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次战争报道，领导和相关人员在其他方面做了很多，所以大家第一次在中央台的新闻直播中看到了对事件的同步报道，还有同声传译等等过去从没有感受到的东西。但是，在每天长达二十个小时的直播中，除了少量的事件同步画面、电话连线、逢正点的新闻播报，剩下的绝大部分时间需要演播室访谈来填补。但是，谈什么，怎么谈，没有细致规划，至少在战争进行的初期天天如此。

一天十来个小时，和嘉宾谈什么好呢？我发现头两天的节目有些乱，从结构上看谈话的随意性较大，缺乏通盘考虑，我想安排得有条理些。于是我和当天的应邀嘉宾张召中先生沟通，节目一开始，先对一天的战况作综合评述，再请国际问题专家对当时或当天围绕战争而发生的国际关系进行分析梳理，一晚上分成前后两个时段，每个时段设置一个核心话题。设置核心话题一是为了让谈话听起来有中心、有条理，二来在没有新闻事件可评可述的时候，核心话题可以帮自己抻节目时间。

张先生对我的想法很赞成，他说，他也希望能有较整块儿的时间先对战争进程作较全面的分析，否则零打碎敲地总是说不完整，观众也会听得一头雾水。这就是后来大家一直看到的，节目一开始，总由军事专家指着地图说，今天美军如何运动，英军又在哪里，伊拉克方面损失多少，敌对双方战略战术运用得失等等。

那天是３月２２日，战争进行的第三天。张先生是个很感性的人，虽然身为专家，但说话朴素而生动，非常生活化，他的战争评述受到了绝大部分观众的欢迎。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按照预先的约定，由张先生先作战争评述。张先生兴致很高，讲得很投入，也很放得开，但是没有多久，我便发现其他专家因此面露尴尬。他们的内心活动我当然理解，同样身为专家，较长时间不发言，在镜头前就难以安然端坐。我意识到我必须适当打断张先生的发言，把机会留给其他专家，至少要留给另一位军事专家，否则由五个人（四位嘉宾和我）构筑的谈话氛围可能就会出问题。镜头锁定在张召中的身上，观众的兴趣也锁定在他的身上，镜头以外的其他任何因素观众看不到，当然也没有兴趣。不得已，我开始打断张先生，在我提出问题之后，有意让另一位军事专家回答。但不知是因为紧张，还是什么别的表达障碍，他的回答并不精彩，我只好把话语权再次交给张先生。之后又有过几次交换，然后又不得不拉回来。张先生那天兴致真的不错，虽然有几次硬性的打断，但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发挥。他开始分析美军的失误，认为美军打得极糟糕，如果从军事上给他们判分，美军顶多得六分。张先生认为伊拉克打得不错，在各个方面都不如敌军的情况下，防守打得有板有眼，他给伊军判了九分。张先生把正在进行的战争分析得很技术，像一个外科医生在做生理解剖，丝毫与情感无关。听着听着，我心理上有点怪怪的：为什么如此技术地说到战争呢？这里不是军事院校的课堂，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生命呢？

头天晚上，我在家里做准备的时候，曾想过要从多方面来看这场战争，最好能够谈得人文一点，有生命感一些，张先生的谈话尤其增加了我在这方面的感受。于是，我开始转变话题。我说道，在军事专家眼里，伊拉克可能就是一张军事地图，而在普通人的眼里，伊拉克是一个有着七千年文明的古国，两河流域孕育了人类的文明，巴比伦大学就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大学之一。在这样一块土地上发生战争，最终是整个人类的不幸等等。我试图把话题从战争转向伊拉克历史，转向和平。张召中先生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他很快说：不好意思，你这么一说，好象我这个人很嗜血，其实我也不希望那里有战争。张先生在伊拉克工作过两年，他随后向大家介绍了伊拉克在没有战争的时候如何富裕，人民生活得如何自在，而别的专家也很快加入到谈话当中，最后，谈话在为伊拉克民众生命的祈福中结束。这个环节从一开始到结束大约一个半小时，就是这一个半小时，让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做被批评，直至什么叫做被否定。

很多观众恼了：你为什么要那么无理地打断张召中？我们就想听他说。我前面已说明，当镜头只锁定在张召中身上的时候，观众是看不到其他嘉宾的尴尬的，但我作为主持人，不能只任由一人发挥，而冷落了其他的嘉宾，否则，后面的谈话就一定会受到那种尴尬氛围最直接的影响。对于主持人来说，无论如何也不希望有那样的局面出现。张先生是个非常有个性的专家，看问题视角独特，善于分析，也敢于预测，相当多的观众认可他喜欢他是非常自然的。我前面也说过，他是我见过的在镜头前难得那么松弛的嘉宾，在镜头前发言就好比生活中聊大天一样自然。这一点，观众当然觉得新鲜。我们的屏幕不知什么原因，似乎对被采访者有一种框定，人们一上镜头说话就立刻转变语码，说的既不是平时的那个腔调，也不是平时的那个意思，连孩子都是历来如此。老百姓为什么不喜欢张召中呢？当然喜欢！徐俐那样地不想让他多说，不就是成心同观众找别扭吗？我这里把一封观众来信摘录如下：

“作为主持人，你以前是以职业妇女的形象出现的，我一直对你评价不错。然而，你这次在‘关注伊拉克战事’中的表现，却让人大跌眼镜。我们搞了民意测验，９４％的观众认为你在整个播出中太注重自己的形象，甚至常常有自鸣得意之感，在对专家的提问中，盛气凌人像小学教师在审问小学生。”

无理，无知，不尊重嘉宾，甚至教训嘉宾（观众把我转变话题看成是对张先生的否定），自以为是，居高临下等等，构成了一股我至今也搞不清楚到底有多大的批评声浪。我的同事告诉我，央视网站有类似的评论，我打开一看，果真有，但仔细一看，又看到了非常有意思的一幕。当一部分观众把我批评得有些过分的时候，就一定会有另一部分观众在留言后面跟帖子，把我高度赞扬一番。比如，有人讨厌我打断嘉宾，认为我犯的是不能容忍的最低级的错误，有人就说，为什么不可以打断呢？嘉宾又不是神，嘉宾说的话句句都对吗？有人认为我转变话题是为了教训嘉宾，自我卖弄，而有的观众就认为，我谈那样的话题是视角独特，悲天悯人，有大情怀。

但无论如何，我感受到了批评的压力。我们的节目开通了电子邮箱，观众的批评自然进入到我的工作环境中，我从同事的脸上看到了那种批评的影响。领导严肃地告诫我（他的表情我只能理解为告诫，是我的职场生涯中唯一的一次）：“你必须把自己退后一点，你的个人意识太靠前，表达个性太鲜明，观众不接受，有人要求撤掉你，你明白吗？”

节目刚进行到第三天，领导如此地警告你，你得有多好的自制力和多强的自信心，才能防止心理危机的出现呢？当然，我理解领导面临的压力，战争报道使四套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领导希望各个环节都尽善尽美。如果在平时，我相信面对同样的压力，人人都会平和得多，淡定得多。

那一下，我有点懵。我不知我究竟错在什么地方，而那个错究竟有多大。我在镜头前早已习惯用毋庸置疑的语气说话，配合我干脆的手势，看得顺眼的认为那是自信，看不顺眼的会认为那是居高临下、无知、霸气。但是，我用那种方式在镜头前说了二十多年，不那么说，能怎么说呢？而领导的告诫让我意识到，我没有思考选择的余地，我必须在表达方式上做出大幅度的调整。

有意思的是，张召中先生２２号晚上的发挥状态也让节目负责人感到了隐隐的忧虑，他们担心率性的张先生会意外出格，因为节目是直播，说出去的话就好比泼出去的水，没有任何挽回余地。当时中央台对这场战争的报道要求是，理性、客观、超脱，不对战争的是非对错作任何评论。所以在战争进行的前三天，观众透过我们的节目看不到中国政府对这场战争的任何看法。如果张先生就此发挥下去，会不会在报道尺度上闯祸呢？领导决定，张先生先下来，暂时不用，以后再说。这就是过后的三四天，观众为什么没有在屏幕上看到张先生出现的直接原因。没有了张召中，观众不乐意了，有观众甚至说，一定是张先生把徐俐得罪了，让徐俐下去，请张先生回来！

张召中先生有一群庞大的受众迷，有一拨女学生就托人转告张先生，她们很少看到一个这样有地位的军事专家，头不白，肚不挺，相貌英俊，说话幽默，她们表示，如果张先生愿意，她们想报考张先生的研究生。而网上对张先生的赞扬就更多了，有人表示，节目中没有张先生就没有什么看头，收视调查也显示，没有张先生出现的那几天，收视率确有下降。可以想象，２２号晚上，我算是把张迷们彻底得罪了。

从那天开始，我在战争报道的镜头前变得小心翼翼，在提问之前，我会先用“请教”一词，我的语气也开始变得有些犹豫，我几乎不再打断嘉宾的谈话，不得已要打断的时候，先在前面加一通解释（有些过后看来纯粹多余），再行打断。

关于不合时宜地打断嘉宾（我指的是除和张先生合作以外的另一些时候），我不得不做个说明，其实有些时候责任不全在我。开战的前一周，导播台上的混乱是外人难以想象的，导播也是第一次导这样大型的节目，我能从耳机里听出，他们因为紧张而发指令的时候，声音都有些颤抖。因为大家对节目太重视，经常会出现多头指令，而且因为心态的不放松，在不必要那么紧张的时候，导播或者其他人也会以一种格外紧张的语气向主持人下达指令：有电话连线，主持人赶快打断嘉宾，赶快！赶快！导播台上的工作千头万绪，导播通常无暇仔细倾听嘉宾的谈话，也许那会儿嘉宾正谈在兴头上，观众也听得津津有味，那时候的打断是极不明智的。如果导播听了嘉宾的谈话，而且心态放松，他们有时就可以不那么着急，可以让在线记者在电话上多等一小会儿，或者让同步画面晚进来几秒钟。而我是一个容易受情绪感染的人（某些时候这成了我的弱点），导播一急，我也会很快地跟着打断嘉宾。通常那个时候，我的语气是果断而急促的，给人的印象是没有商量的余地。尽管在打断之前，我都会先说一声″对不起″，但是我的果断乃至武断的语气，再配合上我的坚定的手势，综合产生的效果就使得那句“对不起”如同没说一样。无理的印象就是这样形成的。有时候，不在乎我说了什么，而关键是我在怎么说。

那么，除了以上说的技术方面的原因，我有没有自己的问题呢？当然有。当我有足够的兴趣去做一个节目的时候，我的镜前状态往往会呈现出一种特有的自信，甚至还有点不自觉的张扬，而那种不明确的张扬气质就看出现在什么时候。合适了，添大彩；不合适，就必然减分。