候，女人的作用就一般了。到了世纪末，人们对于中年男人的祝贺词是升官发财死老婆，因为哪一家都不在乎一袋子米了。可是刘苏子父亲死了以后，人们的表情就不那么悲切。开追悼会时人们竟说刘文采死得很光荣，仿佛他死得审时度势，他是个体面的英雄。

我很害怕，我心疼刘苏子，替刘苏子发愁，刘苏子是个孤儿了，以后可怎么办啊。

我开始讨好我的母亲。母亲的口头禅是，只要我高兴，大腿上的肉我都舍得割下来给你吃。这话我是信的。我母亲这人热心，豪气，你要让她控制你的灵魂，她脑袋都舍得送给你。我想让我母亲把刘苏子要到我家来。把我的吃的给他一半，把我的花的给他一半。我和刘苏子晚上可以搓绳子挣钱。搓绳子是当时镇子上没有工作的人在家里做的临时活儿，可以维持生计。

我蹭在母亲面前想搭个话，我手里洗着一只从食品店后院捡来的装臭豆腐的坛子。我说我和同学学会了做腌萝卜干，等天晴了----我的意思是即使刘苏子到我们家了，也不用担心冬天的菜不够吃。

母亲盘腿坐在炕沿上不说话，她很少这样节约自己的嘴。她闭着嘴表情庄严，眼眶子乌青的，像两枚生了锈的铜钱。

我有点不屈不挠。我说，刘苏子有八块钱的抚养金，粮票和布票都够用----

母亲换了一个盘腿的姿势说，怎么，这么早就想男人了？

我突然窒息，脸红成猪肝。母亲一句话就能把人说死啊。我提起这只坛子，不知道该向哪里扔去。

我没想到，我母亲恶言恶语是想告诉我，我们的家庭也自身难保。

紧接着是大快人心日，粉碎四人帮。中国要拨乱反正，我的家庭也要阴阳大裂变。

首先是父亲在科学的春天里揭竿而起，他卷起自己的行李搬到学校去住。父亲这一举动，在我的面前树立起了高大男子汉的形象。我的父亲不是个窝囊废，我的父亲男不跟女斗，要斗就一举中的，一次到位。

国家决定恢复高考制度，父亲担任了高中的数学老师。母亲呢，坚持一贯的果断和决绝，她屹立在肉案前对着一块五花肉说，什么样的运动老娘没见过，这一点小风浪想把老娘掀翻过？牛蹄窝里能呛死人吗？真是蚍蜉撼树谈何易！她从腰里解下油渍渍的的大围裙朝窗户扔出去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豆芽下饭，哼，多大的一碟菜。正好有人来买肉，她操起板刀剁下一块带骨肉说，这是一斤，不信你约约。对人民群众和蔼可亲，这是我的阶级觉悟。一刀下去说一斤不九两，这是我的业务水平，不服气怎么着？

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想起母亲这个人的时候，逐渐有了一种认识，母亲其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母亲已过不惑之年，弟弟在劳教所，我是猪肉贴不在羊身上，母亲敢离婚。母亲带着不屑一顾的表情，三下五除二地和父亲办了离婚手续。父亲是个优柔寡断的人，真正办手续的时候其实他有些迟疑。父亲把我叫到一个墙角里，对我说，绸子，爸爸和妈妈离婚你同意不同意。你要是不同意，爸爸就不离了。我盯着爸爸的眼睛看，直到他躲开我的眼光。我边抽身走开边冷漠地说，你们从来就不该结婚。当时离婚还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手续很麻烦。母亲拉起父亲的手，过五关斩六将，最终到办事处领离婚证书时，人家还以为他俩是一对来登记结婚的情侣。她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一包北京杂拌儿散给熟人，她说结婚的时候连糖都买不起，现在给大家补上。

不出三个月母亲就和一个平反的右派结为秦晋。她用组织补发给右派的三千元钱办了一个体面的婚宴。三千块钱在当时是个什么概念啊。

在国营食堂三十元钱的酒席包了五桌，当时最有名的一道菜是鱼香肉丝。大家第一次听说这个菜名，只是吃完了还没找着鱼，于是便愤愤然，说这是什么国营食堂，竟敢对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相结合的崭新夫妻偷工减料。母亲一高兴，就为自己的新房拟了一副对联：拨乱反正春风来，吹得梅花二度开。母亲的这副对联，一度曾经成为我们这个镇子上所有二婚家庭的新房对联。后来母亲的第二任丈夫搞五号病研究全国知名了，县志里记述了这位从我们县走向全国的科学家，其中说到他平反昭雪后获得了爱情，就提到这副对联。婚礼上大家让新夫妻讲恋爱经过。右派说，我下放到这里，在这里吃了苦。现在平反了，我想在这里得到甜。我佩服妻子的人品，她是一个心地善良大公无私的人。我会善待她和我们的两个孩子，他们是我们的明天祖国的未来。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有文化的人就是不一样啊。右派的这几句话无疑是很有份量的，受到激励的母亲急不可耐的站起来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我的丈夫用他的科学和智慧支援我们县的社会主义建设，我要向他学习，做好后勤兵，与他手拉手肩并肩建设四个现代化，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奋斗终身。大家报以更加热烈的掌声。我们镇子上的人不禁打心眼儿里佩服我的母亲，她是我们镇子上最有本事的女人，最会理论联系实际的女人。过去她和她的数学丈夫学习数学，她算的一笔好账啊，一斤三两五的猪肉，四毛六一斤，她脱口就能算出六毛二。现在他和她的科学丈夫学习科学，要一起实现我们全人类的最高目标共产主义。

崭新的婚姻给母亲注入了更加新鲜的血液，她生活得更加意气风发。母亲这一辈子就没闲着，改革开放之后，母亲承包了肉食店，迅速发家。继尔母亲办肉联厂，打响了“香一刀”的熟肉制品品牌。后来她到了省城，搞生物制药、办厨师学校、搞服装、屯积羊绒、倒铝锭，哪儿热闹她往哪儿扎。类似慈善啊传销啊炒股啊，什么时髦事她都会尝个鲜。她活得越来越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记得哪一位外国人说过，大概意思是，如果大街上剩下最后一位革命者，那一定是一个女人。她回忆她的大半生的时候，对她唱样板戏的那段时光充满了怀念。她满脸煜煜生辉地说，那段日子肚子扁了一点，但人活得精神，活得有自尊，那才叫真正的生活。十年浩劫，我浩劫谁啦？我勤勤恳恳地卖肉，认认真真地唱戏。我抚养了捡来的孩子蓝绸子，我一心一意把她培养成了优秀的舞蹈演员，我在她的身上倾注了太多的心血，以至于我忽略了对我亲生儿子的教育。无论对社会还是对家庭我只有这一点过错。我不像某某革委会副主任，她手里有人命。

母亲所说的革委会副主任，就是由母亲介绍成为老师妻子的那个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