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过，从上到下，大家对这次战争报道极为重视，开战之前就做过数次的演练。为了第一时间能把开战消息发出去，经常是在办公室的过道里不知谁喊了一声“开战了！”就听见各工种的人一阵骚动，以最快的速度往播出线上跑。在那么几天里，大家都练皮了，练怕了，再不开打只怕连神经都有些抗不住。那种状态下，人很难有平常心，情绪会失控，而我又特别容易受这种氛围的影响，每个神经细胞都处在极度的亢奋中，这种亢奋会导致自己在镜头前的状态夸张甚至稍有变形。最初的几天我就是这样，不自觉地陷入了一种对重大报道渴望已久的激情之中。夸张也好，变形也罢，一切都会在镜头前成倍地放大。比如，导播催得急，如果我自己从容，我在打断嘉宾的时候就会和缓一些，说的也许是同样的话，做的也许是同样的手势，但出来的节奏会不一样，效果自然就大不相同。如果要总结经验，这是我头一条要汲取的教训：镜头前我原本就自信，怎还经得起哪怕多一分的夸张和渲染。尤其在战争报道中，任何过于个人化的东西一律不受欢迎，人们会视之为对战争报道的干扰。

再把话说回来。当我在镜头前开始变得小心的时候，我几乎失去了对自己的信心，也失去了对整个节目控制的欲望。相信明眼人看得出来，我几乎是在放弃。这种放弃变成了一种强迫，强迫自己把自己收敛起来。那种镜头前的状态是我完全陌生的，我不知道如何是好，甚至在播报新闻的时候，我都会高频率地出错，而在此之前，那是我的强项啊！开战的头两三天，我只有兴奋而没有丝毫的紧张，后来的大约一星期左右，我天天在镜头前紧张，紧张导致的出错频率在不断地增加，以至于到播报新闻的时候我的心就会狂跳，只盼望着新闻环节赶快过去，到了访谈环节我反而轻松了，把话题交给专家，心里说：你们谈吧！我再也不会打断你们了！

在这样一种近乎消极的状态下，我经历了直播以来我称之为最恐怖的一夜。那是３月２６日，战争没有太大的进展，同步画面加起来没有超过五分钟，没有一个电话连线，除了整点播报新闻，其他的时间全留给了访谈。从晚上六点半开始，到夜里两点结束，我粗算了一下，我和嘉宾谈了将近六个小时。六个小时，先不要说疲劳，又有多少问题值得谈六小时呢？当天的战况谈完了，当天的新闻谈完了，当天准备的核心话题谈完了，当天我自己能准备的所有东西都谈完了，时间还有富余。主持人被置于了一个怎样危险的境地。过后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会让这样的状况出现在长达近八小时的直播过程中？在那天晚上，访谈成了填补时间的下脚料，我不断地听到导播下达指令：切演播室访谈！

画面切过来，我们除了谈，没有任何选择。谈到没得可谈的时候，我请求嘉宾在话题中掺水。天哪，让专家在自己的讲话中掺水不就是辱没他们的学术清名吗？但是，没有办法了，我们需要把时间打发过去。事后我们说，那晚，为了伊拉克战争节目，我们掺完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的水，在访谈节目中算得上空前绝后了。至今，我都对那晚上的四位嘉宾心存感激，是他们以他们的善解人意和丰富学养同我共渡难关。也许他们心里对节目安排也有看法，但是他们没有任何流露，也没有任何怨言，他们总是平静地应对着一切，包容着我的急躁和不安。

那晚的演播室奇热。三月份北京还没有停止供暖，室外的温度也不高，但长时间的作业使演播室的温度达到了三十一摄氏度。那个季节动力部门不可能想到演播室会需要冷气，他们倒是把暖气关了，冷气自然没有。我穿了一条秋裤和西裤，里外完全湿透了；职业装里的前胸和后背，汗水一直在小河似地流淌。燥热，实实在在的燥热，时间在那个夜晚显得格外地漫长。那晚的导播也神了，可能是第一次导这么大型的节目，她有种近乎神经质般的紧张，除了下达指令，她总是在不断地说话（通常导播除了下达指令，一般都会避免再说话，因为那样会干扰各工种，尤其是主持人的作业），她的声音透过耳机固执地在我的脑袋里响着，长时间地响着，弄得我几乎要神经分裂。我善意地提醒过，但也许是太紧张，也许是手头的东西太少，对整个节目没有把握，她控制不住地总要说，浑然不觉地长时间地在说。更糟糕的是，她多次下达错误的或是不明确的指令，让我多次措手不及。有一次，我记得是在整点新闻时段，她没有准备好下面的节目，而我播过的内容马上就要播完，她不知道在冲谁喊：接下来是什么？！接下来是什么？！作为播出线上掌控一切的导播都不知道接下来是什么，还会有谁知道呢？可想而知，除了把画面切给我，切换人员没有别的任何选择了。

那晚，在这样的心惊肉跳中，在这样的燥热不安中，在这样的漫长无边中，我艰难地度过了。从播出线上下来的时候，我已近乎虚脱，想吐，心里窝着的无比的愤怒和委屈让那种生理感觉更加剧烈。

我之所以称３月２６号晚上是个恐怖的夜晚，是直到现在我在回忆在叙述那八个小时过程的时候，仍然禁不住心惊肉跳。怎样的镜前经历才会给人留下这样深刻的刺激？在我今后的职业生涯中还会再次遇到吗？但愿不会了。

我无意说谁的不是，我知道在那样空前的超负荷运转中，什么样的疏漏都有可能发生，对此我深深理解。如果别人写我，一样会写出我的缺点。所以，我并不因此而抱怨什么。我只是想把它记载下来，它应该成为我们的记忆，成为我们未来行动的镜子。我还要说明的是，任何人任何工种的疏漏，都有可能加重主持人在镜头前的危险。主持人是节目的最后一道关口，主持人觉得危险了，节目的安全也就没有了保障。

在我的镜前状态受到部分观众质疑后，到２６号晚上，我的情绪跌落到了谷底。下班回家已是凌晨三点，我无法入睡，我在心里问自己：还有勇气做下去吗？你真的还能坚持吗？我走到镜子跟前，看见自己面颊消瘦，双眼深陷，眼中布满血丝，整张脸极度地憔悴不堪。那一刻，我的确想到了放弃。我对先生说：我不做了，行吗？

先生是我在这世上最深的知音，他太懂得我，他知道我正面临压力。但是在我说出打算放弃的时候，他竟然受惊不小，他没有想到压力居然到了如此地步。丫头，真的抗不住了吗？咱是那么脆弱的人吗？咱有那么糟糕吗？咱历来挺棒的呀，咱的信心哪儿去了？他开始说服我，同时也在质问我，他问我：你到底认为自己有多糟糕，以你的综合素养，你能糟到多么不堪的地步？不可能啊！为什么要放弃？！这不是你一直渴望要做的节目吗？！

我没有正面回答先生，在刚刚结束的长时间的直播节目中，我耗尽了所有的脑力和体力。无望导致的虚脱让我不能思想，也不能入睡，我就那样懒懒地半躺在床上，任他说，任他劝。先生显然有些替我着急，他从来没有见过我如此沮丧，但他是个平和的人，他知道除了耐心，就只能是耐心。

最后一眼看表是在凌晨六点，过后，我就朦胧地睡着了。

第二天，也就是２７号，天不错，没风，阳光朗朗的。睡了几个小时，我觉得精神好多了。对于常失眠的我来说，只要还能睡，心情通常就会好。我开始回忆头天晚上想过什么，做过什么，又说过什么。我说过不干了？

其实，我是了解自己的，任何事情在我心里糟到头的时候，通常就是好转的开始，不管客观上事情是否好转。我开始嘲笑自己的脆弱，嘲笑自己面对批评和压力不能保持平常心，我不能原谅自己在镜头前的消极和放弃，不管对我个人如何，至少对节目我没有尽到完全的责任。主持人消极了，谈话节目还会深入，还会有光彩吗？

我进而意识到，只要在镜头前保持平常心，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正常准备，正常发挥，一切都回到正常的状态，就不会太糟糕，至少不会像刚过去的这几次播出那么不尽如人意。用先生的话说就是，以你的综合素养，你能糟到多么不堪的地步？

我一下子觉得如释重负，心像窗外的天空一样，朗朗的，仿佛透着希望。

战争仍在进行，战争报道成了多数收看电视的人的唯一。国际频道在同类节目的竞争中胜出，知名度在一周之内迅速扩大，连一贯只看各种言情电视剧的街头小餐馆的电视都锁定在ＣＣＴＶ４�而在以往的任何时候这都是不可想象的。

没人知道在我的心里曾发生过什么，再回到演播室的时候，我希望自己神情淡定，状态沉着自然。和上一班主持人的换岗时间仍只有两三分钟，别话筒、调机位，抓紧时间和嘉宾沟通。我们的嘉宾白天有工作，六点半我接班的时候，他们通常才刚刚赶到。有时候节目已经开始了，主谈嘉宾还没有就位。一切又在匆忙中开始。

前奏曲响起来了，我做了个深呼吸，仍然禁不住有些紧张。镜头前的消极放弃带来的不良后果，在自己心里还存有隐隐的恐惧。我知道我只有一步一步来。

慢慢地，新闻播报的错误率在减少，和嘉宾之间的访谈交流也越来越积极。而真正觉得在镜头前恢复到平常状态，大约是在这之后的四五天，可能是４月初左右，也就是战争接近半月之时（上帝！收视率最高的半个月），那时候我意识到，自己心理上的一个自我战胜的循环大致完成了，我挺过来了，我没有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