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了激情的女人是漂亮的。母亲身穿打补丁粗麻衣服坐在忆苦思甜大会的会台上，大家顿时鸦雀无声。她梳着柯湘头，眼睛炯炯有神，她昂头挺胸，全身的每一个毛孔都放射出咄咄逼人的光芒。

人们不难发现这个操刀卖肉的女人，几年的工夫就被毛泽东思想滋润得有声有色了。她甩一下柯湘头，以李奶奶痛说革命家史的语调说，我是一名新中国的妇女，我要讲一讲，我们新一代妇女是怎样在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下扬眉吐气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团结起来，参加生产和政治活动，改善妇女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有组织地调剂劳动力和推动妇女参加生产”。

下面有人发问说，什么叫劳动力。

母亲说，就是劳动的时候要卖力，卖死力死卖力。

由于这一段语录大家不太熟悉，母亲的学问和思想境界更加让人们刮目相看。对接了人们赞许的目光，母亲兴奋起来。她提高声音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为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生产活动，具有积极的意义。在生产中必须实现男女同工同酬。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才能实现”。旧社会，我们妇女的头上顶着四座大山，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还有夫权主义。旧社会，男人把我们当褥子铺，新社会我们要把男人当被子盖。

下面的人笑起来，大家左顾右盼地找母亲的丈夫蓝采和。父亲仓皇地站起来绕开人群往出走。会场上横着许多椽子供人们坐，父亲被一根椽子绊了个四脚朝天。会场上一阵大乱，一片大笑。

母亲站起来一挥手说，林彪笑话（效法）孔老二磕打妇女（克己复礼），我们坚决不答应。

父亲这一跤摔的的确是不识时务，母亲因此不依不饶。

你想用自绝于人民的方式对抗无产阶级专政吗？

你专政的又不是我我对抗什么，我要是想对抗，我就上台把你对抗下去。

你这个臭老九，你还敢上台颠覆我。说着母亲把父亲的教案撕个粉碎。她夺过父亲的钢笔掼在地上一脚踏上去。这是一支劣质钢笔，经母亲的一踹，鲜红的钢笔水喷溅出来射了母亲一脸。母亲说，你这样满肚子黑水的人就不配用红钢笔水。

红，在那个年代代表一种质地。

晚上父亲就挤在我和弟弟的床上睡。母亲演出回来后，把一只油饼掰开分别放在我和弟弟的枕头上。她拽起父亲说，走，过去你压迫了我那么久，现在想一躲了之没那么便宜。

父亲站了起来。我闭着眼睛想，父亲肯定会给母亲一个耳光的，我等待着那个石破天惊的声音。但是我期待的事情没有发生，父亲抱起自己的枕头走了。

我听到母亲的喘息声。浑身一阵发热一阵发冷，我扭动着身体，充满了对身体的厌恶和羞耻。我忍无可忍了。睡觉前趁他们不在，我把父母床底下的一只硕大的老鼠夹偷偷地移到了床上的一个拐角里，我知道这只老鼠夹至少能打死一只鸡。终于在一个闷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夜晚，我如期听到了一声惨叫。不太理想的一点是，夹断脚趾的是父亲而不是母亲。

父亲在我面前一瘸一拐地走着，他不看我也不说话。母亲的眼睛一直瞪着我，但是我不看她也不说话。不久父亲的脚就痊愈了，可是在母亲每晚的抱怨声中，我听得出来，父亲受伤的不仅仅是脚。

就这样在母亲的焦躁不安中，一个穿着雪白的的确良衬衫的男知青走进我的家里。

他是一个天津知青，由于决心扎根农村一辈子，被调到县艺校当老师。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时借他来给报幕。他的声音很好听，一说话就笑，牙齿洁白整齐得像是假的。

母亲说他虽然才24岁但已经扎根六年了。他说过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现在到了县城要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请母亲对他多加指教。之后他笑，露出好看的牙齿。

母亲看上去很兴奋，她把我叫出来给他添水。看到我他非常吃惊，他说这是你的女儿吗？你女儿的气质与众不同，你为什么不让她学习舞蹈呢？

这时母亲把我拽过来端详了一阵说，你别说这丫头还真有那么点意思，就是面黄肌瘦的发育得不太好。我听到发育两个字非常刺耳，我抬起头瞪了母亲一眼走开了。

我在心里管他叫“的确良”。这一年我12岁，我知道的确良比我大一倍。的确良成了我们家庭里的朋友。他来的时候给家里带一包肉松，吃饭时他用自己的筷子把肉松拌进我的米饭里。我心跳得厉害，一点一点嘬着吃，我不知道这又甜又咸又香又酥的东西是用什么做的。我想问问他，但我不知道该叫他老师还是叫叔叔。

这时母亲就说话了，绸子你快点吃。长嘴是干什么的，话不会说饭也不会吃啦，和你爸一个样，夜壶还有个嘴儿呢。

我噙着一口饭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我想哭。

的确良打断母亲的话说，女孩子文静一点好，蓝绸子你慢慢吃。艺校马上要招生，你到艺校当舞蹈演员好不好。

我垂着眼睛点点头。

的确良说，我还没听过绸子说过话呢，绸子说话的声音一定很好听。

我抬起眼睛想对他笑一笑，但是我不敢。

的确良走的时候，母亲给他手里塞一包红糖，母亲说这是古巴糖，她托人买的。我知道这糖是怎么来的。母亲让我和弟弟到副食品商店的后院捡红糖的包装袋。回到家把草编包装袋翻过来，每一只袋子可以刮下来一碗红糖。

接着我缴了5毛钱的报名费报考艺校。的确良是考官。他让我劈了个叉，下了个腰，跳了一段《北风吹》，又唱了一段“我是公社小社员”，我就被录取了。这样我每天都可以见到的确良。

他指导我练功，我的腿放在平衡木上，他的手就压在我的脚背上。他的手是修长的，手背上有分布整齐的汗毛孔。他用一只手托着我的后背练习下腰。脑袋几乎着地的我倒过来看他，看到他的睫毛扇子一般抖动着。一有闪失他就把我像饺子一样捞起来，我闻到他身上淡淡的树根一般苦腥的味道。排练一些高难度的动作时，我先在他的双手间旋转。我的身体像一匹丝绸在他的手心舒展、折叠、收紧或摊开。他用手擦擦我额上的汗说，注意表情，深情一点，挺胸抬头，脸像太阳一样徐徐升起来。

我的心插上了翅膀，一看到他，我的心就飞翔。

除了练功和排练，他们也要参加一些社会劳动，比如挖防空洞，种树，扣土坏盖校舍。种蓖麻的时候，他挖坑，我点籽。

我问，蓖麻有什么用途。

的确良把铁掀插在地上，从我的衣襟里捡一只蓖麻籽用牙齿嗑开，两只手心对着一挤。他抓过我的双手，在我的手背上揉搓着说，蓖麻油的用处可大了，可以做润滑油还可以做泻药。我的手立刻润泽起来。他说，你要保护好自己的手，舞蹈演员的手比脸还要重要。

晚上他也拉着我的手送我回家，我们经常不说一句话。我的手在他的手心里，像小鸟在窝里，我想嘁嘁喳喳地叫起来。我看着西天亮晶晶的一颗星，我在祈祷。就这样走下去吧，脚步不要停下来。天啊，地球不是圆的吗，让我们同里掉下去吧。到了家门口，他看着我走进去。我摘下头巾赶快到窗前看他。外面的天总是一片漆黑。于是我开始盼着第二天早晨太阳早一点升起。

有时候他也跟着我进家，向母亲说我的一点点进步，他说的有点急，脸红了。他对我的母亲说，蓝绸子最大的优点是不说话，嘴上不说，就可以用肢体来展示。嘴说了，身体语言就会贫乏。那是我第一次听说身体语言这个词，原来会说话的不仅仅是嘴。于是我觉得母亲总是动静很大地张开嘴说话，简直就是可耻。

母亲听了老师的话还是撇了嘴。嘴在母亲的身体上作用很大，除了说话，还要有声有色地咀嚼，回肠荡气地笑，配合眼睛无声地鄙夷嘲弄，或者啧啧啧表示赞赏。等老师走后，她雄纠纠气昂昂地从我的身边擦过去，对着玩尿泥的的弟弟说，不叫的狗才会咬人呢。

那是一个可以一夜走红也可以顷刻覆灭的年代。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一两年。马上有更好的演员粉墨登场，母亲黯淡下来。但是母亲不甘寂寞，她的热情又被别的事情点燃了。她开始张罗着给的确良介绍对象，她说要想扎根一辈子，必须在当地成家，让子孙后代深深地扎根。

母亲在外面的时间少了，可在家里她不能闲着，她不放过我父亲。晚上不知道她用什么办法折磨父亲，我听到父亲在哀求什么。我希望父亲像狮子一样跳起来，可父亲始终没有。为了终止父亲的委屈，打断他们的争吵，我一脚把睡在我身边的弟弟踢下了床。弟弟嚎啕起来，母亲奔过来，我看到她胸前的两只口袋煽风点火般地晃动着。想到自己以后的身体也会是这个样子，我有说不出的绝望和悲哀。

弟弟第二天就开始发烧，几天后，我们发现弟弟的一条腿不会动了。弟弟得了脊髓灰质炎就是小儿麻痹后遗症。我不知道弟弟的病是不是与自己的那一脚有关。只是从此我更不爱说话了，胆子更小了。偶然自言自语一句什么，我把自己吓一跳。

我把弟弟背在后背上。弟弟上学放学都是我接送。弟弟除了一条腿别的地方发育得都很快。他几乎和我一样高，他趴在我的后背上，一条腿拖在地上。我们像一对连体人经常走在大街上，大家都说，蓝采和夫妇捡的这个女儿值当。

夕阳落山的时候，我拖着弟弟慢慢地往家走。弟弟叫了一声姐姐，我应了。弟弟又叫了一声姐姐，我也应了。可弟弟突然张开嘴撕咬我的后颈，他的口水和眼泪黏乎乎地沾了我一脖子。

我把他撂在地上，自顾往前走。走了几十步回过头来，弟弟蜷缩在地上，脑袋窝在裤裆里。我不忍心又折回来，拽着他的双手把他搭在我的后背上。

后来弟弟恢复得可以自己走路了，但是他依赖我的后背，看不到姐姐的后背他就心慌。

弟弟啊，你要给姐姐争口气。我讲了一通关于残疾人身残志不残的大道理。

弟弟说，谁说我是残疾人，只要我不离开姐姐我们就有三条健康的腿，别人有吗？

我说，你不能总不离开姐姐呀。

弟弟说，我就不离开姐姐，我长大以后要和姐姐结婚。

我甩开弟弟说，我是你姐姐我们怎么能结婚。

弟弟得意地说，我知道你不是我的亲姐姐。

我再一次把弟弟踹到床底下。我在他那条瘫痪了的腿上使劲踢。那条腿软塌塌的，被踢得像一根麻花扭来扭去。踢累了，我就坐下来喘息，哭。可是弟弟不哭，他爬起来依然跌在我的后背上。我再一次把他撂下去，踹他另一条腿，弟弟再一次爬起来。三番五次直到彼此精疲力竭。我放声大哭起来，我把弟弟拽到我的面前，揪着他的头发说，弟弟啊，姐姐这么亲你，你就不能听姐姐的话吗？你就不能给姐姐争口气吗？

弟弟被拽得呲牙咧嘴，但他还是对姐姐笑了一笑说，我不离开姐姐给姐姐争口气。

我意料不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这件事缘于毛主席的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