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8月23日晴
像一颗久蓄在膛的子弹,我们终于把开篇词发射了出去。
我们的开篇选在了天池。天池在天山的博格达山峰下,海拔1910米。在去天池的路上,原以为是一路坦途,却不想原先有些宽敞的桥梁和道路被不久前爆发的洪水冲得面目全非,临时改的道高低不平,尤其是那桥梁,拧挤的身躯断成几节,无奈地躺在路旁,一眼看去,竟有些凋敝的样子。8月9号的洪水实在太大了。尽管如此,去天池的路还是通畅的,而天池的美则无须赘述,那种绿如翡翠的色彩、静若处子的沉静让人心悸。
我们的直播点架在一个半山坡上,离地面有百十来米的距离,坡面很陡,徒手爬上去,人会微微喘气。爬上坡顶,才知那是一个看天池的绝妙处。但是却苦了我们的技术人员,我们没有雇用其他人力,所有的设备都由我们的技术人员上下数趟地移到山顶。尤其是大摇臂和沉沉的铁疙瘩配重盘,让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都不堪重负。刘沙是我们摄制组年龄最大的,今年恰好五十岁,他看起来面相很年轻,也没有中年男人的大腹便便,平时干活都让人忘了他的年龄,可是提着铁疙瘩,在山坡上跑了两趟后,刘沙也悄声对我说:太沉了,真的吃不消!除了东西多,东西沉,新疆的太阳也格外让人吃不消,那是真正的毒日,直直的晒在身上,让人有一种被涂炭的受虐感。几趟下来,男人们大都手脚发软,气喘吁吁。
设备调试必不可少,而今天的调试仿佛格外地不顺,是因为山高路远吗?北京演播室的声音,怎么也听不清楚。听不清演播室的声音,我如何跟他们精确地对接呢?大家都格外着急。负责音频的小伙子,慌忙从平地的转播车里爬上坡来,气息未平,就忙着为我更换话筒。我看得出他有些不安,因为大家都在等声音,没想到他这一爬不打紧,由于线路持续的不清晰,他竟上下爬了十次,最后那趟上来的时候,他的眼神里透着一股狠劲,那意思大约是:不可能再不行了呀!
在等声音的当口,每个人的脸上都晒得泛油,尤其我,因为持续的曝晒,透过特意加厚一层的粉底,脸上的油还是渗了出来。那太阳的热度就像近距离被火炉烘烤,周围的几个哥们儿怜惜我,有的在我的左边支着伞,有的拿反光板挡在我的右边,临时为我搭起一个遮阳的棚子,而他们自己却一直暴露在当头的毒日下。棚子下的阴凉凉在了我的心底,除了不值钱的感谢,我也没再多说什么。在一个友善而默契的团队里,有些话就是多余的。
在毒日下工作,最难的是心平气和,加上诸多的不顺遂,人难免会不由自主地焦躁。但是今天还好,我和我的团队怀着对开篇顺利的执著期待,终于度过了在山坡上难挨的每一秒。职业精神有时是可以克服一切的。
从调试到录制,我们在山坡上待了近六小时。从坡上下来的时候,裸晒的多数男士的皮肤仿佛一下子变成了酱紫色。尤其摄像丁峻的鼻子,圆圆的,肉肉的,被太阳裹了一圈颜色,像额外粘在脸中央的一团肉疙瘩,一眼看去,竟有几分喜剧的味道。至于体重不下一百公斤的胖子倪刚,因为面嫩,当即开始脱皮。而我,粉底盖不到的脖子,像被人用皮鞭狠狠地抽了一道,十厘米宽的晒痕在不算黑的肤质上格外刺眼。
最有趣的还是我的直播搭档——考古专家巫新华先生,他在野外二十年,走遍新疆和西藏。刚才他对我说:“这辈子无论在沙漠还是在戈壁,都没抹过防晒霜,刚刚启程前特意去商店买了一支,拿的是柜台里防晒指数最高的一种——30倍。”说完,他又有些不好意思,连忙自嘲:“没办法,直播前后也没法遮阳戴帽子,晒得实在受不了。”
我知道,不管节目质量最终如何,观众今天在电视上看到的一定是极其赏心悦目的画面,因为我们在精心打磨画面上的每一帧每一秒;还因为那是新疆,那是天池。
于是,劳累一天之后的心情多少就有些释然。
8月23日下午写于行车途中
从8月25日节目开始,我每天都在新浪网上挂一篇手记,详细记载节目进行中的种种。这是第一篇,主要记载第一天节目录制的辛苦与不顺。脖子在天池山上晒的那道晒痕,至今还依稀可辨。一生都没那么晒过,晒过了就再也忘不了。
人人都期盼开张大吉,而开篇的不顺,似乎并没有在我们心里留下太多的阴影,仿佛一切都是自然的。磨合嘛,没有磨,哪来的合呢?
对于我,最难接受的倒不是辛苦和日晒,而是对节目形态的没把握。看过第一期,有人说:不就是把演播室搬到了天池吗,没什么新鲜的呀?而自我感觉,镜前状态明显偏硬,松弛不下来。
也许是自信吧,也许是对整个节目组的信心,我们准备了那么久,我相信这只是开始。在逐步寻找的过程中,我们会有一种合适的节目形态出现。或者说,那种形态已在心里,呼之欲出。
8月24日,摄制组离开乌鲁木齐,正式上路,人生的一次崭新体验终于来临。大小十辆车,车身贴着鲜明的红黄色调的节目标识,既醒目又神气,一万六千公里的行程,激情开拔,一路浩荡。
没有上过路,便不知道那样的遥远究竟意味着什么。离开那天,我无意中回望一眼自己住过的酒店,心想,再回来就是一个多月后了。再回来,你还会认识我吗?我会变成什么样呢?
在去新疆的前一天,我到摄影棚拍了一组照片。当时想,不知在新疆风吹日晒,自己终究会改变成什么样子,权当纪念吧。
2005年8月25日多云
昨天,我们终于上路了,离开乌鲁木齐开始我们的远征。在出征仪式上,总领队孙平从新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努尔·白克力手中接过了出征的旗帜。迎着风,孙平将旗高高举起,它在空中奋力地摇曳。望着旗,我们有些激动,大家鼓着掌,知道期待已久的也是艰难的行程就此开始了。
远征的第一站是哈密。哈密因哈密瓜而闻名于世。算起来,乌鲁木齐到哈密有六百公里的距离,一部越野车要跑六个小时,长龙似的车队要走多久,谁也不得而知。
最后我们走了多久呢?整整十个小时。下午两点出发,夜里整十二点到达。
因为直播是一天一站,我们预估每天中午直播完成后,收拾机器,吃完午饭,下午两点半上路,到达下一站的时间最长不超过八小时。到达得越早,第二天的直播准备时间就越充分。而这十个小时,已经大大超出了我们的心理预估。
到达以后我们必须做第二天的文案及各种准备,第二天七点半准点起床,如此下来,我们一天才能睡几个小时呢?我们能坚持一个月吗?
我们的节目,还有我们的上路,就是在这样的心理压力下开始的。
现在回想起来,很可以轻描淡写。坦率地说,我现在已经再不怕坐车了,路途多长都无所谓。记得当时,路途遥远不说,时间拉长不算,当汽车不断地摇摆摩擦,把局部皮肤都磨烂的时候,坐车在当时,的确就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我是一个做事情极投入的人,如果打算认真做一件事,其他的一切我就会视而不见。
记得在儿子两岁的时候,我正专心看中央台新近推出的一个栏目,那时我在地方台,业务上正走入瓶颈,央视的节目和我当时的一个节目想法很相似,所以看得格外专心。儿子小,是正依恋妈妈的时候,他见我坐在那里,就撒娇地走到我身边,嘴里喊着“妈妈……”,希望我同他玩一会儿。儿子的要求当然打搅了我,我想都没想地朝他喝斥一声,把他支开,继续看节目。等到节目结束,发现儿子不见了,客厅亮灯的地方没有,就到卧室去找。卧室黑着灯,见一个小小的身子正趴在我的床边,默默地流泪。那一下我心疼得不得了,当即给儿子陪不是,儿子这才把心里的委屈释放出来,大声地哭了。
在新疆的四十天,我房间的电视一秒都不曾打开过。头些天根本没有时间,后来节目走顺之后,虽有些时间,但好像唯恐自己心散了似的,有时间就看资料,写手记,观察四周,张开自己的每一个细胞,吸收有关新疆的一切。再后来,更是彻底想不起来看电视了。这种状态,在我回北京以后的很多天都是如此,总觉得自己的魂儿被什么牵着,我受那魂儿的指引,钻在新疆的套子里,怎么也出不来。
我总觉得,能这样投入地做事情,是人生的一种幸福。投入会使自己的能力、注意力、精力、体力,在一段时间内,呈现最有效的释放,增大事情成功的可能性。
《直播新疆》从第六期开始,也就是从南疆的于田开始,进入到一种稳定的操作状态,节目变得好看了。所谓好看,就是让新闻、历史文化、直播现场有机地交织在一起,透过主持人和嘉宾的娓娓述说,使观众在轻松的氛围中愉快地接受。我们的讲述注重故事性,语言注重文学性,在这个基础上,更注重生活化。有现场观看的观众说:如果不是特别提醒,我根本不知道节目已经开始了。看你们的样子,和先前同我们聊天的时候没什么不一样啊。
这种同生活极为贴近的讲述方式,是这次节目给予我个人的最大收获。这种叙述同演播室的日常新闻性语言差距太大,在新闻性语言的巨大惯性下,要找到这种生活化的表述方式是不太容易的。容易的是去模仿生活化,而不是本真的生活化。这需要主持人放下很多东西,实实在在真正地放下。
有一句话,不知谁说的:学会生活就是学会放下。这个意思比较大,我只借用它放下的含义,说明放下本身是多么重要,又是多么不易。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嘉宾巫新华博士,在同他的共同探讨中,我们建立了一种彼此都觉得自如和自然的交流模式,从而形成默契,呈现在镜头前。合作者之间的默契是有观赏价值的,它甚至会构成审美氛围,产生审美愉悦。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挑选合作者不仅要看专业层面和基本形象条件,更重要的是,看他能否同合作者之间形成有效表述,这个有效就包括了最应该被考虑到的屏幕默契。
这也是这次《直播新疆》的一个成功因素,有不少人看完节目以后说:听徐俐和巫博士聊天挺舒服。
我们的行走路线,是先走南疆再到北疆。在南疆的最后两站,走到阿图什的时候,在一切都进展顺利的时候,制片人孙平突然把节目中的主体部分,交给了平时只作为采访记者出镜的于婷婷主持。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安排。我不知道为什么,只觉得有些奇怪,是因为我的节目主持得不好吗?怎么没听他们说起呢?我什么也没有问,径直认为大家都是做节目的人,有这样的安排,一定有他的考虑和合理性。
过后,孙平向我道歉:“我很不厚道,我在做最坏的打算,万一你倒下了,得有人替你啊。我有意让于婷婷先锻炼一下。”孙平是个厚道人,大概他觉得他的“叵测居心”难以向我启齿,就只好闷着了。
孙平的考虑自然有道理,尽管我已经告诉他们,我的身体没有问题,但行程万里,谁又说得准呢,万一出问题了怎么办?事实上,在行程过半的时候,我的第一个疲劳极限已经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