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才和辛曼，我的父亲和继母结婚了。

他们的婚礼在镇子上的惟一的一家国营食堂举行。正好那天蓝骄子告诉我，说国营食堂装了一只旋转门，为了看新鲜，镇子上的孩子们轮番到食堂走旋转门。婚礼开始的时候我正在旋转门里学驴拉磨跑得晕头转向。我听到人们的笑声猜拳声，我想象着辛曼捂着嘴吃吃地笑，父亲刘文才红光满面垂涎欲滴。我可以说是怀着沉重的心情几乎转着转着就睡着了。

可以说是辛曼的姑父二碰子把婚礼推向了高潮。我正在转门上昏昏欲睡，二碰子背着一麻袋什么东西气喘吁吁地跑来，他站在门口以狗眼看人低的口气说，闪开闪开。看到是我，他呲着满口黄牙说，哎呀，是我侄孙子，还不叫我姑爷爷。我呸，我转过身去。他肩上扛着的麻袋好像很沉，他咧着嘴猫着腰，挪动着角度想进转门。终于他进去了，侧着身子挪着脚步。这时我伸手一搡门，转门裹着他悠了半圈，就连人带麻袋掼在地上。麻袋哗啦一声开了，白哗哗的钢蹦儿撒了出来。天哪，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钱，辛曼的食品店也未必有这么多钱啊。这时里边的人跑出来，一个个目瞪口呆。二碰子是给父亲和辛曼搭礼来的。大家都惊叹道：乖乖。后来我听我们镇子上的人说，这一麻袋的钢蹦有一千块钱，一千块钱是父亲四年的工资，能给我们镇子上的小伙子娶两个媳妇。

但是我听到了一种异常的声音，是从红筒的高音喇叭里传来的，后来我知道这是哀乐。

毛主席逝世了，山河悲恸欲绝，万物瞬间枯竭。

哭声从食堂里徐徐升起，最后变成了雷霆万钧。人们揪心拽肺捶胸顿足，有的开始呕吐，呕吐物花花绿绿的西洋画一般。我看到父亲金鸡独立地站着，一双长满汗毛的瘦腿在簇新的涤卡裤子里瑟瑟发抖。但我一直没有看到辛曼，她也许伏在哪只桌子上，对于她即将到来的命运未知先觉或未卜先知。

实际上那几天我完全忽视了我的父亲，我们在做铺天盖地的白花，在擤万古江河的眼泪和鼻涕。我可怜的父亲终于等到毛主席追悼会的那一天，他在人山人海的广场上猝然倒地。对于父亲的死，其实我早有预感，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有人说父亲是长工的儿子，因为对毛主席感情深厚悲痛而绝。有人说父亲鳏居时间长了，又因新婚劳累过度而亡。也有人说两个因素兼而有之。听到这些说法，几天来一直懵懵懂懂的辛曼站出来了，她说毛主席去世那一天晚上，学校的领导找他们谈话了，说在毛主席治丧期间不许他们同房。

原来如此。那个时候我已经无师自通地懂得了什么叫同房。我的父亲真是生得伟大死得光荣，他最后的一举为我们活着的人争足了面子。

父亲躺在太平间，似乎就是四年前母亲躺过的那只床。我想起了母亲，想起了母亲的死因，一种欲望腾空而起，我不加思索地撩起了父亲身上的白布单----父亲赤裸裸地暴露在我面前，他的身体与澡堂子里的男人没有什么两样，没有什么可以打死人的扛子，只是阴毛葳蕤得像一团大胡子。我在琢磨着它到底像我见过的哪个人的胡子，辛曼尖叫一声扑上来，用身子盖住了父亲的身体。

后来我发现辛曼还是一个处女后，我才知道那是他们彼此第一次的覆盖。

像辛曼说的那样，我们可以生活在一起吗？没有了父亲我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生活在一起了。学校的领导到我家谈我的抚养问题，也提到了我的何去何从。我戳在大人们面前，脖子拎着脑袋，等待命运的发落。

我听到辛曼说，刘苏子就是我的孩子，我们要在一起生活，我养他小他养我老。

就这样我成了辛曼的孩子，其实我只比她小八岁。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她，放学回来把书包往床上一扔，我说，哎，我饿了。我们有两间房子，辛曼住里屋，我在外面。那只簇新的牡丹花痰盂没来得及用，颜色鲜艳地放在墙角，摆设着。晚上在两间房子的门口放着尿盆，除了锅和尿盆，我们还没有共同的东西。

辛曼常常背着我哭，我发现她哭的时候像笑，笑的时候反而有点像哭，以后我才知道辛曼长着老年人所说的苦命相。她常常拿着结婚证发呆，这让我很反感，这张结婚证就她对我的背叛。我有点仇视她。

这一年我同我们的国家一起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我长大了。父亲一死“四人帮”就被揪了出来，紧接着科学的春天到来了，陈景润等科学家研究起了一加一等于二。在我们这个小镇子上，最先感应科学的是史学工的父亲，他把他两个儿子的名字由史学工史学农改成了史高峰史攀登。其次就是蓝绸子的父亲，他动静很大地卷起铺盖离开了家，他要跟他的“李奶奶”离婚，也就是说，知识分子雄风勃发，要和工人阶级叫板了。

我很担心蓝绸子，其时她的弟弟蓝骄子进了少年劳教所，她的父母又要离婚，她的日子肯定不好过。可是我和蓝绸子已经有一阵子不说话了。在我们这个镇子上，不知谁规定的，一长大了，男生和女生就不说话了。

有一天辛曼下班回来，给我带回来一本《汉语辞典》，两块砖头那么厚，五块钱。她义正辞严地对我说，高考恢复了，你要好好地给我考大学。刘老师走得太可惜了，要不他准能代毕业班。

我心想这不说了一句废话吗？我讨厌她提起我的父亲。

那时候我的心不在学习上，我热衷于偷鸡摸狗和偷看女人。辛曼经常往家里买食品店里磕破的鸡蛋，一块钱一盆，长疤的水果还有各种点心渣，用黢黑的马粪纸包着放在我的桌子上或书包里。可我对这些不稀罕。

我宁可猫在批发仓库的后墙下挨老鼠咬，宁可为了和史高峰争一块柿饼打破头，我也要自己亲自偷着吃，乐趣全在偷的过程中。我和史高峰打了架之后有时也有短暂的联合。这就应验了一句很有哲理的话，在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联合。冬天的晚上，把热炉灰放在铁锹上，伸进鸡窝里，鸡就站在了炉灰上。把铁锹慢慢地移出来，一只手抓鸡，一只手窝鸡脖子，鸡只咯咕一声就完了。把死鸡拎到野地里，口袋里揣上盐，用柴禾烤着吃。地上挖一个坑，烧上树枝，把土豆埋进去，味道赛过苏联人的土豆烧牛肉。食物能让人的心和心融洽起来，难怪后来人们勾通心灵的方式总是在饭桌上。只有这一刻我和史高峰像一对老朋友，推心置腹，你敬我让，无话不谈，君子十足。史高峰告诉我说，不打不成交，我爸白天骑在我妈身上打我妈，晚上我爸骑在我妈身上求我妈，不打不成交。史高峰关于不打不成交的理论精辟得让我似懂非懂目瞪口呆。饭后一袋烟，赛似活神仙。史高峰捻碎一些干菜叶，用田字格本卷着吸。我们的生活比蜜甜。酒足饭饱生淫欲。我们打着饱嗝开始想一些意识形态的事情。史高峰凑到我跟前说，你，你亲过女人的嘴没有。我摇头。史高峰捋起自己的袖子，咬在自己的胳膊上含含混混地说，跟这可能差不多。我跳起来大笑，我真的觉得太失笑了。史学工有些恼羞成怒，他说，你肯定和蓝绸子亲过嘴。于是我们又捋胳膊抹袖子打了起来。

不夸张地说，有一阵子，我们镇子上所有自行车的铃盖都跑进了我们家，我把它们扔进院子里的菜窖里，我站在菜窖口听当当的响声，充满了成就感。第二年，我把它们一个一个地捡出来，它们结结实实地生了锈，我到废品回收站卖了个好价钱。这个意外之财发得我喜出望外，我的兴趣转移了，我瞄上了废品再利用。我发动我的狐朋狗党拾零碎玻璃，一筐一毛钱，我卖到回收站一筐一块钱。

我买了高档纸料，我要做一些上好的扑克牌，卖给我的同类。我花了十块钱最终也没做出一副像样的扑克牌，可当时商店里的扑克牌一毛五分钱一副。之后我到处捡牙膏皮，加热熔化，倒进地上挖好的洞穴里，冷却后是一锭一锭的铅，当然也卖了好价钱。我买了玩具手枪和钢材，我要模仿着做一只驳壳枪。

那时候我学会了吸烟，场所在厕所里，香烟的来源是电影院的垃圾场。电影院的垃圾场最多的是葵花籽皮和香烟蒂，没钱买煤的人家长年用垃圾场的葵花皮当柴烧。我常蹲在垃圾场里拾烟蒂，五分钟就能捡两口袋。然后在厕所里慢慢受用，两种味道结合起来，美妙无比。

我的丑恶行径辛曼当然看在眼里，但她从不说你不要怎么做，只说你应该怎么做。由于从小没了娘，我有很多事情不会做，不怕难为情，我不会刷牙，总把牙齿戳出血。不会串鞋带，不会剪指甲，甚至不会擦屁股，我经常跑进公共厕所里才想纸。有几次刚蹲下，就听得辛曼在外面喊，刘苏子，带纸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